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走进当代的罪与罚
1945年10月25日，广州。
羊城的初秋阳光明媚，温暖宜人。此刻，日军已投降两月余，大街上虽然还时有军队巡逻，但更多的是穿军便服的退伍军人。平静的街道上吆喝、叫卖声不绝于耳，和平的气息已无处不在。午后，原日军第129师团参谋长石原恕之允大佐，前去拜访国军新1军新38师师长李鸿。
一见面，身着军便装的石原恕之允毕恭毕敬地说：“祝贺贵国取得最后胜利。事已至此，日军将正大光明地交出武器。”
李鸿师长表示满意，不无揶揄地打趣道：“贵官心情如何？”
石原恕之允直白地说：“身为军人，心情不佳。”
说罢，两人哈哈大笑。
晚上，除李鸿外，师部的所有军官，与石原恕之允等日本军官，携手进入饭店。昔日的仇敌，如今竟成了朋友。大街上，无论百姓与士兵，无不投来惊异的目光。
餐桌上，有中国军官说：“中日战争，兄弟阋于墙，乃是东方民族的悲剧。从此以后，希望两国尽弃前嫌，共同开创一片新天地。”
酒过三巡，有的青年军官甚至纵酒高呼：“我们黄色人种之团结，乃亚洲当务之急。看一看香港！想一想鸦片战争！”
抗日战争，中国虽然是胜利的一方，但香港、外蒙古却未能收回。尤其是与广州近在咫尺的香港，按照同盟国之间的协议，本应由中国军队接收，但被蛮横的英国政府所拒绝。中国为驱除殖民主义，为之奋斗了105年，今以胜利者仍不能完全达成目标。抗战胜利前后，为抵御西方帝国主义计，国民政府即设想以“以德报怨”政策，与日本彻底实现和解，然后共同对付西方帝国主义强权。
早在9月10日，南京受降的第二天，何应钦前去拜访冈村宁次，第一句话就是：“日本现在已无武装，我想今后将能实现真正的中日和平互助。愿我等共同为之努力。”
和何应钦一样，蒋介石说：“在中华民国建国的当初，我们就主张：中国和日本是同文同种的国家，假定兄弟阋墙，自相残杀，结果只是同归于尽。在亚洲，如果没有独立自由的日本，中国不可能单独生存；同样地如果没有独立自由的中国，日本也不能单独生存。”
而昔日留学日本的汤恩伯，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明自己的观点：“中日的世仇万不可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败一胜，古之常理。对日本万不可过火，应留一些余地，以防他日的报复。”
“日本和德国一样，是一只打不死的狼。刚刚打败了，甚至落了一身的毛，只要等到毛长齐了，仍然是一只狼。”
国民政府经过通盘考虑，决定对战败的日本，采取宽大政策。
当时，留在中国的日俘尚有100多万人，日侨78.4万人。这100多万战俘，除罪大恶极者如田中久一、酒井隆、谷寿夫、近藤新八等145人被枪决，泽田茂、矶谷廉介、高桥坦、谏山春树等400多人被判刑，冈部直三郎、安藤利吉等47人死于狱中外，其余绝大多数战俘，均未予关押或监禁。并且，被遣返的日俘日侨，无论军民，除被盖之外，还准许各带行李30公斤，侨民带日币1000元，军人500元。此种宽大政策，远较他国为优。
关于战争赔偿问题，在战后以至今天，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不仅未对日本作出苛刻要求，而且承诺放弃战争赔款。想想甲午战败后，李鸿章为了少赔付点银两，受尽了伊藤博文的羞辱。天差地别的态度，李鸿章若地下有知，怕是气得从地下蹦出来。
另外，中国主张尊重日本国民的意志，保留天皇制。同时，中国拒绝驻兵日本，阻止列强瓜分日本，使日本避免了德国和朝鲜的悲剧。
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中国的宽大政策，日本才保存了元气，得以有条件取得战后在经济上的腾飞。
然而，对于这些恩惠，对于中国人宽阔的胸怀，日本并没有产生多少感恩之心，反而随着战后经济的腾飞，再次上演了“以怨报德”的一幕。
对于战败，日本的主流社会，从战败以迄今日，不要说诚心认罪，就是连像样的反思都很少进行过。
1945年9月，日本年幼的皇太子明仁，即1989年1月7日继位、2019年4月30日退位的平成天皇，在日记中这样分析日本的战败：“这是由于英、美无可比拟的物质上的优势，美国的战争能力非常高强的原因。（英、美）在战争之初因准备不足而失败，一旦做好了准备，他们就像猪武士一样攻来了。他们的攻击方法，很出色也很科学……最终，他们使用原子弹，致几十万日本人死伤，摧毁了城市和工厂……终于，战争无法再继续下去。其原因在于日本国力的劣势和科学力量之不及。”
而明仁的监护人与精神偶像裕仁天皇，也将战败的原因归咎于科技力量的不足。至于以富有远见著称的石原莞尔、堀场一雄等人，也只是将战败的主因，归结于日本道义力量的下降。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大的原因在于，作为罪魁祸首的日本天皇裕仁，并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
作为惩罚或谴责，虽不一定非要废除天皇制，但战争的责任人日皇裕仁，至少要以退位来对这场大战负责。但美国为了顺利推行占领政策，竟不顾后果，极力洗刷日本天皇的罪责，维护日本天皇的形象。为此，美国占领军将所有的战争责任，都推给了28名甲级战犯。
1945年12月8日，26名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还在押解途中）被解到东京巢鸭监狱。4年前的这一天，正是日军不宣而战，发动珍珠港事件的日子。美军特意将拘捕战犯的日子，定在这一天，显然是出于报复的目的。出于相同的目的，美军还把采集战犯指纹的时间，安排在下午2时，因为4年前的同一个钟点，日本一面不宣而战，一面向美国发出了最后通牒。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1946年5月3日，著名的东京审判正式开庭。
