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评的写作
刊评，是对期刊的评论和推介，类似书评。
刊评，通过对期刊（杂志）做出评价与介绍，表达自己的观点、看法，进行肯定和批评，达到扩大或减低某（些）期刊（杂志）的社会影响，以及进一步肯定或批判某（些）期刊（杂志）宣传的观点或思潮，起到舆论激浊扬清的社会作用。刊评，通过对进步期刊的揄扬，指出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解释编辑出版工作的社会职责与历史使命。特别是对进步期刊创办人及其所办刊物的评论，更是有树立媒介标杆和典范的重大意义。
韬奋生前常说，他的最大的愿望是办好一个刊物——当然最好是能够办报。在反动统治下，办进步刊物是一定要受到迫害的，韬奋就是在重重的迫害下办刊物而坚持到底的一人。
他主编的最后一个期刊就是《大众生活》，在香港出版。《大众生活》对于当时的南洋华侨起了相当大的影响。
皖南事变后，在共产党的策划和领导之下，相当数量的革命的进步的文化工作者从压迫愈来愈严厉重庆“疏散”出去，建立分散的文化据点。到香港的一批以韬奋为中心，目的就是要在香港办报办刊物。如果由韬奋出名来办报，恐怕是通不过香港政府这一关的，因而只好办周刊。
当时的香港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特务——蒋记的、汪记的，等等。他们要破坏韬奋的活动，自不待言。香港政府自然也不会欢迎韬奋这样一个人来办刊物。不过，既然还标榜着“言论自由”，就不好公然不许，而只能在刊物登记的条例上做文章；照那条例，刊物的负责者是发行人，而发行人则须是“港绅”。因而韬奋当然不能自任发行人去申请登记，而必须找一位港绅来“合作”，但即使找到了那样一位，能不能通过，据说也很少把握。
所谓“有志者事竟成”罢，韬奋终于找到一位发行人了。原来有一个曹先生（他的父亲是所谓港绅），早已登记好了要办一个周刊，但因找不到适当的主编，故而那刊物还没出世。这位曹先生年纪还轻，读过韬奋的著作及其所编的刊物，可以说是对于韬奋的道德文章有相当的认识，对于韬奋怀着敬佩之心的一个人。经过第三者的介绍，事情就成功了。这就是后来坚持到香港沦陷后停刊的《大众生活》周刊。从这件事，也可见韬奋的为祖国为人民的长期奋斗的精神和毅力，在一般人中间（而曹先生是其中之一）建立了如何高的威信！
办刊物既有眉目，韬奋立刻以他那一贯的负责和不知疲倦的精神开始工作。他要求在两星期后出版的创刊号，那就是说，一星期后就必须将创刊号的稿件发排。他组织了一个编辑委员会，可是参加编委会的朋友们都是另有工作的，他们对于韬奋的帮助只能是：每星期开会一次，决定下一期刊物的主要内容，并在这范围内担任写稿一篇，或者是负责向编委以外的朋友拉一篇那一期刊物所需要的稿。韬奋必须自己做的，就有下列的一大堆事情：每期登在卷首的社评，那是有一定篇幅的，太长或太短都会影响到刊物的整个编排的计划性；审阅来稿（包括特约稿和外来的投稿）；给读者的来信作“简覆”，这是刊物的很重要的一栏，刊物与读者的联系固然赖此一栏，而尤其重要的，是借这一栏发表一些还不宜于用其他方式（例如短评等等）来发表的主张或批评。不曾在那种环境下办过刊物的人不会了解“简覆”读者来信这工作在彼时彼地是怎样重要而且又是怎样地不简单。韬奋常说：他花在“简覆”上的时间和精力，比花在社评上的要多得多。
在那时的人力物力的条件下办这么一个周刊，其困难有非今天的没有那种经验的年轻朋友所能想象。《大众生活》之所以得以出版，并且在短促的时期内出版，不能不归功于韬奋的毅力和勤奋。当时在香港的朋友们中间颇有几位是办过刊物的，当听说刊物要在一星期内从无到有，都感觉期限太促，然而韬奋那种说干就干、勇往直前的精神，把大家振奋起来了。韬奋是对的。那时候，即使是一天的时间也很宝贵，不能白白过去。那时候，如果迟疑拖延，则夜长梦多，刊物也许会因特务分子的破坏而终于不能出世。如果不能把这些特殊情况加以充分的估计，而轻率地武断地以为韬奋就是“性急”（有人是这样看他的，而他自己也这样自讼），是“顾前不顾后”，或者，因而给他一个“急躁冒进”的帽子，那是全无是处的。
恰恰相反，我倒觉得韬奋的嫉恶如仇、说干就干、充满信心、极端负责的精神，正是我们应当学习的。
