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忙会战，汤恩伯军在忙搜刮
1944年新年过后，东京终于迎来了少有的一场大雪。漫天鹅毛般的雪花飞舞着，街头一片银装素裹。天冷得邪乎，路人行色匆匆，寂静和萧瑟中，新年的喜庆气息几乎难觅踪迹。只有市谷高地日军大本营内，一片灯火通明，一片忙碌紧张。
针对中国战场的一次大会战已是箭在弦上，绷紧了大本营每一个军官的神经。
从中日全面战争的第一年起，日本军政决策者，无一不想一举解决中国问题。他们的头脑并不愚笨，他们深知陷入中国战场的后果，他们也未将中国当作他们最主要的敌人。在日本军部的长远规划里，俄国、美国才是他们的首要敌人。如果把国力都消耗在应对中国这座战争泥潭里，将来拿什么与美、俄决死一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虽横扫整个西北太平洋，但战争潜力也已发挥至顶峰，如果同时与中、美两国作战，日本显然力不从心。为了全力对付美国，日本的唯一之计，只能是尽快结束与中国的战事。
早在1942年，当时日、美刚刚开战，日本国内就结束与中国的战争一事几乎众口一词。2月9日、3月19日和5月29日，焦躁的日皇裕仁，连续3次召见参谋总长杉山元，以带有指责的口吻说：“卿不能想个办法来了结支那事变吗？”
日本发动中日战争时，杉山元是陆军大臣，这个人称“愚图元”的战争鼓吹者，“七七”事变后曾叫嚣“一个月解决支那事变”。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几十个“一个月”过去了，事变没解决，倒是杉山元荣升一步，执掌日本陆军的军令大权。官升了，但“战争狂人”的认识并没有随权力的扩张而有所长进。他晃着粗大的脑袋，对他敬畏的天皇躬身答道：“容臣下仔细研究。”
杉山元“研究”的结果，就是进攻四川的“五十一号作战”，以及进攻西安的“五十号作战”，两者统称为“五号作战”。中、日之间的设想差距太大，外交谈判根本没有可能，日军别无良策，只好再一次回到力拼的原点。
日本之奇葩在中国问题上暴露无遗。说到结束与中国的战争，几乎人人举手赞成；但落实到各个具体的部队和单位，就又变得理由多多、无法结束。一件关系国运的大事就这么拖得遥遥无期。
日皇裕仁让参谋总长结束与中国的战争，一心为日皇谋划的彬山元却拿出了一个野心勃勃、与中国大干一场的计划，这真让人哭笑不得。然而，调兵遣将刚刚进行了一半，太平洋战场形势却迅速恶化，中途岛海战失败，日本海、陆军在瓜岛陷入苦战，而“五号作战”的核心将领第11军司令官冢田攻也机毁人亡，“五号作战”还没开始就胎死腹中。
时间推移至1943年下半年，形势对轴心国越来越不利。意大利投降，德、日转入战略收缩，日本在太平洋的制海权与制空权日益丧失。海上咽喉被扼，日本的军品、士兵运不出去，南洋的战略物资运不回来，日本国运危如累卵。危急中的日本，就像一个被恶疾折磨得几近疯狂的病人，病急乱投医，只能将魔爪伸向大陆，妄图从中国战场打开困局。
这样，“五号作战”变成了“一号作战”，作战目标也由进攻四川降服中国，变成了打通大陆交通线。
但在开罗会议与常德会战期间，中、美空军以15架战斗机、轰炸机由中国大陆起飞，突然空袭台湾新竹的日军，日军大本营和日本朝野极为震撼。在日军大本营看来，中、美空军既然能空袭台湾，那么日本本土也随时暴露在中、美空军的火力打击之下。于是，为了夺回制空权，“一号作战”便临时加入了新的作战目标，即摧毁美空军的在华基地。
1944年1月，日军参谋本部的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跑到陆相东条英机那里，向其说明“一号作战”的目的：“从摧毁敌航空基地、打通大陆交通线、击溃重庆野战军、获取大陆重要资源考虑，决意发动‘一号作战’，特来听取大臣的意见。”
服部卓四郎是东条英机的亲信，也是东条在参谋本部的代言人，所以事事都要请示东条的意旨。
东条英机坐在办公桌前，腰板挺直，盯着服部卓四郎问道：“真正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作战目的必须简单明了。”
作为日本陆军与政府的代表，东条英机一肩挑起半个内阁，也并非无能之辈。日军在作战指导上一向混乱不堪，贪大求多，没有重点。东条看出了这个弊病，便要予以纠正。
服部卓四郎的脑筋转得很快，立即想到东条英机最关心的是制空权问题，便应声答道：“最终目的是摧毁敌航空基地，而且要使作战要领与之相适应。”
东条英机点点头，表示满意。接着问道：“具体的目标都有哪些？”
服部卓四郎答道：“西南方面为桂林、柳州等，东南方面为遂川、建瓯、南雄等。”
东条英机说：“听说成都也在建机场，摧毁了桂林、柳州的基地，四川的基地还会继续存在，我们的对策是什么？”
