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生产和分工］

［需要、生产和分工］

‖XIV|（7）我们已经看到，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生产的某种新的方式和生产的某种新的对象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具有何等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显现和人的存在的新的充实。在私有制的范围内，这一切都具有相反的意义。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在别人身上唤起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做出新的牺牲，把他置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促使他进行新花样的享乐，从而使他陷于经济上的破产。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其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找到自己本身的利己需要的满足。因此，随着对象的量的增长，压制人的异己本质的王国也在扩展，而每一个新的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随着人作为人越来越贫穷，人越来越需要货币，以便占有这个敌对的本质，而他的货币的力量却恰恰与产品的量成反比例地下降，也就是说，他的贫穷随着货币的力量的增长而日益增长。——因此，对货币的需要是国民经济学所产生的真正需要，并且是它所产生的唯一需要。——货币的量越来越成为它的唯一强有力的属性；正像货币把任何存在物归结为它的抽象一样，它也在自己本身的运动中把自己本身归结为量的存在物。无度和过度成了货币的真正尺度。

甚至从主观方面来说，这也部分地表现在下述情况上，即产品和需要的范围的扩大，成为对不近人情的、过于讲究的、违反自然的和想入非非的欲望的精心安排的和总是考虑周到的迎合。私有制不能把粗野的需要变为人的需要。它的理想主义不过是幻想、奇想、怪想；没有一个宦官像工业的宦官即生产者那样低声下气地向自己的君主献媚，并且像他们那样用卑鄙的手段来刺激君主的麻痹了的享乐能力，以便赢得君主的恩宠；工业的宦官即生产者力图用狡猾的手段来骗取银币，从自己的按基督教教义说来应受敬爱的邻人的口袋里诱取黄金鸟（每一个产品都是人们想用来从别人那里诱骗他的命根子即金钱的诱饵；每一个现实的或可能的需要都是把苍蝇诱向粘竿的弱点；对社会的、人的本质的普遍盘剥，正像人的每一个缺陷一样，是把人同天国联结起来的一个纽带，是使人的心能够接近僧侣的一个方面；每一个急难都是一个机会，使人能够趁机做出倍显殷勤的面孔来接近自己的邻人并且向他说：亲爱的朋友，我

给你所需要的东西，而你是知道 conditio sine qua non [必不可缺的条件]的，你也知道你应当用什么样的墨水给我书写卖身契；我使你受用，我也要从你身上捞一把），——为了这个目的，工业的宦官投合消费者的卑鄙下流的意念，充当消费者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皮条匠，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窥伺他的每一个弱点，以便然后为这种亲切的服务要求报酬。——这种异化还部分地表现在这样一种情况上，即一方面所发生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在另一方面产生着需要的畜类般的野蛮化和最彻底的、粗糙的、抽象的简单化，或者无宁说这种精致化只是在相反的意义上再生产着自己本身。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劳动者那里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人又退回到洞穴中，不过这洞穴现在已被窒息人的文明的瘴气所污染。他不能塌塌实实地住在这洞穴中，仿佛它是一个每天都可能从他身旁脱走的异己力量，因为如果他‖XV|交不起房租，他就每天都可能被赶出洞穴。劳动者必须为这停尸房支付租金。光亮的居室，这曾被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称为使野蛮人变成人的伟大天赐之一，现在对劳动者说来已不再存在了。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所固有的最简单的洁癖，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污秽，这人的堕落、腐化的标志，这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来意义而言），成了劳动者的生活要素。违反自然的满目疮痍，日益败坏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他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人的形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形式存在，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形式存在。人类劳动的最原始的方式（和工具）又重新出现了：例如，罗马奴隶的脚踏磨车又成了许多英国劳动者的生产工具和生存手段。人不仅失去了人的需要，甚至失去了动物的需要。爱尔兰人已经只知道一种需要——吃的需要，而且这吃也仅仅限于马铃薯，并且只是最劣等的破烂马铃薯。但是，在英国和法国的每一个工业城市中都有一个自己的小小的爱尔兰。连野人、动物都有猎捕、运动等等的需要，与自己的同类交往的需要。——机器的简单化，劳动的单纯化，被利用来把还完全未发育成熟的、正在成长的人即儿童变成劳动者，正像劳动者变成被遗弃的儿童一样。机器适应着人的软弱性，以便把软弱的人变成机器。

