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音乐对中国新音乐的影响

中国音乐文化的世纪初变化，除了有社会功利目的的原因，还有音乐文化本身变革的内在要求。新文化运动提出向西方学习，以“科学”和“民主”改造中国，这一观点对中国音乐的变革发生了重大影响。西方音乐教育体制、教育内容的引进是中国现代音乐转换最重要的基础。西方音乐教育体制源于西方近代教育观念，强调人的创造和欣赏习惯要受到自然之内在规律制约，其教育核心是“知性”教育。中国现代音乐教育机构不仅引进西方的教育体制，也引进了西方的教育思想。从它产生之日起就与中国传统音乐的传习走着不同的路径，它以工具理性的“知识”教育代替了传统价值理性的“情感”教育。在当时，将具有科学理性精神的教育体系引入中国，是有积极意义的。

20世纪20年代以后，西方音乐文化的传入逐渐被中国音乐家消融在新的创造中。他们积极引进外来音乐体裁、表现形式、创作技法，不同程度地加以“中国化”。王光祈在他的《欧洲音乐进化论》中表明：“现在先整理吾国古代音乐，一面辛勤采集民间流行谣乐，然后再利用西洋音乐科学的方法把它制成一种国乐。这种国乐的责任，就在将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表现出来，使一般民众听了无不手舞足蹈，立志向上。”^[3]在改进国乐实践中做出重要成绩的刘天华也持有类似观点，他主张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神，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湖流，从东西方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中国现代音乐家们所寻求的这条“新路”，便是借用西方的技术理性来表现中国民族的新精神，他们将“西学中用”的理念付诸实践，做了有益的尝试，如将西方音乐写作技法与中国传统题材相结合（黄自的清唱剧《长恨歌》）；将西方音乐的复调技术与中国曲调相结合（贺绿汀的钢琴曲《牧童短笛》）；将西方的音乐体裁与中国音乐结构相结合（冼星海借鉴康塔塔体裁写作的《黄河大合唱》）；将西洋乐器及表演形式与中国古典音响相结合（江文也的交响乐《孔庙大成乐章》），等等。(https://www.daowen.com)

西方音乐文化中的理性精神随着技术理论的运用，改变了中国现代音乐的面貌。过去中国人习惯于整体体验的音乐文化被分割成精密的知识体系；随着输入以十二平均律为基础的西洋键盘乐钢琴，引进了西方的功能和声体系，改变了民族的音调构成观念；诸多新体裁的音乐由旋律作曲法改为近代西洋作曲法。西洋音乐中以交响音乐和大合唱为代表的大型音乐体裁，具有宏伟叙事的功能，音响辉煌，气势磅礴。西洋器乐美声唱法，音域宽广、音色丰富，正好表达崇高美，接通了时代的审美崇尚。更值得注意的是，工具理性突出了其现代性意义，理性教育在短短时间就培养出一批批新式音乐人才，富有成效的创作技能使他们获得丰硕的成果。

然而，西方技术理论的引进，不可避免地也会带来负面影响。音乐技术应是某种文化积淀的产物，它既具有人类音乐文化的共性，又具有某一民族文化的个性，涵化于西方音乐文化的技术理论不可能完全包容极富个性的中国传统音乐和民族民间音乐的特殊规律。西方技术理论的强势话语影响了中国本土音乐技术理论的传承和对本土音乐研究的准确性。当20世纪末音乐从工具论回归本体时，音乐文化的多元发展要求便随之暴露出它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