服部卓四郎一时语塞。
东条英机继续说：“进攻西安，将我航空基地推进至陕西，将四川省的敌航空基地置于我航空控制圈内，服部君认为如何？”
服部卓四郎立即现出一副恭敬的样子，说：“大臣所见甚是。”
其实，服部卓四郎明白，这些设想无论有多美妙，也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付出重大伤亡，攻占西安又能如何？在中国战场投入再多兵力，也不能阻止太平洋战局的恶化。即便摧毁了中国大陆的航空基地，美军也完全可以在西太平洋诸岛上找到替代者。
作战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服部卓四郎最终向同僚透露出了底牌：“如果在中国大陆，陆军能单独进行传统的野战，就可借以提高全军的士气。”
在日本，无论是军部，还是一般民众，要鼓舞士气、对战争的前途有信心，眼下只能寄希望于“一号作战”。而其他的那些名目繁多的作战目标，不过是穷途末路的借口而已。
早在1942年2月，日军在太平洋战线加速溃败。先是美军攻占马绍尔群岛、特鲁克岛，进逼马里亚纳群岛，腊包尔陷入孤立，接着美军又突破丹皮尔海峡，进逼新几内亚岛，战火烧到了日军的绝对国防圈，距日本本土仅一步之遥。不久，继一年前山本五十六大将被击毙之后，新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古贺峰一大将也机毁人亡。日本海军连失两位长官，士气大损。
为推卸战败的责任，日皇裕仁借口辅弼者无能，更换参谋总长、军令部长，以东条英机、岛田繁太郎继任。同时，为了牵制东条，裕仁还设立两次长制，以前任参谋总长后宫淳为第一参谋次长，以现任参谋次长秦彦三郎为第二参谋次长。至此，东条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成为日本自“大政奉还”以来最有权势的皇权辅弼者。日皇与他最为信赖的臣子东条英机，进一步将日本这台失去离合器的疯狂战车，驶向了悬崖的最高处。
在经过日皇的批准后，1月24日，日军大本营发布“大陆命”第921号，及“大陆指”1810号，向侵华日军正式下达“一号作战”的大命。
1944年3月15日，日军参谋本部大楼里，新任参谋总长东条英机大将，第一参谋次长后宫淳大将，第二参谋次长秦彦三郎中将，作战部长真田穰一郎少将，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大佐，以及战争指导、情报部与陆军省的众多要员齐集一堂，商讨日本的前途与命运。
日军参谋本部第二十班（负责战争指导），对本年度的作战作出预测，结果极其不妙。面对盟军凌厉的攻势与充盈的战争潜力，他们哀叹道：“当前日、德两国分别被压缩到绝对国防圈内，而且我之国力、战力，自今年七八月以后，将日益走上赤贫的道路。”
参谋次长秦彦三郎小心翼翼地建议：“在目前形势下，如德、苏实现和平，欧洲就要和平，进而有可能演变到世界和平。日本对此究竟采取何种方略？与去年御前会议作出决定时相比，形势也有了变化。对此必须转换头脑，重新研究对策！”
靠战争起家的东条英机听后，脸上青筋跳动，厉声说道：“作为帝国的军人，今后勿再议论和平问题。即便耗尽国力，也要战斗到底。”
一屋之内，噤若寒蝉。
此时，东条英机的亲信服部卓四郎站起来，解释他们这一派的看法：“只要在东面各岛屿阻止敌人的进攻，在西面打通并保持大陆交通线，帝国就可以利用南洋的资源，快速恢复战力，在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发动大规模反攻。”
说来说去，欺软怕硬的日本军部，觉得在中国战场也许能捡到便宜。他们对美、英作战的失利，又幻想着可以通过“一号作战”从中国战场获得补偿。
为了实施“一号作战”，日军不惜血本，集中兵力51万，战马10万匹，火炮1500门，汽车约15000辆，其中除数十个野战师团、独立旅团、骑兵旅团外，还投入1个战车师团、10个航空军、8个野战补充队，以及从关东军抽调的大量工兵与舟桥部队。以如此规模的重兵，在黄河至桂林间2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同时展开前所未有的百万日军大远征。
在日军的总体规划中，“一号作战”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阶段是平汉线作战（即我们所说的豫中会战），以打通黄河至信阳间平汉线为目标；第二阶段为湘桂作战（即我们所说的长衡会战与桂柳会战），以打通粤汉线与湘桂铁路为目标。
整个1944年的春天，日军调兵遣将，编组训练，以中国军队第一战区、第九战区、第四战区为目标，磨刀霍霍，中国大地再次战云密布。