〈关于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增长如何造成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丧失这一问题，国民经济学家（和资本家：当我们谈到作为资本家的科学的自白和科学的存在的国民经济学家时，我们总是指经验的生意人而言）是这样论证的：（1）他把劳动者的需要归结为维持最起码、最可怜的物质生活，而把劳动者的活动归结为最抽象的机械运动；因而他说，人无论在活动方面还是在享乐方面，都再没有任何其他的需要；因为国民经济学家甚至把这样的生活都宣布为人的生活和人的存在；（2）他把尽可能贫乏的生活（生存）当作自己进行计算的尺度，而且是普遍的尺度：所以说是普遍的，是因为它适用于大多数人。国民经济学家把劳动者变成没有七情六欲的和没有需要的存在物，正像他把劳动者的活动变成撇开一切活动的纯粹抽象一样。因此，劳动者的任何奢侈在他看来都是不可饶恕的，而一切超出最最抽象的需要的东西——无论是消极的享乐还是积极的活动表现——在他看来都是奢侈。因此，国民经济学这门关于财富的科学，同时又是关于自制、穷乏和节约的科学，而实际上它甚至教训人把对清洁的空气或肢体的运动的需要都节省起来。这门关于惊人的勤劳（Industrie）的科学，同时也是关于禁欲主义的科学，而它的真正理想则是禁欲的然而进行重利盘剥的吝啬鬼和禁欲的然而从事生产的奴隶。它的道德理想就是把一部分工资存进储蓄所的劳动者，而且它甚至为它所欣赏的这种理想发明了一种奴才的艺术。人们还怀着一种感伤的情绪把这种理想搬到舞台上去。因此，国民经济学，尽管它具有世俗的和富于情欲的外表，实际上却是道德科学、最最道德的科学。它的基本教义是：自制，对生活和一切人的需要的摒弃。你越是少吃，少喝，少买书，少上剧院、舞会和餐馆，越是少想，少爱，少谈理论，少唱，少画，少击剑等等，你就能积攒得越多，你的既不致为蛀虫所蚀也不致为盗贼所夺的宝藏，亦即你的资本，也就越大。你存在得越少，你表现自己的生命越少，你就有得越多，你的外化了的生命就越大，你的异化了的本质也积累得越多。‖XVI|国民经济学家把从你那里剥夺去的那一部分生命和人性，用货币和财富补偿给你，而你自己所办不到的一切，你的货币都能办到：它能吃，能喝，能赴舞会，能上剧场，能旅行，能为自己获得艺术、学识、历史珍品和政治权力——它能为你占有这一切；它能购买这一切；它是真正的能力。但是，尽管货币就是这一切，货币却除了自己本身以外不能创造任何东西，除了自己本身以外不能购买任何东西，因为其余的一切都是它的奴仆，而当我占有了主人，我也就占有了奴仆，我也就无须再去追求主人的奴仆。因此，一切情欲和一切活动都必然湮没在发财欲中。劳动者只有权拥有他为了生活下去所必需的那么多，并且只有权为了拥有[这么多]而生活下去。〉

诚然，在国民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争论。一个方面（罗德戴尔、马尔萨斯等）推崇奢侈而咒骂节约；另一个方面（萨伊、李嘉图等）则推崇节约而咒骂奢侈。但是，前者承认，它要求奢侈是为了生产出劳动即绝对的节约；而后者则承认，它推崇节约是为了生产出财富即奢侈。前者沉湎于一种浪漫主义的幻想，认为不应该仅仅由发财欲来限定富者的消费，并且当它把浪费直接当作是发财致富的手段时，它是跟它自己所提出的规律相矛盾的。因此，后者极其严肃而详尽地向前者证明说，我通过浪费只是减少而不是增加我的财产。后者虚伪地拒绝承认，正是一时的兴致和念头决定着生产；它忘记了“考究的需要”，忘记了没有消费就不会有生产；忘记了只是通过竞争，生产才必然变得日益全面、日益奢侈；它忘记了，按照它的理论，消费决定着物的价值，而时兴决定着消费；它希望仅仅生产“有用的东西”，而忘记了过多的有用的东西的生产会生产出过多的无用的人口。双方面都忘记了，浪费和节约，奢侈和寒酸，富有和贫穷是等同的。

