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校教育体系的构筑
1603年，日本开启了江户时代 （1603—1867），这是一个教育复兴的时代，是研究日本教育近代化不可跨越的重要阶段。1603年，德川家康统一了日本，开始执行中央集权制的幕府体制。德川家康崇尚“文武兼修、文道治国”理念，倡导积极摄取来自西方的“兰学”，在其理念影响下，江户时代的教育呈现复兴趋势，“人才”成为社会流行语，“圣人学可至”成为促进民众一心向学的精神给养。各级各类教育机构也逐渐丰富，除了幕府直辖的开成校、各藩所属的藩校外，大量民间机构粉墨登场。开成校与近300所藩校均以士族子弟为对象，实施具有一定高等教育特征的教育。潮木守一认为，正是“得益于幕府时期大量存在的藩校教育，日本在 ‘二战’以前，人均GNP的水平在远远低于欧洲各国的时候，高等教育的数量规模就已经达到与这些国家并驾齐驱的水平”[1]。江户时代的民间教育机构包括乡学、私塾、寺子屋等。寺子屋即寺院，是庶民以寺院僧侣为老师学习基本知识的地方。到明治维新前夕，寺子屋已发展至2万余所，是实施平民教育的主要机构，为初等教育的普及奠定了良好基础。江户时代末期，在内忧外患的情境下，幕府为吸引与培养国家统治与管理的优秀人才，开始打破传统的出身世袭制，重视优秀人才的选拔，鼓励任人唯才。政府通过“征士”直接选用“各藩乃至都鄙有才之人”，录用了一批江户幕府时代的知识分子，为日本在西学过程中维持“和魂洋才”的根本原则提供了思想支撑。江户时代重视教育的社会风气，大量民间教育机构的出现都为明治维新时代教育近代化的顺利发展铺垫了有利基石。诚如美国学者E.布莱克所说：“在日本的德川时代，平民教育得到了发展，政治当局也给予鼓励，由此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它加强了上层人士与平民之间在机制标准上越来越一致的趋势……从而为建立现代国家创造了非常现实的伦理基础。”[2]
1868年启动的明治维新是日本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重要转折点，“求知识于世界”成为国策。1871年以岩仓具视为代表的日本使节团远赴欧美集体留学，成员包括大藏省、文部省、工部省、外务省等官员，主旨是考查德、法、英、美等主要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事项，选择可供日本采用之法。在教育体制上，使节团副使木户孝允认为“可效法者，当以德国为最”[3]。1871年，明治政府提出“文明开化”口号，认为“一般民众知识之进步，文明各国规则之取舍，全国范围内逐步振兴学校，广布教育，乃今日之一大急务”[4]。政府希望通过文明开化达致“村无不学之户、户无不学之人”的目标。1872年，日本政府以法国学制为范本，制定并颁布了近代第一部 《学制》，标志着日本公办教育法制化进程的开端。学制废止了江户时代藩校与寺子屋双轨并行的教育体系，确立了国家统管教育的模式，确立了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层次，对考试也有所规定：“学生学业结束时有大考试 （如小学升中学、中学升大学等考试），大考试之际，考试相关人员当然应该参与，如有必要还应派相关官员参与考试事宜。”[5]近代学校教育制度强调国民皆学，且人人皆有通过考试享受平等教育的权利，这是一个不问阶层的学制，政府以“学问乃立身之本”号召全民必须进入小学接受初等教育，不仅要学习一般的读写算的基本知识，也要学习百工技艺，吸收西方先进文化、技术等以求立身强国。诚如形尾憲岁评价的，“教育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最大动因。教育不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开发每个人的可能性，不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而是为了给国家培养有用人才”[6]。(https://www.daowen.com)
1879年，《教育令》取代 《学制》。1885年，森有礼担任文部大臣。有着丰富欧洲留学经验的森有礼启动了大刀阔斧的日本教育改革，将学校教育作为振兴国家的方策之一，坚持国家统一标准的教育。森有礼首先废止了《教育令》，而后根据学校类别分别制定 《小学令》、《中学令》、《帝国大学令》、 《师范学校令》，为日本形成相对统一的教育体系提供了法律依据。1890年，日本政府制定了以小学4年制教育为基础的近代学校制度；同年，明确了小学4年制义务教育制度；1900年，第三次 《小学令》取消了小学毕业考试，只要进入小学学习者均可以毕业。这一系列制度的完善推动日本义务教育制度消除了考试竞争性质，为小学教育的普及铺垫了基石。1902年，日本小学4年制义务教育入学率超过90%；1907年，日本义务教育年限延长为6年，普及率达98%；1920年达到99%，1926年升至99.4%。[7]1941年，政府颁布 《国民学校令》，将小学校改为国民学校，分为初等科与高等科，高等科设置了职业教育课程。1943年颁布 《中等学校令》，将中等学校划分为男子中学、女子高等学校与职业学校。战后，以美国为主的盟军占领日本长达6年多，美国教育民主化思想与单轨制教育模式对日本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1945年，在美国教育使团的指导下日本政府制定了“6·3·3·4”单轨制学制，即6年小学、3年初中、3年高中、4年大学。9年义务教育制度的确立需要大量公立初中与高中的支撑，但是，战后日本财政亏空，无力填补空缺，于是，各级各类私立学校应时而生，凭借对社会、对市场的高度敏感性，借助个性化、弹性化、特色化的教育特点站稳脚跟，明治维新以来形成的教育体系公私并举的特点得到进一步强化。1940年日本中学入学率只有40%，但是，随着大量私立中等教育机构的涌现，政府“借鸡下蛋”，推动了中等教育的发展进程。1947年，6年义务教育延长为9年；1988年，日本9年制义务教育普及率达99.98%；1997年，再增至99.99%。[8]可以说，明治维新的教育改革极大地推动了日本初等教育的普及，而战前的教育改革则推动了中学入学率的快速提升，这是战后日本得以在一片废墟中迅速构建起近代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的根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