大战在即的中国军队，此时却在制造摩擦与内斗的旋涡中挣扎，走上了全面溃败的不归路。这种蜕变，伴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力枯竭，愈演愈烈。
其实，早在珍珠港事变前后，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就已透过青
之末，感受到风雨来临之前的寒意，发出了令人警醒的悲音。
1941年冬，重庆李子坝，一个隐秘的庭院里，传出酒杯相碰的清脆声响，随之人声也渐渐高了起来，周遭的寂静被打破了。
屋内，炭火宜人，暖如三春。酒桌上一把酒壶，一坛老酒，几碟小菜，正中摆放着一大盘腊狗腿。酒桌边只有两个人，一个40岁上下，一个30岁出头。两人虽身着便装，但英武精干的军人之态一望而知。
年长的名叫贺衷寒，湖南岳阳人，黄埔一期生。在黄埔军校，与蒋先云、陈赓并称“黄埔三杰”，与胡宗南并称“文贺武胡”。早年，贺曾加入过中共，后来变节脱党，投入蒋介石门下，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成为反共的急先锋。
1930年代，作为蒋介石“十三太保”的核心人物，贺衷寒积极协助蒋介石组建三民主义力行社，以及它的外围组织中华复兴社等，在中国极力推行“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效法德、意法西斯，实行党、政、军与思想文化的一元化。在此期间，贺衷寒青云直上，控制了国民党军的政训系统，建立了庞大的党团组织，把持了一部分文化宣传机器，最终成为黄埔系的政治领袖。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黄埔系内人心惶惶，贺衷寒凭借资望，成为一时的中心人物。但他错估了形势，以为蒋介石再无复出可能，于是便与何应钦私相谋划，发动黄埔系将领联名“讨逆”，极力主张讨伐张、杨，轰炸西安。他以为万一蒋介石不死，其有发动“勤王”之功；万一蒋介石性命不保，又可成为拥戴何应钦掌权的元勋。孰料，蒋介石竟安然返京。何应钦以篡位之嫌，险遭不测。而贺衷寒也由于居心叵测，再加上戴笠的告密，蒋介石大为忌恨，当面大骂他：“我还没有死，就把我出卖了，混蛋的家伙！”
不久，贺衷寒被革去所有重要职务，从此一蹶不振。
1940年至今，昔日的黄埔系政治领袖，竟被弃置不理，除了一两个虚衔之外，并无一点实权。抚今追昔，贺衷寒怅恨不已。
此刻，陪他喝酒的那位年轻人，也是复兴社的一个重要人物。此人名叫萧作霖，湖南邵阳人，黄埔六期生，少将军衔。复兴社建立之初，以20多岁的年纪，曾任复兴社湖北分社、河南分社社长，其后又主持复兴社的思想宣传工作。后来，也逐渐失势，无处安身。
几天前，贺衷寒听说萧作霖在西北被解职之后，返回重庆待命。贺衷寒同病相怜，便把这位老部下邀来，共吃腊狗腿。
萧作霖毕竟年轻，啃了两根狗腿，喝了几杯酒，就把满腹的牢骚和盘托出。
他手执狗的腿骨，把桌子敲得梆梆响，破口大骂蒋介石：“老头子真是昏暴之极。信任群小，不辨贤愚，党国前途，暗淡无光。”
贺衷寒也有些醉了，不把萧作霖当外人，索性把自己的城府敞开来：“你哪里知道，蒋先生暴则有之，昏则不然。你没有看到他统驭术的绝顶高明。”
萧作霖并没有醉，听贺衷寒直呼“蒋先生”而不称“校长”，心中便多了几分诧异。而听到贺衷寒说出“绝顶高明”几个字，更是伸长了脖子，等待贺衷寒的下文。
贺衷寒已经失去了政治生命，也不再去顾忌什么。借着酒劲，来了兴致，为他面前的这位年轻后生答疑解惑。
“要知道，他一向抓得很紧的是军队、特务和财政这三个命根子。他这三个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亲信的人替他看守，同时又让这三种力量互相依赖互相牵制，而只听命于他一人。这三个方面的每一方面，又都各有三个鼎足并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牵制。军队方面是陈诚、汤恩伯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财政方面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陈氏兄弟；他们之中谁也不敢有所挟持而无所顾忌。
“所有这些人，除了孔、宋是他的至戚外，其余都是浙江人，连宋子文的原籍也是浙江，可以说，都是他极亲信的人了。可是他对这些人还都有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难道这还能算是昏！”