同时，如果你想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并且不愿意由于幻想而毁灭，那么你不仅应当在你的直接的官能即口腹等等方面节省，而且应当在热心公益、同情、信任等等这一切方面节省。

〈你必须把你所有的一切变成可以出卖的，也就是说，变成有利可图的。如果我向国民经济学家提问：当我从出让自己的身体来满足别人肉欲方面取得金钱时，我是不是在遵从经济的规律（法国工厂劳动者把自己妻女的卖淫称为额外的劳动时间，的确是名副其实的），而当我把自己的朋友出卖给摩洛哥人时，我是不是在按照国民经济学的精神行事呢（而通过买卖雇佣兵等等的形式直接贩卖人口的现象，在一切文明国家里都存在着）？于是国民经济学家回答我说：你的行为并不违反我的规律；但请你看看道德伯母和宗教伯母说些什么；我的国民经济学的道德和宗教丝毫不反对你的行为方式，但是……——但是我应当更多地相信谁呢——是国民经济学呢还是道德？国民经济学的道德是发财、劳动和节约、朴素，但是国民经济学答应满足我的需要。——道德的国民经济学是纯洁的良心、德行等等的富有；但是，如果我根本不存在，我又怎么能成为有德行的人呢？如果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又怎么会有纯洁的良心呢？——每一个领域都用不同的和相反的尺度来衡量我：道德用一种尺度，而国民经济学又用另一种尺度。这是根源于异化的本质的，因为每一个领域都是人的一种特定的异化，每一个领域〉‖XVII|都把异化了的本质活动的特殊范围固定起来，并且每一个领域都同另一种异化保持着格格不入的关系。……例如，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责备李嘉图撇开了道德。但是，在李嘉图那里，国民经济学是用它自己的语言说话的。如果说这种语言是不合乎道德的，那也不是李嘉图的过错。当米歇尔·舍伐利埃讲说道德的时候，他就撇开了国民经济学；而当他研究国民经济学的时候，他又实际上必然地撇开道德。因为，如果国民经济学同道德的关系不是任意的、偶然的、因而毫无根据的和不科学的，如果这种关系不是表面的，而是实质性的，那么这种关系就只能意味着国民经济学规律同道德的联系；而如果实际上并非如此，或者无宁说情况恰恰相反，那么难道说这是李嘉图的过错吗？何况，国民经济学和道德之间的对立本身不过是一种假象，它既是对立，同时又不是对立。国民经济学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表现着道德规律。——

〈清心寡欲，作为国民经济学的一个原则，极其明显地表现在它的人口理论中。人太多了。甚至人的存在都是不折不扣的奢侈，而如果劳动者是“道德的”（穆勒曾建议公开赞扬那些在性关系上表现节制的人，而公开谴责那些违背不生儿育女的婚姻这种理想的人……这难道不是禁欲主义的道德、学说吗？58），那么他就会在生儿育女方面实行节约。人的生产成为一种社会的灾难。——〉

生产对于富人所具有的意义，明显地表现在生产对穷人所具有的意义中；这对于在上者总是表现得微妙、隐秘而含糊，也就是说，是假象；而对于在下者则表现得粗野、露骨而坦率，也就是说，是本质。劳动者的粗陋的需要比起富人的考究的需要来是一个大得多的收入来源。伦敦的地下室比宫殿给主人带来更多的收入，也就是说，地下室对房产主来说是一笔更大的财富，因而，用国民经济学的语言来说，是一笔更大的社会财富。正像工业利用考究的需要来进行投机一样，工业也同样地利用粗陋的需要、而且是人为地造成的粗陋需要来进行投机。因此，对于这种粗陋的需要来说，自我麻醉，需要的这种表面上的满足，需要的粗陋野蛮性中的这种文明，乃是一种真正的享乐。所以，英国的酒馆是私有制的象征性的表现。酒馆的奢侈表明工业的奢侈以及财富跟人的真正的关系。因此，酒馆理所当然地是至少受到英国警察从宽发落的、民众的唯一的星期日的娱乐。|XVII‖