至于韬奋的思想发展的过程，——他的如何从一个旧民主主义者发展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过程，我在这里不想多说。从韬奋身上，又一度证明了凡是有正义感、爱祖国、爱人类、爱真理的旧民主主义者，在斗争的考验中，是会走上信仰共产主义的道路的，中外皆然，这已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原载1954年7月24日《人民日报》）
刊评的写作，首先是对一个期刊的办刊方针的评。介绍刊物的同时，免不了介绍刊物的人物活动，以及主编影响刊物的方向和质量。因而刊评往往由内容谈到主编，也从主编论及内容，有时就是两者联系起来评述。本篇就是论人与论刊物相结合的。特别谈到邹韬奋是如何做期刊编辑工作时，介绍他那种说干就干、勇往直前、极端认真、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令人感动。这里还提供了《大众生活》的一点办刊史，凸显了国难当头之际的进步出版家办刊艰辛。
有的刊评则不局限于一本很具体的期刊，而是高屋建瓴地围绕一个更大的主题进行评说。人们读完书评后，眼前豁然一亮，被导引着置身于新的精神境界。于是明白了一个大道理，超越了一个期刊的时空界限，使人的思想情操产生质的飞跃。(https://www.daowen.com)
请看巴金写的刊评《致〈十月〉》：
《十月》杂志创刊三周年，编辑同志来上海组稿，说是长短不论。我答应试试。我想谈谈编辑的一些事情。可是近大半年来我的身体一直不好，感情激动起来，连写字也困难，看来文章是写不成了，那就随便谈点感想吧。我一直被认为是作家，但我也搞过较长的编辑工作。自以为是两方面的甘苦都懂得一点。过去几十年中间我多次向编辑投稿，也多次向作家拉稿。我常有这样的情况：做编辑工作的时候，我总是从编辑的观点看问题，投稿的时候我又站在作家的立场对编辑提出过多的要求。事情过后，一本杂志已经发行，一部书业已出版，平心静气，回头去想，才恍然大悟：作家和作者应当成为诚意合作、互相了解的好朋友。
《十月》杂志是很好的大型刊物。但它并不是一出现就光芒四射，它是逐渐改进、越办越好的。刊物是为读者服务的，用什么来服务呢？当然是用作品。读者看一份刊物，主要是看它的作品，好文章越多，编辑同志的功劳越大。作品是刊物的生命，编辑是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桥梁。作家无法把作品直接送到读者手中，要靠编辑的介绍与推荐，没有这个助力，作家不一定能出来。刊物要是不能经常发表感动读者、吸引读者的好作品，编辑要是不能发现新的作家、不能团结好的作家，他们的工作就不会有成绩。文学艺术是集体的事业，这个世界的发展繁荣，与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有关系，大家都有责任。大家都在从事一种共同的有益的工作，不能说谁比谁高。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倒符合实际。
我想起一件事情：大约是1962年吧，上海一位出版局的负责人写了一篇文章，替编辑同志们讲了几句话。他是一个大知识分子，也知道一些编辑工作的情况，听到一些人的牢骚，想“安抚”他们，对他们做思想工作。没有料到一篇文章闯了大祸，姚文元的“金棍子”马上打到他的身上来了。他从此背上“杂家”的包袱，吃够了苦头。……一瞬二十年过去了，今天我仍然听到作家们在抱怨、编辑们在发牢骚，我觉得两方面都有道理，又都没道理。对每一方面我同样劝告：对自己要求高一点，对别人要求低一点。前些时候我读过一篇文章，说“批评也是一种爱护”。我不这样看。不过“爱护”二字引起我的一些想法。我要说，真正爱护作家的是好的编辑。同样，好的编辑也受到作家的爱护。一个刊物发表了两三篇好文章，好的作品就像流水汇集到它那里。刊物选择作品，作家也挑选刊物。我听见一位作家对别人说：“某某是我的责任编辑”。声音里充满感情，我看除了读者们的鼓励外，这就是对编辑莫大的酬报了。但是我又听到一位作家抱怨，编辑不向他组稿，但是我想劝他不要生气，我说：“这样倒好，主动权就在你手中了，你有两个办法：第一他不组稿，你就不投稿，组不到好作品是他那个刊物的损失；第二他不来组稿，你也可以投稿，看他识货不识货。漏过了好作品是编辑的过失，他会受到读者的批评。”……我看，一个作品的最高裁判员还是读者。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是靠谁保存下来的呢？还不是读者？也只能靠读者。编辑不可能跟读者对着干，硬要编一本没人要看的刊物。刊物没有人要看，一定办不下去，编辑也得改行。让两方面都来接受时间的考验吧，都来经受读者的考验吧。