贺衷寒的情绪越来越激愤，萧作霖听得惊心动魄，大气也不敢出。放下酒杯，丢下筷子，望着老上司因激愤而扭曲的脸，静静地听着。
贺衷寒的声音继续在屋子里回荡。
“他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是懂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像复兴社这样的组织，他也只是一时利用一下子，等到他已被捧成了绝对的独裁领袖，当然就不再需要这个组织了。因为他唯恐复兴社发展到一旦难于驾驭的地步，尤其是这个组织的高级骨干多数是湖南人，这也是他所难以放心的。他的运用和打算都是有极高明的权术的，你还骂他昏！可见你还是年轻不晓事，你自己才是有点昏！”
一席话让萧作霖酒醒了大半。他暗暗吃惊，没想到贺衷寒竟把蒋介石琢磨得这么透，而蒋介石也正是由于看穿了贺衷寒的野心，才对他弃置不用！
说了半天，酒也冷了，菜也凉了，贺衷寒见萧作霖呆呆地愣在那里，突然感到自己有些失言，急忙斟酒，与客人对饮一杯。
萧作霖一向对贺衷寒崇敬有加，两人交情也非同一般，他见贺衷寒将一切和盘托出之后，面露疑虑之色。为了让贺衷寒放心，他也必须说出些东西作为交换。
他张口撕下一块狗肉，一边咀嚼一边说道：“蒋先生虽然手段高明，但也未必能如其所愿。”
贺衷寒手持酒杯，正要将酒送入口中，闻听此言，便把酒杯放下，问道：“何以见得？”
萧作霖一脸神秘：“西安事变时，我听萧洒说，早在1930年，胡琴斋（胡宗南的号）率第一师驻防开封时，就与冷欣、萧洒、马志超、陈质平、王天木等人，秘密组织了一个‘三民主义大侠团’，暗中搞了一些小动作。”
冷欣为三民主义力行社的骨干之一。力行社为黄埔系最为核心的组织，蒋介石自任社长，社员精挑细选，从未超过100人。冷欣能在该组织中占据一席之地，其资历和组织能力可见一斑。而马志超、王天木两人，更是有名的大特务，在复兴社特务处，与戴笠、郑介民等特工头子共同起家，名列著名的“军统十人团”。至于萧洒，时任复兴社河南分社社长，也有相当大的分量。
不过，听完这些，贺衷寒的脸上并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冷冷地回应了一句：“这也没什么，这样的小动作到处都是。”
贺衷寒以前和胡宗南互相期许，一个以未来黄埔系的政治领袖自居，一个以未来黄埔系的军事领袖自居。只不过后来，一个青云直上，一个日暮途穷，所谓天悬地隔，两人再也无法相提并论了。
所以，提起胡宗南，又勾起了贺衷寒的伤心往事。不过，萧作霖接下来的谈话却让他精神一振。
“君山（贺衷寒的字）兄，你有所不知，胡琴斋做的事并不简单。我与他相识很晚，直到1936年，他率第1军驻防徐州，我在河南开封做分社社长。一次他因事路过开封，特来访我，两下里谈得十分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慨。不久我去南京，事先并未通知他，不知他从哪里得到了消息，当我车经过徐州时，亲自到车站接我下车，硬是留我在他的军部住了一晚。当时，相见甚欢，彻夜长谈。从那时起，我们交情渐密，胡琴斋的心思也被我看出了几分。”
贺衷寒点了点头。他知道，蒋介石对胡宗南甚为倚重。胡宗南在北伐战争中，率所部教导团火攻南昌牛行车站，全歼孙传芳所部一个师，为北伐军攻取南昌立下大功。1930年中原大战，胡宗南率第1师左冲右突，打得西北军悍将孙良诚所部无处藏身，得到蒋介石的极大赞许。此后，升任第1军军长，率部“围剿”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老河口一役，曾给红军造成相当大的伤亡。
从此，蒋介石便认为胡宗南是军事奇才，不可多得，便有意重点栽培。力行社成立之初，胡宗南即以统兵大将的身份，与另一位带兵将领桂永清一道，进入组织，成为组织的负责人之一。要知道，蒋介石对部下防范甚严，最忌讳带兵将领拉帮结派，涉足政治，但对胡宗南，则另当别论。其中的用意，似乎是把胡宗南作为接班人来对待。所以，当时的许多黄埔学生，在以“嫡子”自居的同时，而胡宗南则径直以“太子”自许。
然而，世事难料，陈诚渐渐坐大，后来居上，而西安事变后，正牌的“太子”蒋经国由苏联回国，胡宗南的地位自然下降。但他有什么不轨之心，倒是从未听说过。
贺衷寒明明对萧作霖的话产生了兴趣，但还是佯装不屑，淡淡一笑：“胡琴斋这个人我也有些了解。此人谨小慎微，器识不远，哪有什么野心？”
屋里热气腾腾，酒力快速散发，萧作霖比刚才又醉了几分。见贺衷寒反应冷淡，便一心辩解道：
“君山兄，年轻时你与胡琴斋过从甚密，胡琴斋羽翼未丰，即便有什么野心，自然也不敢有所表露。但现在已今非昔比，他手握几十万重兵，与重庆阻隔，天高皇帝远，早已萌生了不臣之心。这几年，我和他屡次深谈，发现他有意取中原为基地，并图谋统制复兴社整个组织，广纳人才，争雄天下。(https://www.daowen.com)