‖XVIII|我们已经看到，国民经济学家怎样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确定劳动和资本的统一：（1）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2）资本在生产中的使命——部分地是资本连同赢利的再生产，部分地是作为原料（劳动材料）的资本，部分地是作为本身从事工作的工具（机器——直接与劳动同一的资本）——就是生产劳动；（3）劳动者是资本；（4）工资属于资本的费用；（5）对劳动者来说，劳动是他的生命资本的再生产；（6）对资本家来说，劳动是他的资本的活动的一个要素。

最后，（7）国民经济学家把劳动和资本的本原的统一归结为资本家和劳动者的统一；这是一种天堂般的原始状态。这两个要素‖XIX|如何作为两个人而互相对立，这对国民经济学家来说是一种偶然的、因而只有用外部原因才能加以说明的事情（参见穆勒）。

那些还为贵金属的感性光辉所眩惑并因而还是金属货币的拜物教徒的民族，还不是十足的货币民族。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对立。——理论之谜的解决在何种程度上是实践的任务并以实践为中介，真正的实践在何种程度上是现实的和实证的理论的条件，可以，例如，从拜物教上看出来。拜物教徒的感性意识不同于希腊人的感性意识，因为他的感性存在还不同于希腊人的感性存在。只要人对自然界的感觉，自然界的属人的感觉，从而人的自然的感觉还未为人本身的劳动创造出来，那么，感觉和精神之间的抽象的敌对就是必然的。

平等不过是译成了法语亦即政治语言的德国公式“自我=自我”。平等，作为共产主义的基础，乃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的根据。这同德国人把人理解为普遍的自我意识，借以为自己论证共产主义，是同一回事。不言而喻，异化的扬弃总是要以作为统治力量的那种异化形式为出发点：在德国是自我意识，在法国是平等（因为政治在这里占统治地位），在英国是现实的、物质的、仅仅以自身来衡量自身的实际需要。对于蒲鲁东就应该从这个角度来加以批判和承认。——如果我们甚至把共产主义本身——因为它是否定之否定——称为对人的本质的占有，这种占有是通过私有财产之否定而以自身为中介的，因而还不是真正的、从自己本身开始的肯定，而只是从私有财产开始的肯定，［………………………………］[4]。因而，尽管……[5]，人的生命的现实的异化仍然保持着，并且人们越是意识到它是异化，这种异化就越是成为更大的异化；所以，［这种异化的扬弃］只有通过共产主义的实际实现才能完成。有了共产主义思想，就完全足以扬弃私有财产思想。而为了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的行动。历史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的行动，而我们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个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则实际上将经历一个极其艰巨而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必须把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一历史运动的局限性和目的并且在自己的意识中超越了它们这一事实，看作是一个真正的进步。——

当共产主义的手工业者联合起来的时候，教导、宣传等等首先就成了他们的目的。但是同时，他们因此也产生一种新的需要，对交往的需要，而作为手段出现的东西则成了目的。从法国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聚会就可以看出，这一实践运动取得了何等光辉的成果。吸烟、饮酒、吃饭等等在那里已经不再是人们实行结合的手段，也不再是进行联络的手段。交往、聚会，以及仍然以交往为目的的叙谈，对他们说来已经足够了；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在他们那里不是空话，而是真情，并且从他们那由于劳动而变得粗犷的容貌上向我们放射出人的高贵精神的光辉。

‖XX|〈当国民经济学断言需求和供给总是相抵的时候，他当即忘记了，按照它自己的主张，人的供给（人口论）总是超过对人的需求；因而，供求之间的比例失调在整个生产的本质成果——人的生存——上面得到最明确的表现。

作为手段而出现的货币在何种程度上是真正的力量和唯一的目的，那个使我成为本质并且使我占有别人的对象性的本质的手段在何种程度上是目的本身，这可以从下述情况看出来：地产（在土地是生活的泉源的地方）以及马和剑（在它们是真正的生活资料的地方）还被承认为真正的政治的生命力。在中世纪，一个等级只要一获得佩剑的权利，就成为自由的了。在游牧民那里，有马使人成为自由的，也就是说，使他有可能成为共同体的一分子。

