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货币的产生
1.货币的产生是商品价值的外化，起源于交换价值形式发展的历史过程之中
货币的本质是一种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物的关系。货币是价值的外化和独立化。因此，货币理论的基础是价值理论——劳动价值论。一般交换模式中能与多种商品交换的那种“一般”商品已经开启了货币的萌芽，是商品货币化的开始。从一般价值形式到货币形式，是货币演变的最后阶段。但是，那种一般商品仍然不是货币，因为它还完全没有摆脱普通商品的特性：具有用于直接消费的商品的原有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一般价值形式虽然使商品交换有了公用的尺子，但还有不固定性。历史上，羊只、兽皮、铁器、象牙、贝壳、首饰等，都曾充当过货币。其中有一种商品在历史过程中取得了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权地位，这就是金银。这个金银就是货币。金银适于充作货币材料，是因为它有同质性，易于分割，少量体积可以代表更多的价值，同时易于携带、运输，具有灵便性。金银成为货币，并不是自古就有的现象，而是商品交换发展的结果。（邱兆祥，王慎之，1985）
设A，B，C，D，E，F为用于交换的商品，G为A演化出来的一种特殊商品，它脱去了普通商品的使用价值，演化出一种新的使用价值——交换商品的媒介和衡量价值的符号。“≒”表示交换关系，并表示二者是等价交换。根据交换模式，货币产生于交换价值发展的历史过程可以用下列等式表示：
上面4个式子反映了商品交换从简单到复杂、从个别到一般的演化过程，更说明了货币产生的历史过程——产生于商品交换价值的发展历史之中，以及其是商品价值的外化（独立化）的本质。同时也说明了价值是货币的基础，价值理论是货币理论的基础。
2.货币产生的理论基础
如上述，货币起源只能在商品交换价值的发展历史中去寻找，价值理论才是货币理论的基础。但是，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对于货币产生的历史和理论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说法，以至于连“什么是货币”这样一个基本问题都还在争论不休。模糊的或者错误的货币理论常常导致其他相关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错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就曾指出并纠正过英国政府根据李嘉图的“通货原理”颁布的《1844年银行法》的错误，并指出政府根据这个错误的银行法调控经济所带来的恶果。马克思首创了从价值形式及其历史发展出发来揭开货币之谜的科学的货币理论。
古典经济学家也十分注重货币起源的探索，在探讨货币的起源问题上，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亚当·斯密曾经作过相当的努力。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用一整章的篇幅研究货币的起源及其效用。他以其分工理论为基础来说明货币的起源，不但说明货币的必要性，还认识到货币是商品交换发展的必然。李嘉图则将其货币理论建立在他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认识到货币是一种商品。“李嘉图对货币的错误理解的根本原因在于，李嘉图总是只看到交换价值的量的规定，就是说，交换价值等于一定量的劳动时间，相反，他忘记了交换价值的质的规定，就是说，个人劳动只有通过自身的异化才表现为抽象一般的、社会的劳动。”[4]斯密和李嘉图都没有从交换价值角度，没有从交换发展的历史和矛盾中去探寻货币的本质，因而在货币起源的研究上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