“记得前年，我在西安和他纵论历史人物，他极力推崇李靖而以李靖许我，尔后竟说：‘李卫公提三尺剑周游天下，意在谋隋而代之，但他自见了李世民，便自知不如而甘为之下，因李世民已有基业，不可与争。今天你却如何？’
“言下之意，竟以李世民自居。君山兄，你看他的野心小吗？蒋先生被他蒙蔽得太深，再说他又和戴笠结成同盟，其势力根深蒂固，将来恐怕蒋先生也奈何不了他。”
贺衷寒不住地点头，呷了一口酒，将酒杯托在掌中，一边做出观赏酒杯的样子，一边说道：“岂止是胡琴斋，汤恩伯、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龙云，哪个没有野心？胡琴斋、汤恩伯算是他最亲信的人了，还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不必提了。如今，桂系占有广西、安徽、鄂北，龙云盘踞云南，李济深蠢蠢欲动，薛岳、张发奎意存观望，汪兆铭叛国投敌，共党占有华北、华中大部，拥兵数十万，羽翼丰满，难与争锋，将来我等不亡于日本，也要亡于共党。”
贺衷寒是中共的变节分子，知道共产主义的厉害。1939年他以西北慰问团团长的身份，曾进入延安与毛泽东会谈。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延安的崭新面貌，都让他心生惊惧。他明白，日本行将覆灭，地方诸侯也不足为患，真正能后来者居上的，还是延安。
不过，萧作霖却有些不以为然：“现在美军已经参战，日本必败无疑。日本一败，再全力对付共党，必定稳操胜券。”
贺衷寒摇摇头：“你熟悉中国历史，有几个王朝经得起内忧与外患的双重冲击？李唐因用兵南诏，最后亡于黄巢、朱温之手。朱明因疲于应付满洲崛起，而亡于李自成。清朝不敌列强入侵，几乎亡于太平天国，最终又被他们自己所编练的新军推倒。本党抵御外侮，已经元气大伤，加之暮气深重，不知变革，如何敌得过声势正旺的共党！”
说罢，两个失势的野心家隔桌相对，凄然一笑：自己都已落魄不堪，哪有许多闲心，去论别人的是非短长。
两人的交谈就此打住，喝酒，啃骨头，尽兴而散。
时间渐渐推移，国民党的痼疾顽症，如贺衷寒预言，都在一步步成为现实。随着中条山会战的溃败，以及孙良诚、孙殿英、庞炳勋、张岚峰等重要将领投敌，华北几乎成为中国军队势力的真空地带。这样一来，熬过了日军“三光政策”的八路军，便占据了黄河以北绝大部分的区域。与此同时，新四军也从“皖南事变”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在淮河流域日益壮大。
远在重庆的蒋介石，此时不得不对他的战略全局，作出新的调整。他在以胡宗南数十万大军封锁延安的同时，又在河南使出了他的另一把佩剑——汤恩伯，用以“斩杀”江淮之间的新四军。
恶名远扬的“中原王”“汤屠夫”，就这样粉墨登场了。
汤恩伯来到河南的第一个举措，便是扩军。
河南地处中国腹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自清末洪杨之变以来，捻军横行于豫皖交界，刀客（侠盗）遍布于豫西山地。进入民国，又演变出镇嵩军刘镇华、刘茂恩，以及孙殿英、王凌云等大小军阀。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央军、桂系、新四军、日军、伪军纷纷进入河南，地方豪强伍廷芳崛起于豫南，土匪武装遍布豫东，整个河南鱼龙混杂，成为各种势力的交错地带。
汤恩伯进入河南时，手中不过一个第31集团军，但在出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豫、皖、苏四省边区总司令后，自恃大权在握，开始收编土匪团练，吞并杂牌武装，肆意扩充实力。短短一两年间，他即由一个集团军，膨胀为5个集团军，统辖第15、第19、第28、第31共4个集团军的12个军，以及乌七八糟的80多个挺进纵队（每个纵队多则3000人，少则三四百人）。此外，还有独立旅、补充团等名目繁多的部队，分屯于豫中与豫皖边界。当时鲁、豫、皖、苏四省日占区与国统区的地痞流氓、土匪团练武装，无不被他网罗一空。一时之间，汤恩伯拥兵50万，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原王”。
汤恩伯的副总司令沈克，及豫籍重要将领张轸，都说汤是“狗吃牛屎——好多”，还天真地指出汤恩伯扩军不辨良莠，徒然危害地方，对抗战毫无裨益。事后，汤对亲信张雪中说：“沈公侠、张翼三实在不像军人，有些迂腐的书生气，他们竟一再要我裁撤游杂部队，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小不知其大。试问照他们的意见来办，我需要的兵员从何处来？有朝一日新四军大举进攻，不用这些地头蛇，又怎能深入到腹地？”