我们在上文中说过，人在退回到穴居生活，但是是在一种异化的、敌对的形式下退回到穴居生活的。野人在自己的洞穴——这个公正无偏地给他们提供安乐和保护的自然要素——中并不更感到陌生，或者无宁说像鱼在水中一样感到自如。但是，贫民的地下住所却是与他相敌对的、“只有当他献出自己的血汗才让他居住的、具有异己力量的住所”；他无权把它看成是自己的故居（在那里他最后能够说：这里就是我的家）；相反地，他是住在一个每天都在暗中监视着他并且只要他不交房租就立即将他抛向街头的别人的家里、陌生人的家里。他也同样地知道，就质量来说，他的住所是跟住在财富的天国中的彼岸的人的住所恰成对比的。

异化既表现为我的生活资料属于别人，我的希望的对象是我所不可染指的、别人的所有物；也表现为每个事物本身都是不同于它本身的另一个东西，我的活动是另一个东西，而最后，——这也适用于资本家，——则表现为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着一切。

一方面，享受那种仅仅用于享乐的、非生产的和浪费的财富的人，只是过着醉生梦死的、荒唐放荡的生活，并且把别人的奴隶劳动、人的血汗看作自己的情欲的卤获物，而因此把人本身——从而也把自己本身——看作毫无价值的牺牲品（在这里，对人的蔑视，既表现为对那足以维持成百人生活的东西的挥霍，也表现为这样一种卑鄙的幻想，即仿佛他的不知节制的挥霍和放纵无度的非生产性消费决定着别人的劳动，从而也决定着别人的生存）；这种财富的这种用途使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只是被看作放荡的愿望、古怪的癖好和离奇的念头的实现。但是，另一方面，财富又被仅仅看作手段，仅仅看作应当加以消灭的东西。因此，享受这种财富的人既是自己的财富的奴隶，同时又是它的主人；既是慷慨大方的，同时又是卑鄙的、乖戾的、骄傲的、自负的、文雅的、有教养的和机智的。他还没有体验到财富是一种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完全异己的力量。他无宁把财富仅仅看作自己本身的力量，并且［不是］财富，而是享乐，［在他看来才是］最后的、终极的目的［………………………………］[6]。跟这种……‖XXI|为感性的假象所眩惑的关于财富本质的美妙幻想相对立的，是辛勤的、精明的、求实的、节俭的、看清了财富本质的工业家，而如果说他为挥霍者的贪得无厌的享乐创造着越来越大的机会，并且用自己的各种产品向挥霍者讨好献媚，——他的一切产品都是对挥霍者的欲望的奴颜婢膝的奉承，——那么，他同时也善于以唯一有利的方式把那从挥霍者身边消逝的力量据为己有。因此，如果说工业财富在开始时表现为浪费的、幻想的财富的结果，那么后来工业财富本身的运动就同样以能动的方式通过它本身的运动排除了浪费的、幻想的财富。货币利息的降低是工业发展的必然后果和结果。因此，同享乐的手段和诱惑力的增加成反比，奢侈浪费的食利者的资金日益减少。所以，他必然或者吃光自己的资本，从而走向破产，或者自己成为工业资本家。……另一方面，地租固然直接由于工业的发展而不断地提高，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总有一天地产也必然和其他一切财产一样，归入再生产着自身并带来利润的资本这一范畴，而这也是那同一个工业发展的结果。因而，奢侈浪费的土地所有者也必然或者吃光自己的资本，从而走向破产，或者自己成为自己土地的租佃者，即变成农业企业家。因此，货币利息的降低，——蒲鲁东把这看成是资本的扬弃和资本社会化的倾向，——无宁说直接地就是勤劳的资本对浪费的财富的彻底胜利的征兆，亦即一切私有财产向工业资本的转化。这是私有财产对它的表面上还合乎人的本性的一切性质的彻底胜利和私有者对私有财产的本质——劳动——的完全屈服。当然，工业资本家也享乐。他决不退回到违反自然的清心寡欲去。但是他的享乐仅仅是次要的事情，是服从于生产的休息；同时，享乐是精打细算的，从而它本身也是一种经济的享乐，因为资本家把自己的享乐也算作资本的费用。因此，他为自己的享乐所花费的金钱只能保持在这样一个限度之内，即这笔花费能够通过资本的再生产而有利可图地得到补偿。所以，享乐服从于资本，享乐的个人服从于将本图利的个人，虽然以前的情况是恰恰相反的。因此，利息的降低只是在下述意义上才是资本的扬弃的征兆，即这种降低是资本正在完成的统治的征兆，是正在完成因而也正在趋于自己的扬弃的异化的征兆。一般说来这就是现存的东西确证自己的对立面的唯一方式。——〉因此，国民经济学家关于奢侈和节约的争论，不过是已弄清了财富本质的国民经济学同那还沉湎于浪漫主义的反工业的回忆的国民经济学之间的争论。但是双方都不善于把争论的问题用简单的词句表达出来，因而双方还在相持不下。——|XXI‖