现代货币理论更是忽略了对货币起源的研究，始终没有就货币的起源和本质在其著作中做出明确的回答，甚至是在古典经济学相关理论上的倒退。[5]无论是主流经济学，还是非主流经济学，对货币问题的讨论至今还没有回答清楚这样两个问题：什么是货币？为什么要用货币？也就是说，既不知道货币的起源，也不清楚货币的本质。由于现代经济学一贯强调实物经济的两分法，在以生产函数的实物分析为基础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中，一直存在着实际领域与货币领域的划分。在经济分析中只好假定货币供给为外生变量，将其作为“面纱”加入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中，从而导致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的“剑桥资本争论”的逻辑批判。虽然凯恩斯冲破了“两分法”，试图把价值、分配理论与货币理论联系起来，建立一种“生产的货币经济理论”，但凯恩斯并没有阐明这一命题的逻辑基础。因为他的理论没有建立在一个科学的价值理论基础之上，无法回答市场经济中相对价格和分配的决定及其与宏观变量之间的联系，从而使得长期支配人们思想的新古典实物分析又淹没了凯恩斯革命。[6]
3.货币虚化——信用货币
所谓的货币虚化，指货币退去其价值，而只保留其使用价值，即货币由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双重因素的一种特殊商品，蜕变为只有使用价值的纯粹的价值符号。纸币和电子货币就是这种符号的典型代表。纸币和电子货币的制造成本相对于金属货币，十分低廉，甚至低到可以忽略不计。那么，这种没有“价值”的货币形式是如何产生的呢？
以信用货币的最初形式——纸币为例。纸币的产生大致有如下原因：
（1）金属货币有限与交换扩大的矛盾。随着经济发展，交换的扩大，一方面，制造货币的金属有限，而且受制造货币的金属矿藏数量和开采技术的限制，金属货币远远满足不了货币流通的需要。
（2）使用货币交易成本的节约。用货币交换虽然相对于物物交换能够节约交易成本，但是，贵金属本身是有成本的。成为货币后，贵金属原来的使用价值消失，这实际上成为一种资源的浪费。此外，如果遇上大宗交易，且交易地点很远时，交易所需要的大量货币的运输成本也是个不小的负担。于是，寻求更加节约资源和运输成本的替代手段来代替金属货币就势在必行。
设货币本身的价值为G，货币的使用次数为n，货币的运输成本为Ct。设使用金属货币的总交易成本为CG，则有：(https://www.daowen.com)
假定信用货币的制造和运输成本忽略不计，用CC表示信用货币的交易成本，则CC＝0，相对于金属货币，节约的交易成本为
。如果考虑信用货币的交易成本，则不管是制造成本还是运输成本，都大大低于金属货币，显然有CG＞CC。不过，仅仅出于交易费用原因，只有持币购买方的单方愿望是不够的，还需要出售商品方愿意接受一种更加“廉价”的货币才行。
（3）货币使用的特性。从货币的接受方分析，由于人们愿意接受货币的原因只在于其使用价值，并不在意其价值本身，因此如果货币能够换回出售时同样价值的商品，货币本身的价值是否足额，甚至是否有价值，都无关紧要。人们之所以不愿意接受不足量和成色不足的金属货币，是担心出手时别人不接受。以成色和重量不足的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仍没有违背“价值交换”的原则，因为交换的最终目的是两个等价的商品的交换，而不是商品与货币的交换；商品与货币的交换只是商品交换的一个未完成的阶段。货币的出现使商品交换分为“卖”和“买”两个阶段：
设有两个商品A、B需要交换，物物交换时，只有一个过程：A⇔B。在货币交换时，则变成：A⇔G⇔B。其中，第一阶段：用商品A换回货币G；第二阶段，再用货币G换回商品B。只要A与B二者是等价的，G的价值是否与A或者B相等，并不影响这个交换过程是等价交换过程。由于人们在长期交换过程中注意到货币交换的这个特点，并且金属货币在交换中磨损导致的货币价值降低仍然按铸币的面额交易，而不会被人拒绝的事实，使人们想到通过一个大家都认可的权威机构发行一种没有价值但是有面额的货币符号，并强制流通，这种货币符号就成为法定的信用货币。
信用货币的出现一方面使货币表示社会关系的本质进一步显现，另一方面，又使货币本身是商品的属性隐藏起来，从而使货币更具一种“神秘”的性质。这种神秘的性质在金属货币时代就已经产生了，本来货币的交换价值能力是人类劳动的对象化形式之一，货币的力量实乃人类自身力量的外化。现在，这种力量仿佛货币固有的一种魔力一样，使人们拜倒在货币的脚下。于是，拜金主义、金钱万能、金钱至上的观念产生。马克思把这种现象叫做“货币拜物教”。只是在信用货币条件下，这种“拜物教”性质更加“神秘”。
4.货币产生的经济条件
