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与创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一直以来都是学界争论的主题，对于其概念内涵和理论基础的界定直接影响到政策认知与取向。本报告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真正理论基础，能更好地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延续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
1.“供给学派”理论不是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基础
郑尚植、王怡颖[34]研究发现，自中共中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有学者从西方经济理论出发对其进行解释，如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和供给学派等，但都存在一定的理论局限和解释困境，并没有真正考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本质和实践逻辑。因为无论是强调需求侧的凯恩斯主义还是强调供给侧的供给学派，都把需求与供给分割开来，分别作为两种宏观经济政策的相机抉择，并没有真正看到供给与需求背后的统一性与协同性。因此，供给侧改革不能从萨伊定律、里根经济学和供给学派等西方经济理论中寻求改革的理论基础。
刘伟[35]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为适应和引领新常态采取的一项战略举措，这一战略举措在理论和实践上与西方“供给革命”有相似的地方，但更有本质的区别。二者在理论渊源和历史观、政策机制和实践效果及制度基础和创新动力等方面有明显不同。具体而言，西方“供给革命”的理论渊源在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以来的传统，而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根据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西方正统经济理论和政策忽视供给分析和管理的制度性和体制性原因，而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革命”有明显的政策差异；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很难适应和满足西方“供给革命”政策对体制机制变革提出的深刻要求，几乎无法取得成功，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和改革是统一供给与需求管理，可以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必要的制度基础。
张俊山[36]对学界存在的两种误区进行了解释，认为并不能用“供给学派”这一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来解读供给侧理论改革，也不宜直接将“供给侧”解释为生产，认为供给侧改革就是尽力调动“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等要素以增加供给。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张俊山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在于建立一个发展动力充沛、内部循环通畅、可持续的社会再生产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新形势下对我国社会再生产体系的再造。
王丛、张在旭[37]也对为何西方供给学派无法作为我国供给侧改革理论依据进行了阐释，认为西方国家借助供给学派之主张是以“滞胀”的出现为前提的，但我国目前出现的只是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法简单借助供给创造需求来实现，需要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和工具应对之——在进行结构性调整的同时，扩大有效供给，实现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的平衡。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
蓝庆新等[38]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理论依据、理论空间、理论支撑、理论指导等进行了研究。分析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物质生产论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为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创新驱动理论为深入推进改革拓展理论空间，生态文明观为发展方式提供理论指导，劳动价值理论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运行保障提供理论支撑。从逻辑关系来看，物质资料生产理论是统领，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总量和结构平衡理论是目标，创新发展与生态文明理论是发展方式，劳动价值论是保障，它们相互作用，动态优化，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理论指导。由此可见，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https://www.daowen.com)
陶启智等[39]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明确论述了物质资料生产中生产、消费、分配与交换四个关联过程。在整个物质资料生产的总过程中，生产是初始阶段，消费是最终过程，交换和分配是连接始末的中间步骤。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生产关系，需要全面考察人们在以上四个环节内的各种经济关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中，生产即是供给，因此，为提升国力、进一步提高丰富居民生活水平及内涵，发展、改革与优化供给端的数量与质量，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考虑所有问题的出发视角与根本立足点。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推进和深化供给侧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张俊山[40]对如何运用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指导做了深入分析。分析认为，从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角度出发，可以发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主要是如何更好地补偿再生产所需要的物质和劳动力要素问题，而不是经济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从海外购买奢侈品”一类的问题。依据资本周转理论，“去产能”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产能过剩行业的固定资本进行处置，且必须对过剩产能行业的固定资本作具体分析，对不同类型的固定资本做出不同的处置。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则提示我们，供给侧改革不仅在企业层面，更涉及整个社会再生产的比例问题，即必须全面以提升再生产体系水平质量为目标组织生产，进行经济改革。
谢地[41]认为，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是产业组织和产业结构矛盾的某种表现，但从根本上说是资源配置扭曲的结果。他援引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理论揭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一般规律，认为深入挖掘这一理论，有助于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能过剩的生成机理，寻找治理产能过剩的路径具有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价值，能够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理论指导。
郑尚植、王怡颖[42]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必须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原理，研究指出，当前中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表现为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已经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系对中国社会生产力所产生的巨大能动作用，因此，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在于如何重构生产关系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基于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理论，作者分别从生产与消费、生产与交换、生产与分配三个方面解读当前中国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表现与现实困境，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本质。具体而言，从生产与消费角度层面来看，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说的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本质上就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供给与需求的平衡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需要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协同发力，由此决定了供给侧改革需要重构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从生产和交换角度层面来看，马克思认为生产决定交换，在生产本身中发生的各种活动和各种能力的交换，直接属于生产，并且从本质上组成生产，且交换对生产也存在反作用。随着全球金融深化，马克思关于生产与交换的辩证关系就表现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相互作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如果处于交换领域的虚拟资本的扩张严重背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要求，最终将引发经济危机。因此，供给侧改革的“去杠杆”这一任务主要在于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耦合。从生产与分配层面来看，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反作用于生产，且二者具备同一性，互为前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研究最主要集中在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上。根据《资本雇佣劳动》的分析，资本无偿占有劳动的剩余价值，工资和利润是互成反比的。鉴于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劳资雇佣关系依然成立，这一分析框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资关系仍具有解释力和生命力。因此，供给侧改革必须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重视劳动力对产出的贡献，从而提高劳动者报酬。
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创新与其他解读
白暴力等[43]分析了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创新，认为供给侧改革目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物质资料生产理论。供给侧改革从生产领域入手，以不断提高生产力为目的，通过不断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满足社会不断升级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是马克思主义物质资料再生产理论在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新表现，是对马克思主义物质资料再生产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一方面，供给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结构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结构理论和产业结构调整理论；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资本再生产两大部类比例关系理论和产业结构调整理论，提出通过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和科技创新升级产业结构推进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理论，为我国深入推进供给侧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企业生产关系的改革和完善，有利于切实提高企业劳动生产力，充分发挥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供给侧改革中的主体地位，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微观主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
黄新华等[44]认为，供给侧改革是相对于需求侧管理提出的经济治理新思路，是国家经济治理政策的重大变迁，并从政策变迁的角度分析了这一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首先，通过考察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解释了我国经济新常态下从需求侧管理到供给侧改革这一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认为政策变迁受到国内经济形势、国内社会环境以及世界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是主动适应经济社会“新常态”的政策调整。其次，从政策角度出发，认为随着需求管理政策的弊端日益凸显，推进供给侧改革成为国家经济治理政策的必然选择。再次，政策主体（政策制定者、政策参与者）及其理念的转变是推动政策变迁的关键力量。我党治国理政的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决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定时期内经济工作的重点。基于从需求侧管理到供给侧改革这一政策变迁内在逻辑的分析，作者认为，深化供给侧改革必须深入研究市场变化，理解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