‖XXXIV|其次，地租作为地租已经被推翻了，因为现代的国民经济学——与断言土地所有者是唯一真正的生产者的重农学派相反——证明土地所有者本身无宁是唯一完全不事生产的食利者。[按照现代的国民经济学的看法，]农业是资本家的事情；资本家只要能够指望从农业得到通常的赢利，他就会把自己的资本用到这方面去。因此，重农学派的这样一个论点，即土地所有者，作为唯一从事生产的所有者，应该独自支付国税，从而也只有他们才有权表决国税并参与国家大事，——就转化为相反的论断，即地租税是对非生产性收入的唯一课税，因而也是无损于国民生产的唯一课税。显然，在对事物做这样理解的情况下，土地所有者的政治特权也不再来源于他们是主要纳税人这一事实了。——

凡是被蒲鲁东看作劳动反对资本的运动的东西，都不过是劳动在资本这一范畴内的运动，也就是说，不过是工业资本反对那种不是作为资本来消费，亦即不是以工业的方式来消费的资本的运动。而且，这一运动正在走着胜利的道路，亦即走着工业资本胜利的道路。——因此，我们知道，只有把劳动看作私有财产的本质，才能够同时弄清楚经济运动本身的真正性质。——

国民经济学家眼中的社会是市民社会，在这里任何个人都是各种需要的一个总体，‖XXXV|并且只是就人人互为手段这一点而言，一个人才为别人存在着，而别人也为他存在着。正像政治家议论人权时所做的那样，国民经济学家也把一切都归结为人即个人，他们抹煞个人的一切特性，以便把他仅仅看成是资本家或劳动者。分工是异化范围内的劳动社会性的国民经济学的表达。换言之，由于劳动不过是外化范围内人的活动的表现，不过是作为生命外化的生命表现，所以分工也不过是人的活动——作为现实的类的活动，亦即作为人这个类的存在物的活动——的异化了的、外化了的状态。(https://www.daowen.com)

关于分工——劳动一旦被承认为私有财产的本质，分工就自然而然地不能不被看成是财富生产的主要动力之一——的本质，亦即关于作为类的活动、人的活动的这种异化了的和外化了的形式，国民经济学家们的看法是极不明确和自相矛盾的。