由于货币是商品，它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同时货币又专司交换媒介和价值尺度的职能，因此，货币的出现解决了交换的矛盾和困难，节约了交易成本。虽然生产货币商品需要耗费人类劳动和物质资源，但其本源的使用价值被废弃；又由于货币本身有重量，携带货币交易有运输成本，尤其是远距离的交易中，运输成本是个不小的数目。因此，生产货币耗费的劳动和资源，以及运输费用构成了使用货币的新的交易费用。只是由于货币产生节约的交易费用大于用其自身的交易费用，货币才会产生。
货币产生的交易费用解释。设物物交换的交易费用为Cm，根据（2.1）式，显然，产生货币的条件为：当且仅当
用C表示商品的价值，则商品的均衡价格为生产商品的价值加交易成本。用PE表示商品的均衡价格，用PE物表示物物交换的均衡价格，用PE币表示货币交换的均衡价格，则有：
根据（1），有PE物≥PE币，这个不等式是物物交换与货币交换的边界。这个不等式只是用来说明货币起源的经济条件，交换价值发展历史则用来说明货币起源的历史条件。货币起源的历史条件是必须的条件，即必须经过从简单到复杂、从个别到一般的历史发展过程；但是它不是唯一的条件。一般而言，货币出现后，不会退回到物物交换时代。但是，在信用货币条件下，使用货币的交易还需考虑另外一个因素：因货币贬值带来的风险损失。一旦使用货币的成本加上风险损失超过了物物交换的成本，货币交换立刻就会退回到物物交换模式。这种情况历史上多次发生。基于此，我们对使用货币的交易成本得做一个修正：在信用货币条件下，如果不考虑信用货币本身的成本，则其交易成本仅仅等于使用信用货币的风险损失。用CC表示信用货币的交易成本，用CR表示风险损失，则有：
用PE信表示信用货币的交易的均衡价格，则有：
由于信用货币（含纸币和电子货币等）的制造成本和运输成本相对很低可以忽略不计，当信用货币的交换价值等于它代表的金属价值时，则CR＝0，表示没有交易成本。此时，CC＝0，故：
当信用货币的交换价值小于其代表的金属货币价值时，则CR＞0。由于正常情况下货币交换的交易成本小于物物交换，即Cm＞CG，货币交换是历史的进步；信用货币取代金属货币同样可以节约交易成本，但同时其风险损失有可能大于等于金属货币的交易成本，即CR≥G。在这样的条件下，PE信≥PE币≥PE物。则交换退回到物物交换时代，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一个例子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为了偿还1 320亿马克的巨额战争赔款，不得不滥发通货。战前美元兑马克的汇率为1∶4，1923年11月竟然跃升为1∶4.2万亿！令人难以想象的通货膨胀使无数普通德国人倾家荡产，美元或英镑的购买力被无数倍地放大。任何一个手上有一些美元或英镑的外国人，在德国都可以生活得像一个国王。几个美元便可以使人过得如同百万富翁一般。通货膨胀血洗了中产阶级多年辛辛苦苦的储蓄，使大量社会主流人士一夜之间沦为赤贫。[7]
另一个例子是中国国民党政府抗战后为弥补财政赤字，疯狂发行纸币，导致恶性通胀。物价上涨速度几倍甚至几十倍于纸币发行的速度，甚至每天都要上涨几倍。币值已贬到不及它本身纸价及印刷费的价值。于是当局孤注一掷，发行新的通货金圆券来取代法币，以1∶300万的比例收兑无限膨胀了的法币。1945年8月，上海的物价指数为8 640 000（1937年1—6月＝100）。上海突然刮起了抢购风，人们见货就抢，甚至连锡箔、棺材也在抢购之列。1949年4—5月物价已是天天上涨和一天数涨，5月米价最高每石3亿元以上，金价每10两430亿元，美元8 000万元。物价总指数高达36 366×10的天文数字。[8]
上述恶性通胀时期，信用货币仅仅其印刷成本就大大超过了其交换的商品的价值，还没算上运输成本；并且还以意料不到的加速度贬值。这样的货币已经完全失去了充当交换媒介的价值，只能被使用者丢弃，重新回到物物交换时代，发放工资等也采取实物方式。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民党时期物价疯涨的惯性，以及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和不法商人扰乱市场秩序，也曾一度出现物价飞涨，新中国政府只好发放实物工资，也就是物物交换，来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
由于通货膨胀与经济危机是孪生兄弟，研究信用货币条件下的货币交易费用和货币产生的经济条件，对于研究经济危机理论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