事实上，打击新四军不过是个幌子，逐鹿中原才是汤恩伯的真实意图。他看到河南的乱局，自恃手握重兵，便有意图取河南为基地，拥兵自重。他的野心丝毫不亚于“西北王”胡宗南。
汤恩伯与胡宗南、戴笠相聚，喜好纵论历史人物。他们所谈，不出“五霸七雄”一类，尤其崇拜秦皇、汉武、魏武、成吉思汗等人。至于汤恩伯自己，还另有一种独特的品位。他由于早年留日的经历，极为推崇日本的武士道。在他看来，武士道是由我国“荆轲刺秦王”“田横五百士”等固有精神传到日本去的，由于我国国势积弱而失传，而日本则相对发扬光大起来。日本兽兵之能征善战、凶残酷烈，就是由此发端。因此，他得出结论，若要成就自己的事业，非残杀不足以立威。早年他在“围剿”苏区时，曾在会昌一次屠杀革命群众3000人。他极为欣赏胡林翼的两句格言“要有菩萨心肠，要有屠夫手段”，将其亲笔写出，放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汤恩伯有意效法古代枭雄，但却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他将以杀立威都用到了个人恩怨方面。汤恩伯毫无大人物的气度，视人命如草芥，动辄以睚眦杀人。鲍刚是他的豫鄂边区游击总指挥，因从他以前的部队里挖了一些干部成立了一个警卫团，被汤恩伯怀恨在心，便指使陈大庆将鲍刚灌醉，于半路截杀，对外则宣称是新四军所为。他的部下稍不顺他意，就被他当场处决。几个副官聚众赌博，被汤恩伯当场枪决。完事后他漫不经心地说：“我有好些日子没杀人了，心里不好过。”以致第31集团军官兵人人自危，私下都称他为“汤屠夫”。
按理说，汤恩伯要做“中原王”，至少要取得河南的民心。别忘了，1942年河南的天灾饿死了几百万人，河南尚未从饥饿中恢复过元气来。可汤恩伯毫无顾忌，将百姓视作蝼蚁，任意戕害。
1943年的腊月，豫东、皖西交界一带，连日大雪，公路积雪盈尺，汽车无法行驶。汤恩伯要从叶县到临泉开会，便急命沿路各县政府与军队，就地征集民夫，限24小时内，将四五百里公路上的积雪清扫干净。次日，汤乘车上路，可又嫌汽车不快，临时通知中途的周口警备司令部，为他准备小火轮赶赴界首，以便他由水路赴临泉。行未数里，他又临时改变主意，命小火轮赶回周口，仍旧乘汽车。不料，下午化冻，汽车难行，再折返回周口，又要乘小火轮。
当夜，寒风料峭，汤恩伯等人登上小火轮“江安”轮，强迫船工开船，并扬言“12点钟不开船，就把老板枪毙”。该船以木柴发动机器，而连日雨雪，木柴潮湿，无法点燃。警备司令部督察处长马继武毫不理会，只管解开缆绳，大声喊道：“开船吧！”
不料，缆绳解开，机器却未发动，船体失控，顺流而下，突然撞在停在渡口的木船上。“咔嚓”一声，木船被撞出了一个大窟窿，“江安”轮也随之一颤。汤恩伯正在船舱内安歇，不提防这一响一震，当即跳起来，大骂道：“该死！”
船工们听到这一声骂，都知道事情不妙，便一个个撑起篙来，急急忙忙把船撑到安全地带。
不料，里面的汤恩伯怒气冲冲，喊叫一声：“把老板抓来枪毙！”
几个卫兵应声而出，抓了两个船工进舱。船工们连声辩解，他们不是老板。这时，一位新婚不久的船工，进来看热闹，被卫兵抓住了。汤恩伯一看此人身穿长袍，头戴礼帽，穿着十分考究，便把他当作了老板，问他：“为什么不开船？”
船工哈着腰，解释说：“劈柴湿点不着火，我们一定想办法……”
汤恩伯以为他有意推脱，痛骂了几句，说：“你这是有意贻误戎机的通敌行为。”
船工毕竟年轻气盛，不觉反唇相讥道：“我们商船不是军队，我也不是指挥官，下一道命令就能开船。就是下命令，锅炉烧不上气，也不能用嘴把船吹走。”
汤恩伯怒不可遏，连叫：“你通敌！你通敌！”喝令卫兵：“拉下去枪毙！”
几个卫兵把船工推到船下，连开两枪。天黑未中要害，船工破口大骂：“你们不是人，是土匪，就会欺负老百姓，有本事咋不去打日本！”
汤恩伯在船上勃然大怒，歇斯底里地喊叫道：“打死他！打死他！”
又是两声枪响，船下的痛骂声才在寒夜里消失。
其他船工吓得心惊胆战，有的跳水逃走，有的上岸找来油，点燃木柴，战战兢兢把船开到了界首。
此前，在豫东一带，不单是“水、旱、蝗、汤”并称，连“土匪”都被百姓唤作“老汤”。而这一事件传开后，“汤屠夫”的名声更响，当地的土匪纷纷感慨，我们名叫“老汤”，可真“老汤”比我们这些假“老汤”还厉害得多，人家才是真土匪，我们不过是冒牌货。
河南的百姓，既恨汤恩伯横征暴敛，又恨汤恩伯滥杀无辜，无不对他恨之入骨。谁家小孩哭闹，大人都会喊“汤屠夫来了”，小孩立刻不敢哭了。河南上了年纪的老人，一回忆起民国那段历史，开口就是“老汤”如何如何。