亚当·斯密：“分工的产生不能归功于人的智慧。它是物物交换和互通有无这种倾向的缓慢而逐步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互通有无的倾向或许是运用理性和语言的必然结果。它是一切人所共有的，在动物那里是根本看不到的。动物一旦成长，就靠自力生活。人则经常需要别人的帮助，但他想要单靠别人的好意得到这种帮助，那是徒劳的。诉诸他们的切身利益，并且要他们相信，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要求他们做他所希望他们做的事情，这要更加可靠得多。在同其他人打交道的时候，我们不是诉诸他们的人性，而是诉诸他们的利己主义。我们决不向他们述说我们的需要，而总是述说他们的利益。——这样一来，我们既然靠交换、贸易、买卖获得我们相互必要的服务的大部分，所以正是这种互通有无的倾向产生了分工。例如，在某一个狩猎部族或游牧部族那里，有一个人能够比其他人更迅速、更精巧地制造弓和弓弦。他常常用自己的这些劳动产品去和自己同部族的人交换家畜和野味。他很快地发觉，他用这种方法可以比他亲自去狩猎更容易得到这些东西。因此，出于利害打算，他就把制造弓等等当作自己的主要职业。个人天赋的差别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无宁说是分工的结果……人如果不是有物物交换和互通有无的倾向，那么每个人就会不得不亲自生产他所需的一切生活用品和生活设备。一切人都将不得不做同样的日常工作，而能够造成才能的重大差别的唯一原因、即职业的巨大差别也将不复存在。正像这种进行交换的倾向造成人们才能的差别一样，这同一个倾向也使这种差别成为有益的。许多动物品种，尽管它们属于同一个种，却天生地具有不同的特性和不同的素质，其差别较之在未开化人那里所能看到的差别要更为显著。就天赋的才能和智慧来说，哲学家和搬运夫之间的差别尚不及看家犬和灵缇[7]之间，灵缇和捕鹑猎犬之间，捕鹑猎犬和牧羊犬之间的差别的一半。虽然如此，这些不同品种的动物，尽管属于同一个种，却几乎彼此毫无补益。看家犬虽然力量强大，‖XXXVI|却不能从灵缇的快速和敏捷得到任何益处。由于缺乏进行贸易和交换的能力或倾向，这些不同的天赋和不同程度的智力的活动结果不能汇集在一起，并且丝毫不能促进整个种的福利或公益。每个动物必须独力养活和保卫自己；它从自然界赋与同一个种的其他动物的那些能力的差别中得不到丝毫益处。相反地，人的各种极不相同的才能则能交相为用，因为依靠物物交换和互通有无这种普通倾向，他们的不同工种的不同产品汇集为一个所谓总体，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从这里购买别人的劳动产品的一部分。——既然物物交换的倾向是分工的根源，所以这种分工的发展总是受交换能力的大小，换言之，受市场规模的大小的限制。如果市场非常狭小，那么任何人都不会想到完全献身于某一种职业，因为他没有机会用超过他本身消费的自己劳动产品的剩余，去交换他所想要的别人劳动产品的同样的剩余……”。在文明状态下，“每个人都靠交换来生活，成为一种商人，而社会本身则实际上是一种商业社会”（参阅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社会是一系列的相互交换；商业就是社会的整个本质”59）。“……资本的积累随着分工的发展而增长，反之亦然。”——

亚当·斯密是这样说的。60

“如果每个家庭都生产它自己所需的全部消费品，那么社会在没有任何交换的情况下也可以继续存在了。——虽然交换不是社会的基础，但在我们的社会的文明状态下没有它是不行的。——分工是人的力量的巧妙的运用；分工可以增多社会产品，增进社会的威力和社会的享受，但是它却使单个人的能力退化。——没有交换就不可能有生产。”

让·巴·萨伊是这样说的61。

“人所固有的力量，就是他的智力和他从事劳动的体质。而来源于社会状态的力量，则在于把劳动加以划分和把不同工作在各种人之间加以分配的能力，在于交换相互服务和交换构成生活资料的各种产品的能力。——促使一个人向别人提供服务的动机是利己心，因为他要求对他提供给别人的服务给以酬报。——排他的私有权是人们之间进行交换的必要条件。”“交换和分工是相互制约的。”

斯卡尔倍克是这样说的62。

穆勒把发达的交换即商业说成是分工的结果：

“人的活动可以归结为极简单的要素。实际上，人只能做一件事：进行移动；他能移动物品，使它们相互‖XXXVII|分离或相互接近；其余的事情则由物质的特性来担任。人们在使用劳力和机器时常常发现，通过作业的巧妙配置，亦即通过把彼此妨碍的作业分离开来和把能够以某种方式相辅相成的作业结合起来，就可以提高效果。一般地说，人们不能以同样的敏速和灵巧来进行许多种不同的作业，这种敏速和灵巧是人们在从事少数作业时由于习惯而养成的。因此，尽可能地限制委托给各个人的作业的数目总是有利的。——为了实行最有利的分工以及人力和机器的最有利的配置，在大多数情况下，必须有大规模的作业，换言之，必须有财富的大量生产。这种好处是促使大制造业产生的原因。有少数在有利条件下创立起来的这样的制造业，往往不仅仅向一个国家，而且向几个国家，按照所要求的数量，供应它们所生产出来的产品。”

