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高中教育的缺失之患

日本教育体系的构建路径颇具特色，迥异于自下而上的世界普遍模式。具体而言，日本模式是由高 （高等教育）往低 （基础教育）、由两头 （高等教育与小学初中教育）往中间 （高中教育）。

1872年制定的 《学制》中提出了大学、中学、小学三段模式的教育体系，但是，这是政府的理想宏图。明治初期，日本全国只有一所大学，即东京大学，云集了全国最高水平的研究者；小学由私立性质的寺子屋改建而成；初中由藩校改建而成。寺子屋教育只是面向平民实施最基本的读、写、算能力的私立教育机构，藩校教育则是面向武士阶层的教育，因此，虽然相继改制为小学与中学，但是与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中小学本质上显然相距甚远，导致不同教育阶段之间的衔接问题层出不穷，既有正规教育的寻常中学，也有高等中学；既有各种专门学校，也有各种预备校、大学预科等。当然，在高等教育基础极其贫弱的情状下，纷繁芜杂的中间教育是不可能考虑到教育阶段的衔接问题的。明治初期，文部省无法马上效仿欧洲创建完备的教育体制，因此将重心置于小学和大学教育的发展，对于中间阶段的中学教育致力较少，介于小学教育与大学教育之间的中间教育，机构类型多样，水平参差不齐，毕业生学力良莠不齐差距甚大。“二战”前的中等教育分为中学和实业学校两类，中学毕业生的年龄一般为17岁，毕业后升入高等教育机构，最终成为社会领导精英，而实业学校则是走职业教育之路，最终成为高级技术人才。战前教育体系中，高中教育缺失主体地位，淹没在中等教育中，这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的高、大衔接问题的凸显埋下祸根。当然，基于为国家培养领袖精英的考虑，政府必须确保东京大学的优质生源，因此，文部省特别创建了5所高等中学，从第一高中到第五高中，能够进入这五所高等中学的学生基本等于进了帝国大学，享有帝国大学直通车的“车票”。帝国大学高高在上培养精英的价值取向、日本学校教育体系构筑独特的从两头往中间的模式带来了日本社会对学历的高度重视。“二战”前的日本就已经是典型的“学历社会”，最终学历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职业、地位之高低，帝国大学毕业生待遇最高，各种专门学校次之，其后是各种实业专门学校的毕业生。虽然五所高中的设置为东京大学的优质生源提供了有效保障，但是，这种基于大学视角的高中设置并未对全国的高中教育有所助益，反而助长了考试竞争，让高中教育一开始就沾染了应试气息，都以考取帝国大学为唯一目标。(https://www.daowen.com)

由高往低的教育体系构建模式给薄弱的小学初中教育、缺失的高中教育造成了巨大压力，在井上毅任期内，不同教育阶段之间的衔接成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1893年6月，井上毅颁布了 《高等学校令》，将原来的第一高中到第五高中全部更名为高等学校，教育内容从原来的大学预备教育转向专门教育，希望以此扭转大学预备教育风气，推动高中教育的实质性发展。但是，在人人都一心只向往考上帝国大学的现实中，大学预备教育还是在高等学校教育中稳居主位，高等学校并没有成为衔接中学教育的有效途径，仍然是通往大学教育的桥梁。因此，高中教育的顽疾依然是政府亟须解决的核心问题。为扩展高中教育机构，1918年政府颁布 《高中令》允许私人与地方举办高中，1918年—1929年，高中由8所增至32所，学生数从6 792人增至20 256人。1948年，日本才在原来中学、职中的基础上创办高中，终于构筑起了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再到大学的完备教育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