1946年6月3日，美军的菲勒斯准将，召见日本前海军大臣米内光正，告诉他以中国、苏联为代表的许多国家，均主张将裕仁作为战犯来惩治，并说：“为了证明天皇没有任何罪责，在审判之际，要让东条英机负担全部责任，也就是要让东条英机说出这样的话：‘在开战前夕的御前会议上，纵使陛下反对对美战争，我也已经横下一条心，要将战争强行进行下去。’”(https://www.daowen.com)
米内光正立刻躬身说：“本人完全同意。我认为让东条英机和岛田繁太郎承担全部责任，是开脱陛下罪责的最好办法。”
于是，东条英机将所有的责任，都揽在了自己的身上。结果，在指控战犯的55条罪名中，东条英机一人就占了54项。东条此时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他知道赦免谁也不会赦免他，不如像个武士一样勇敢地死去。尽管他并不想死，否则在美军宪兵逮捕他之前他就自杀“成仁”了。
1948年12月23日凌晨0时，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等7人，由土肥原打头，依次走上绞刑架，结束了他们人魔颠倒的一生。
在被处死之前，东条英机对教诲师花山信胜说：“之所以抱着感激的心情走上刑场，是因为：第一，能够进入宗教之中，并感受到人生的喜悦；第二，在判决这一点上，能够主张战争不是天皇的责任，而是自己的责任。”
就这样，裕仁靠战犯顶缸、靠美国人利益的需要躲过了正义的审判。之后，他虽然发表了《人间宣言》，不再承认自己是现世神，但依然保留了“神圣”与“慈爱”的形象，继续作为日本国民的精神支柱，而延续着旧日本帝国的阴暗一面。
1952年，年轻的政治家、后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曾在众议院会议上，建议裕仁退位。但他的合理主张非但没人采纳，还立即招来一片责难之声。战后最有势力的首相吉田茂，就痛斥中曾根为“非国民”（相当于中国的“汉奸”）。
有恃无恐的裕仁，真把自己当成了神，对日本带来的战争灾难，他从未表示过任何悔恨与自责，从1952年到1975年，他曾8次参拜靖国神社。
不仅如此，战后，不少背负战犯嫌疑的人，又重新跃上日本政坛。前东条内阁的大臣岸信介，战后曾出任日本首相。有名的战争狂徒辻政信，消失几年后又冒了出来，还当选为国会议员。
对日本的战争清算虎头蛇尾，不认罪、不反思就成了社会的主流。
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右翼分子猖狂反扑，肆意刺杀左派与反战人士。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在电视屏幕上直播演讲时，被狂徒刺杀。
战后，原关东军参谋次长、第3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中将，曾深刻反思道：“通过军备来保卫自己的国家是愚蠢的。”1984年逝世后，他的墓碑上醒目地刻着：“一直在呼吁‘军备亡国’之精神的原陆军中将远藤三郎长眠在此。”
远藤三郎在关东军参谋次长任上，曾主持修筑东宁、虎头、海拉尔等大型工事，但这些东西不仅没能阻止日本的败亡，反而成了日本穷兵黩武的罪证。日本的战败，让他彻底认识到，通过武力来获取利权，乃是愚蠢之举。然而，由于他的言行，却被右翼分子骂作“中国的内奸”。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1989年1月7日，日本天皇裕仁以89岁的高龄病逝。
6个月后，以“二·二六”兵变为背景的电影《二·二六》上映。该片由五社英雄导演，人气明星三浦友和、荻原键人主演，曾获得国际影展多项大奖，影响力非常大。该片避开“二·二六”兵变对日本的消极影响，反而把一群无知暴虐的青年军官，塑造成了忧国忧民的日本民族英雄。
一切都颠倒了过来。在经济上获得成功的日本，在精神上却再度发生了变异。
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日本急于发展对华关系，但又不愿割舍“侵略史观”，于是便采用双重标准。在正式的外交场合，他们以有限度的认罪态度，来博得中、韩等国的谅解，可在私下里，却又是另一番表现。中日关系起起伏伏，时好时坏，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现在。
中日关系每到紧张时期，总会让人想到遥远的过去。
历史上，从唐朝开始，中日之间进行过四次战争。
第一次，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倭国天智天皇以援助百济为名，举兵3万进犯新罗。唐朝大将刘仁轨率兵讨伐，日军大败而归。
第二次，明神宗万历年间朝鲜之役，日本国关白丰臣秀吉倾国来犯，两度败于中、朝联军。
第三次，1894年甲午之役，因争夺对朝鲜的控制权，中日两国在朝鲜、辽东、黄海，展开海、陆军大决战，中国最终败北。
第四次，中日14年战争，始于1931年9月18日，结束于1945年8月15日，中国在同盟国的协助下，最终获得胜利。
这四次战争，还不包括元朝征日之役，明朝倭寇之乱。
两个国家，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竟争斗了1000多年。这沉痛的历史纠葛，让中日关系蒙上了一层宿命色彩。
难道除了仇怨还是仇怨？除了旧仇还要添上新恨？
如果人类历史的主流，是融合而非分离，是和平而非仇杀，那么，屡屡成为悲剧的中日关系，能否摆脱宿命，融入这世界一家的大潮流中呢？
我们衷心地祝愿，在这新千年里，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