穆勒是这样说的63。

但是，所有现代的国民经济学家都一致认为，分工同生产的丰富，分工同资本的积累是相互制约的，而只有自由放任的私有财产才能创造出最有利的和无所不包的分工。

可以把亚当·斯密的论述归纳如下：

分工可以无限地提高劳动的生产能力。它根源于人所特有的从事物物交换和互通有无的倾向，这种倾向大概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运用理性和语言的结果。进行交换的人们的动机不是人性，而是利己主义。人的才能的差别与其说是分工即交换的原因，无宁说是其结果。只有交换才使这种差别成为有益的。属于同一个种的不同动物品种的特性，其天生的差别比人的秉赋和活动的差别更为显著。但是因为动物不能从事交换，所以同种而不同品种的动物所具有的不同特性，不能给任何一个动物个体带来任何益处。动物不能把自己的种的不同特性汇集起来；它们不能为自己的种的公利和公益做出任何贡献。人则不同。在人那里，各种各样的才能和活动方式可以相互补益，因为人能够把各种不同的产品汇集为一个总体，每个人都可以从那里购买他所需要的东西。由于分工产生于进行交换的倾向，所以分工依交换、市场的规模大小而发展或受到限制。在文明的状态下，每个人都是商人，而社会则是商业社会。

萨伊把交换看作是偶然的、非基本的东西。社会没有交换也可以存在。在社会的文明状态下，交换才成为必要的。虽然如此，没有交换却不可能有生产。分工对于创造社会财富来说是一个方便的、有用的手段，是人力的巧妙运用，但是它却使每个单个人的能力退化。最后这个论点是萨伊向前迈进的一步。

斯卡尔倍克把个人的、人所固有的力量，即智力和从事劳动的体质，同来源于社会的力量、亦即相互制约的交换和分工，区别开来。[在斯卡尔倍克看来，]私有财产是交换的必要前提。在这里，斯卡尔倍克客观上表述了斯密、萨伊、李嘉图等人所说过的东西，因为斯密等人曾指出利己主义、私人利益是交换的基础，并曾把买卖称为交换的本质的和适当的形式。

穆勒把商业说成是分工的结果。按照他的意见，人的活动不过是机械的运动。分工和采用机器可以促进生产的丰富。委托给每个人的作业范围应当尽可能小。分工和采用机器也决定着财富的大规模生产即生产的集中。这是大制造业产生的原因。

‖XXXVIII|考察分工和交换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分工和交换是作为类的活动的人的活动和作为类的本质力量的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然外化了的表现。

说分工和交换以私有财产为基础，这就等于说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本质，——后一种说法是国民经济学家所不能证明的，而是我们准备替他们加以证明的。说分工和交换是私有财产的形式这一点恰恰包含着双重的证明：一方面证明人的生活为了本身的实现而曾经需要私有财产，另一方面也证明人的生活现在需要废除私有财产。

分工和交换是这样的两个现象，国民经济学家在考察它们时夸耀自己的科学的社会性，同时也无意中透露了他们的科学所包含的一个矛盾，即借助于非社会的私人利益来论证社会。

我们应当考察下述各个要素：

第一，进行交换的倾向（国民经济学家认为利己主义是它的基础），被看作是分工的原因或相互作用的因素。萨伊认为交换对于社会的本质来说不是什么基本的东西。财富、生产被用分工和交换来加以说明。分工被认为引起个人活动的贫乏化和退化。交换和分工被认为是产生人的才能的巨大差别的原因，而这种差别又因为交换而成为有益的。斯卡尔倍克把人的进行生产的或有生产力的本质力量分为两部分：（1）个人的、人所固有的力量，即他的智力和从事劳动的特殊素质或能力；（2）来源于社会而非来源于现实的个人的力量，即分工和交换。——此外：分工受市场的限制。——人的劳动是简单的机械的运动；最主要的事情由对象的物质特性来承担。——分配给每一个人的作业应当尽可能地少。——劳动的划分和资本的集中，个人生产的缺乏效果和财富的大规模生产。——自由的私有财产对于分工的意义[8]。|XXXV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