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沟通的背景和意义

在医学的发展过程中，生物医学模式占主导地位。生物医学模式有较为严谨的科学实证思维，为人类的生命和健康做出巨大贡献。

随着社会的繁荣和进步，城市化趋势日益明显，公共卫生和社会保健的作用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疾病和健康问题必须采取社会化的措施才能治愈和解决。健康是一项基本人权，健康利益是人类的共同利益，这已成为全人类的共识。共同保护生态环境，共同预防全球性高发病和严重传染病，医学社会化的趋势日益明显。1974年布鲁姆提出的环境健康医学模式包括环境、遗传、行为与生活方式和医疗卫生服务四个刺激因素。德威尔在环境健康医学模式的基础上，阐述了卫生服务和政策相结合的综合健康医学模式。

随着疾病谱发生显著变化，恶性肿瘤、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显著提高。1977年，美国医学专家恩格尔在综合健康医学模式的基础上提出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现代医学不得不面临最棘手的人的心理和社会无形的因素对疾病和健康的影响，这些因素既能治病又能致病，心身疾病成为现代医学不易攻克的堡垒。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在经济上，医疗机构被要求独立生存于市场经济环境中，以市场经济的方式服务患者和社会，医方的思想行为和职业行为不得不随之改变。而患者和社会仍然对医务人员怀着“看病归国家管”的期望，以往无条件“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被“经济”这只无形的手掌控，导致医疗机构不得不关注经济效益，以谋求生存和发展。因此，计划经济时代的医患“天然盟友”的传统关系受到强烈撼动，医患纠纷时有发生，医患关系变得不那么和谐了。据某省卫生行政部门对省内医疗机构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1993—1995年，该省每年发生医疗纠纷约700起；1998年，该省发生的医疗纠纷陡然增至6000多起，增幅之大，令人吃惊，并且不少医患矛盾激化为对医务人员的人身伤害案件。(https://www.daowen.com)

美国和德国的医疗技术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美国每年发生医疗事故死亡人数依然在4.4万～9.8万。人口只有8200万的德国，每年发生的医疗事故也在10余万起。但这些西方国家的医患关系和谐，这与医生在民众中公信力比较强，医疗保险制度、医疗法律和相关配套措施较为完善有关。

研究表明，影响医患关系的因素包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文化、教育、法制、风俗习惯等。因此，减少和防范医疗纠纷的发生不能仅仅依赖一种方法或一门学科，而是要把哲学、政治经济学、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相结合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因此，在我国逐渐健全医疗法律体系、提高医疗经费投入、深化卫生体制改革和提高医院管理水平的同时，医务工作者要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以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为导向，改变自身观念和医疗实践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