至于河南的大小官吏，也被他呼来喝去，犹如奴婢。河南省主席李培基一接到汤恩伯的电话，就吓得浑身颤抖。李培基亲自派出的县长，被汤恩伯以子虚乌有的贪污罪名，枪杀了3个。一位县长年后去叶县拜见汤恩伯，出来后就对人说：“现在虽是初春，河里结冰，可我来到此地，每天都要出几身大汗，吓得我心惊肉跳。今天应召之后，比从澡堂里洗澡出来还要痛快。”
汤恩伯的张狂，在有些方面连戴笠都看不下去。1944年春，戴笠因和汤恩伯合伙与日伪走私，以及向日占区发布伪钞，在界首和叶县等地盘桓了半月。期间，戴笠随汤恩伯到三国时期曹操的出生地亳州寻找曹氏遗迹，结果一无所获。不知怎么想的，汤恩伯竟对戴笠夸口，要在亳州或许昌为曹操建一座纪念塔，以表其崇敬之情。
戴笠为人机警，正是这一番夸口，他看出汤恩伯的野心，来到洛阳后，便对亲信文强、叶翔之、黄天迈说：“胡宗南在关中要学左宗棠做西北王。没有料到汤恩伯做了中原王还不满足，竟想学起曹操来了。我劝他英雄本色是应该有大志，但功高盖主绝无善终。”
文强等人听罢，无不惊觉。
其实，从戴笠话中不难看出，戴笠并不知道胡宗南的真正野心。胡宗南要做李世民，汤恩伯要做曹操，胡宗南尚有城府，而汤恩伯则完全是程咬金一类人物。戴笠号称“中国的希姆莱”“委员长的佩剑”，是蒋介石亲信中的亲信，汤恩伯得志，戴笠也不会得到更多的好处。然而，他竟然利令智昏，在戴笠面前毫不避忌。以后，在豫中会战溃败后，蒋介石风闻汤恩伯的不轨之心，便剥夺他的方面大权，降格为与王耀武并列的兵团司令角色。这当然是他咎由自取，如此无德无才、残暴不仁，又桀骜不驯、野心勃勃的人怎么会长久！
汤恩伯率部进入河南后，以对付新四军为借口，忙于培植个人势力，没打过几次像样的仗，河南民众编出歌谣讽刺道：“一退二三百，伤亡四五千，名城六七座，八九十来天。”
汤恩伯个人行为不检，汤部自然也是纲纪败坏。汤军从上到下，都将河南视为自己的私库，横征暴敛，劫掠奸淫，无所不为。汤恩伯扩军太快，为解决部队住宿问题，每进一村，即将百姓赶走，强占民房。官兵住进民房，桌椅板凳、床铺碗筷自不必说，就连一针一线，也要向百姓索取，稍有不从，非打即骂。更可恨的是，汤部官兵穿房入户，强奸民女，霸占民妇，甚至有一村之内男人全被赶走，女人全被霸占的情况。
河南百姓苦不堪言，纷纷相传：“情愿鬼子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
在自己同胞眼里，汤军还远不如日军。
不幸的是，人祸仍在蔓延，天灾也接踵而至。
中国历史上，常有这样的情形，如果仅有人祸，百姓还能苟延残喘，但灾荒一来，则必死无疑。
1942年至1943年，河南大旱，大旱之后又是蝗灾，大量农田颗粒无收，农民家无隔夜之粮，地里的麦苗、村头的榆树皮、家里的花生皮都成了救命的吃食，水塘里的浮萍也被捞起，成了救命的宝贝。
这种情况下，汤恩伯即便不能赈济灾民，邀买人心，至少可以装出同情的样子，在舆论上为民请命。很可惜，这位“中原王”，竟然反其道而行之，和他的竞争对手蒋鼎文一道，将河南3000万父老逼上了绝路。
俗话说“阎王不嫌鬼瘦”，只要人还活着，总是能榨出些东西来的。蒋鼎文向河南省主席李培基下了死命令，限期交足军粮，如违限不交，以军法论处。汤恩伯军队多，不劳各级政府动手，部队就已开进了乡间，进行武装抢粮。百姓们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唱道：“麦子黄，泪汪汪，国民党军队来一扫光。”而那些歉收或绝产的人家，只好卖农具、卖家畜，甚至卖儿卖女，以补军粮之不足。
农民交上了最后一把口粮，而当榆树皮、草根、水藻也被吃光吃净的时候，大规模的死人事件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当时，死人最多的地方呈两条线。一条是漯河至周口的大道，其长度有100多公里，大道两侧的麦田里，每隔八步十步，即有僵尸数具，被野狗争食，肠肚流在地上，惨不忍睹。另一条是郑州至潼关的陇海线，逃难的人群蜂拥向陕西，每时每地都有人倒在接近希望的途中。
在这惨绝人寰的悲剧中，婴儿被父母弃置路旁，哀啼声响成一片，年轻妇女被论斤出售，成为婢妾与妓女的候选，乞讨的儿童不时转动枯黄的面孔，对着行客哀求一点吃食……整个河南平原上，除了遍地的死人，就是被剥光树皮的惨白树干。
最后，饥饿扼杀了人类最基本的温情。人吃人的事件开始蔓延。
西方人受工业革命的恩惠，已经几百年不识饥荒为何物，更没有听说过人吃人的惨剧。现在，他们开始意识到中国的某个中部省份发生了什么，一个名叫白修德的美国记者深入灾区，用手中的笔记下了他所看到的一切。在他离开的前一夜，河南省的长官们办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来为他饯行。后来，他写道：“他们请我们吃了莲子羹、辣子鸡、栗子炖牛肉，此外还有炸春卷、热馒头、大米饭、豆腐煎鱼等，还有两道汤、三个馅饼，馅饼上撒满了糖。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漂亮却最不想吃的一顿饭。”
