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数字出版工作的校对环节
我国出版界非常注重图书业中的校对工作，并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校对经验，形成了良好的运行机制和一系列严密制度。但是，近年来由于图书制作中许多新技术手段的出现，校对工作受到新的挑战。一是文风浮躁造成书稿中许多中文语言失范；二是计算机广泛使用，软盘书稿大量出现，纸质原稿退出，使校对失去传统的依据；三是一些出版社对校对人员的矮化和轻视，弱化了校对环节，致使图书编校质量下降。为此必须重新认识新形势下的校对工作。
正确认识校对工作和编辑工作的关系。在中国出版史上古代校对与编辑工作同时出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古代典籍出版方式是编校合一。校对的称谓也由校雠演变而来。据许慎《说文解字》解释称：校，木囚也。此处取对合之意。雠，古为二只鸟的象形，若应也、当也、怨也、寇也。此处取二鸟对鸣之意、引申如二人对答，或如同市场讨价还价、相怨恨而吵闹。所以“雠”通“仇”。我国汉朝编辑家刘向最早将校对称“校雠”。他形象而逼真地说：“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刘向对校对功能诠释为六项：备众本、订脱误、删重复、辨异同、增佚文、存别义。这是对古代编撰典籍而言。如今流失到海外、由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我国《北齐校书图》，就是中国古代校对工作的写实。该图由北齐画家杨子华所绘，对当时北齐大学者樊逊等人集体校书的现场作了逼真的描写。原作失传，波士顿所藏为宋朝人临摹真本所作。
宋人临摹【北齐】杨子华《北齐校书图》真本（局部）绢本设色23.9cm×122.7cm
［美］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
《北齐书》载，公元550年至560年，北齐文宣帝高洋在位，雅好出版。曾命樊逊等人刊校五经诸史。出身寒门的大学者樊逊奉命后，召集当时俊彦贤才努力工作成果斐然。画家杨子华在《北齐校书图》中记录的古代校对场面，与刘向的叙述完合相契合：画中校书书斋宽敞典雅，校对的各道工序环环相扣紧凑衔接，侍女书童传递书稿恭顺小心周到的服务。校书的文人学士或对诸本一人校点，或二人相对唱读删改，由于工作忙碌而放浪汗漫不修边幅。历史的发展近代，随着出版生产力提高，现代出版物集约化产出，导致编辑校对分工细化而分离，校对工作演变为独立工序，校对技艺更加精湛，制度更加完善。但校对的基本方法诸如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并没有产生根本性的颠覆，校对这一工作的本质是编辑工作的延续丝毫没有改变。因此校对工作和编辑工作的关系仍然是同源同归。当然我们说编校同源同归并不否定现代出版中的校对工作的独立性，而是充分认识校对工作与编辑工作的统一性和相互依辅补充的辩证关系。我国长期研究出版校对的专家认为，编校工作的关系是同源、分流、合作、同归，见地十分深刻。
计算机进入图书出版过程后，人们开始关注校对功能中的新特点。随着越来越多的作者掌握图文录入技术或直接运用电脑写作，电子书稿大量涌现，纸质书稿逐渐退出校对环节，校对流程发生变化：作者手写书稿不见了，电脑输入和排版差错与作者写作差错合一，计算机技术意外现象也造成一些校对负担。这样几类差错在校样上合在一起出现，使得校对功能“校异同”功能弱化，而“校是非”功能格外突出。面对此种情况有人主张，将“三校一读”制度中的通读环节提升强化，乃至回归传统编校合一，但是古代校对和现代校对有很大不同。根据现代出版分工，校勘图书属编辑责任范围，不在校对承担任务之列。校对今天面对的是原稿排版打印后的校样，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古代写样，任务也不是将写样和定本比照核对。现代校对的三项任务是：按原稿核改对校样改正排版错误；进行技术整理保证版面格式规范统一；经过通读发现并改正原稿本身差错。这样看来简单地主张回归传统编校合一恐怕仍然行不通。由于校对的客体有所变化并未完全引发校对主体回归到编校合一，所以一些出版机构采用校对主体多元化与专业化结合，关注通读环等强化校对工作。他们做法是要求作者自校、强调编辑对书稿校样的审阅、增加社外校对同时强化本社校对。前两者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在于内容熟悉总体把握书稿，劣势在于难于走出自我思维定式，有时对差错反而熟视无睹。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无论社内或社外校对则属于地位超脱的旁观者清，加上通晓图书出错客观规律，捕捉差错有丰富经验。如能同前二者配合补充，对提高图书质量消灭差错很有成效。还有一些出版机构采用“三校一读”对片制度，鉴于制片过程中可能产生差错如发生缺行、大面积丢失图文等，校对在图书开印前，将付印清样再次与胶片对照检查，即使是CTP直接无胶片印刷，也要对照付印清样检核，将保证万无一失。还有的出版机构的校对分析调查图书软盘稿出校样后为何出错的原因，总结出四条：作者译者电脑操作失误、作者译者学养不足造成文字常识知识差错、作者译者在电脑中转换图文版式中出错、作者译者和编辑在校样上改动太多造成增删中统行倒版差错。他们采用了校对集体交叉校对和责任校对结合制度、校对质疑和编辑排疑相结合制度，重视校对中通读环节、聘请印前第一读者等，减少了差错，提高了图书编校质量。
从传统出版到数字出版，对校对队伍综合素质提出更高要求。列宁在论及报刊出版质量时说：“最重要的出版条件是保证校对得很好。做不到这一点，根本用不着出版”。（《列宁全集》第4卷546页）鲁迅说：“校对和创作的责任是一样重大。”“校对员一面要晓排版格式，一面要多识字。”（《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11卷494页）毋庸讳言，近年来语言文字混乱的社会现象十分严重。反映在图书出版方面，首先是浮躁文风、游戏文风、欧化文风冲击和破坏着现代汉语语言文字使用规范和标准，错别字、自造字、网上境外国外传入的不规范用语和词组、不合中华民族思维习惯的语法规则和逻辑规律，在图书中比比皆是。这种图书语言失范混乱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1951年，毛泽东曾提出“正确使用祖国语言文字，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20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在《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号召，新闻媒体出版物要为全社会使用祖国语言文字做出榜样。因此校对人员有责任站在推动全社会正确使用祖国语言文字、捍卫祖国语言纯洁和健康的高度，认真提高图书校对质量。
一些出版机构在编辑工作重心转移到选题策划后、对书稿编辑加工整理产生粗放的倾向，我们要反对“编辑职责后移”、把大量差错留给校对的不良倾向；决不可矮化轻视乃至取消校对工作，根除校对不过是“字对字”的“简单劳动”错误观念，要克服图书出版工作中有意或无意地轻视校对重视编辑的倾向，客观评价校对资质，提高待遇，鼓励编校岗位轮换，奖掖高水平校对充任编辑人员。要树立校对有大学问的观念，用文字学、校勘学、目录学、版本学、考据学、训诂学、音韵学等专业学问拓宽校对队伍的知识结构与文化视野，用历史上著名出版家（既是编辑大家又是校对大家）的事例，教育青年校对，使校对工作人员充分认识到，他们同样肩负着祖国语言文字规范员的历史使命。
思考题：
1.校对在图书质量保障系统中的地位是什么？
2.为什么图书出版中设责任校对？什么是“三校一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