我想谈一点个人的经验和个人的感情。我在不同的场合讲过了我怎样走上文学的道路，在这里我只想表示我对叶圣陶同志的感激之情。他是很好的作家和教育家，但我是把他当作很好的编辑而感谢的。我写了长篇小说，缺乏自信不敢投稿，从法国寄给上海开明书店的朋友托他代印几百册，我赴法前看见过一位朋友的兄弟自印的小说，印费并不贵。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一见面就告诉我：“你不用着译书卖稿筹印费了。《小说月报》明年第一期期连载你的小说。”原来当时《月报》的代理主编叶圣陶老经常去开明书店，他在我的朋友那里看到我寄去的原稿，认为可以发表，就拿去推荐给读者。倘使叶圣老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道路。作为编辑他发表了不少新作者的处女作，鼓励新人走进文坛。编辑的成绩不在于发表名人作品，而在于发现新的作家，推荐新的创作。
我从来没有把写作当成成名成家的道路。作家不过是一种职业，一个工作岗位。作家不是一种资格，不是一种地位，不是一种官衔。我重视、热爱这个职业、这个岗位，因为我可以用我的笔战斗通过种种考验为读者、为人民服务。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作家会是“社会名流”或者“太平绅士”。我绝不相信作家可以脱离作品而单独存在，可以用题字、用名字、用讲话代替自己的文章。我常常静夜深思，难道我初拿笔写作，就是为了大写”苦学自学“的经验谈，引导青年如何青云直上，充当各种活动、各种场面的装饰品？
有时我的思想似乎进入了迷宫，落到了痛苦的深渊，束手无策，不知怎样救出自己。忽然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位老人的笑颜，我心安了。50年来他的眼睛一直注视着我真是一位难得的好编辑。他不是白白地把我送进了“文坛”，他以身作则，为我指出为人为文的道路。我们接触不多，他也少给我写信。但是在警紧要关头，他对我非常关心。他的形象也是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我们最近两次会见，他都叫人摄影留念，我收到他从北京寄来的照片，我总是兴奋地望着他的笑脸对人说：“这是我的责任编辑啊。”我充满了自豪的感觉，我甚至觉得他不单是我的第一本小说的责任编辑，他是我一生的责任编辑。
对编辑同志，对那些默默无闻、辛勤工作的人，除了表示极大的敬意之外，没有别的话可说了。但是我记得作家们抱怨过编辑同志的硃笔无情，那么我就向同志们提出一个小小要求：现在“文责自负”，就让作者多负点责任吧，我一时改过不少人的文章，自己的文章也让不少编辑删改过，别人改我的文章，如果我不满意后来一定恢复原状。我的经验是：有权不必滥用，修改别人的文章不论大删小改，总得征求作者同意。我现在还是这样看法。
以上只是我对一般编辑工作的意见，这个小小的要求并不是向《十月》提出的。很惭愧，说到《十月》，创刊时答应投稿，可是3年来我没有给刊物寄过一行文字。看来，我再也写不出合适刊物的像样的文章了。编辑不会责怪我。但是作为读者，我读到好的作品就想起编辑们的勤劳和苦心，既高兴又感谢。刊物在发展，在前进。读者的眼光永远注视着你们前进的脚步，奋勇前进吧，亲爱的朋友们。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巴金的这篇书评并没有对《十月》期刊做评价，但以此为由头，提出一个更大的怎样做好书刊编辑出版工作的命题。巴金充满着对书刊编辑工作的挚爱之意，对作家和编辑之间相互关系的真诚之心，他深刻指出，期刊是通过刊载作品为读者服务的，编辑是作家和读者之间的桥梁，负有重要社会职责。接着他讲述了自己如何走上文学之路，对引他上路的“责任编辑”叶圣陶先生充满敬意和感激之情。这不仅是对出版先辈的赞颂，而是对编辑职业岗位的尊重和礼赞。评论中间，巴金又从叶圣人格生发开来，对编辑人品以及作家社会角色做出深邃的定位，更彰显了这篇刊评对人生价值的拷问。
思考题：
1.写一篇发刊词。
2.试写一篇刊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