他知道，宴会厅的门外，正在死人。他不明白，同是中国人，为什么眼前的这些政府官员们，却能一边看着自己的同胞饿死，一边又吃得那么坦然，那么理直气壮。
他不明白，难道还有比人命更重要的东西？
其实，作为半公开的秘密，汤恩伯的部队每月结余军粮达200多万斤，而蒋鼎文部也早已征收到来年的军粮。他们并不缺粮，可他们明知饿殍遍野，为何还要疯狂搜刮？图财，就是要盗卖军粮，大发死人财。
第一战区的大小将佐，自蒋鼎文、汤恩伯以下，无不以生财为能事。汤恩伯办有很多公司，与汉奸张岚峰、孙良诚勾结，走私货物，囤积居奇，向日占区投放美军印制的伪钞，套取大量货物，大发国难财。抗战期间，仅他一个亲信为他买到的金条，就折合现大洋达500万之巨。
汤恩伯如此，手下的将领也纷纷效仿。暂9军军长霍守义，向地方强征军粮20余万斤，转手就运到日占区卖掉。第29军军长陈大庆（后任第19集团军总司令），将叶县兵站粮库的存粮70余万斤，盗卖自肥。1944年，第89师师长金式因粮食囤积太久，一部分被日军抢走，一部分被自己烧毁，竟后悔不迭地对人说：“这完全怪我，我想等待高价出售，结果落空了。”
高级军官大发死人财、国难财，下级官兵也不甘落后。汤军巧立名目，广设关卡，过往商旅无不受其盘剥，甚至公开杀人越货。
汤军将百姓毒害到这种程度，仍不以为意。汤恩伯借口培养人才，大办学校，大兴土木。各县民众受到征召的，千辛万苦将木料运到目的地，又被横挑毛病，民众无奈，只得卖掉牲口，贿赂负责人才算了事。结果，木料征齐后，工地外面全是被丢弃的架子车。
在河南，汤恩伯的部队就是土匪的代名词。
汤恩伯既毒害了百姓，又腐化了自己的部队。
一直忙于发财、抢劫的部队，腐败到一定阶段，就连最基本的军纪也荡然无存。
汤的副总司令沈克，生活腐化，很少过问军务，终日沉湎于赌博，赌资不足，便向军需处挪借。汤的一些中高级军官，不是吃喝嫖赌，就是吸食鸦片。汤的下级官兵，歪戴帽子斜挎枪，袒胸露怀，三三两两，任意放枪，不论机关、民宅，只管破门而入。
在国民党的数百万军队中，名为嫡系的汤军堕落成了这个样子，并不多见。如果拿他们与北洋军阀的军队相比，恐怕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样一支军队，根本谈不上有何凝聚力，更别提什么战斗力了。
汤部逃兵甚多，有些部队每团每月的逃兵竟有50人。为了补足空缺，汤部四处拉夫充军。第13军第4师第12团，抓壮丁的方法最为特别。该团常于夜间派一个步兵连，将驻地几十里外的某一村子包围，集中所有青壮年男子，从中挑选身材较高者带走。结果，这个团的士兵个头都较高，列队时非常好看，因此受到长官的表扬。
这样抓壮丁的恶果，不仅不能形成战斗力，而且弄得民怨沸腾。当时，驻有汤军的附近道路上，几乎没有青年男子敢单独行走。
百姓对汤军恨之入骨，但汤军竟强奸民意，让百姓敢怒不敢言。
南阳某地，汤部开拔不久，忽然来了八九个身穿长袍马褂的人，召集百姓开会。他们自称是中央政治部派来的，专为调查汤军的风纪及军民感情而来，希望与会者袒露胸怀畅所欲言，他们将按情处理。
百姓们对汤军积愤已久，一听这话，立即抢着发言，控诉汤军的种种劣迹。说到差不多的时候，来人便问：“还有说的没有？”百姓们说：“时间不短了，想起来再说吧。”
这些人听罢，立即变了脸色，厉声骂道：“我们队伍才走，你们便任意造谣，信口污蔑，仇视国军。”接着就是一阵拳打脚踢，把百姓们打得四散奔逃。原来这是汤军的毒计，以后真有来调查的人，百姓们害怕还是汤军派来的，连一字也不敢再提了。
汤恩伯在河南不过几年，就迅速蜕化成了独夫民贼。他的所作所为，甚至比很多汉奸还要坏，还要令人痛恨。
河南百姓将人祸与天灾并列，把“汤祸”与1938年花园口的决堤大水、1942年的大旱、1943年的蝗灾，并称为“水、旱、蝗、汤”，又把蒋鼎文、胡宗南、汤恩伯合称为“糨糊汤”。自古兵家相争，祸害百姓者不少，但将一位将领称为“灾”的，只此一例。
“水、旱、蝗、汤”一出，国民党政府算是耗尽了它在河南统治的合法性，也丧失了河南民众对它的最后一点忠诚。不久后，汤部兵败，河南百姓追杀其官兵比追杀日本人还要狠。汤恩伯不配做军人，汤的军队更不配中国军人的称号。这是一支从头烂到脚、毫无战斗力的军队。
当然，日军有时也会“帮忙”。他们也看透了河南国军的腐朽无能，他们正在编织一张大网，准备将他们鄙视的对手一网打尽。
这一次，久疏战阵的汤恩伯，碰上了战争高手冈村宁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