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型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挑战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得出一个基本判断：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衍生的公平理念、丰富的机构类型与多样化生源是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得以顺利从精英型转向精英型与大众型并举的核心动因，也是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大众型属性的体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不仅推动了多样化考试改革，也强化了政府推动统考制度改革的决心。自上而下推行的统考制度与自下而上推动的多样化考试制度构筑起了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特殊的“二元双轨”模式。所谓“二元”是国、公立大学为主偏重学力考试，私立大学为主偏重多样化考试；所谓“双轨”是统考模式与各高校单独举办的多样化考试的并举，两者基于不同的考测重点形成互益互补关系。但是，现实的发展轨迹偏离了初衷，“二元双轨”的高校招生考试模式演变为“二元双层”模式，即偏差值主导下，国、公立大学稳收优质生源，而大部分私立高校聚集了大量问题学生。同一大学中，学生的阶层差异在缩小，高等教育对阶层流动的积极意义在萎缩，高等教育入学公平正被蚕食。那么，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究竟是如何演变至今的？这需要我们重新检视日本大众型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中暗含的危机。
（一）私立高等教育政策的随意性与空洞化
近代以来，日本政府国立中心主义的高等教育政策一直未曾改变。对此，小林哲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开始发展教育，的确主要是由国家来办的，私人和地方设立的学校，被看作国立学校的辅助和补充力量”[32]。虽然私立大学是推动大众型高等教育改革的主力军，但是，在高等教育规划中总是处于政策边缘，成为虽然庞大却被忽略的存在。政府往往基于政治性、经济性的目标执行或宽或紧的私立高等教育政策，因此，私立高等教育也随之起伏进退，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发展历程。
1.1960年—1975年政策宽松阶段
1962年，文部省提出，“为了缓和1966年—1968年可以预想的高校招生考试竞争程度，为了适应社会需求，满足毕业生日益扩大的需求，希望适当扩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但是，必须要经过慎重的研究”[33]。由此观之，该阶段文部省对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依然保持审慎的态度，但是，来自产业界的对于扩大高端技术人才培养的需求风起云涌。1961年3月，时任科学技术厅长官的池田正之辅提请文部大臣荒木万寿夫放宽大学设置基准，扩大科学技术人才培养，为实现国民收入倍增目标提供人才支撑。1962年文部省允许私立大学自行决定招生数量与设置新学部，原来必须先向文部大臣报备。1949年—1974年日本大学设置认可的申请数与通过数见表6－8。
表6－8 1949年—1974年日本大学设置认可的申请数与通过数
资料来源：T.J.ペルペル.日本の共闘教育政策 ［M］.橋本鉱市，訳.東京：玉川大学出版部，2004：155.
在大学设置基准放宽后，私立大学在缺乏刚性约束机制的环境下获得了自由发展，超额录取成为普遍现象。从超额录取率来看，大学的情况是，1952年已经是1.37倍，1960年是1.58倍，1970年是1.68倍，一直直线上升，到1972年达到1.81倍。[34]1975年，私立高校在校生所占比例迅速增至78.3%。就图6－3中的师生比而言，国、公立大学相对稳定，特别是国立一直保持在1∶8左右，而私立大学则持续上升。
图6－3 1955年—1974年师生比变化
数据来源：教育年鑑刊行委員会.教育年鑑1976年 ［G］.東京：ぎょうせい，1976：164.
2.1976年—1989年政策紧绷阶段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高速扩张的日本高等教育具有显著的集中于大都市的特征，“如果以在校生数为反映集中度的基准，1975年4年制大学有41.7%的学生集中在东京，37.2%集中在七大都道府县，短期大学的相应数据分别为24.6%、40.6%”[35]。20世纪70—90年代，文部省先后三次发布高等教育计划书，对高等教育发展做出了基本规划，核心方针是抑制高等教育发展规模、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具体举措集中在：（1）强化文部省对招生名额分配的认可权力，杜绝超额录取；（2）资助私学，帮助私学完善软硬件；（3）文部省强化招生名额分配权，聚焦高等教育机构的区域分配的均衡性，明确规定东京与七大都道府县原则上不允许新设大学、学部，不允许扩大招生规模。
私学资助政策始于1975年的 《私立学校振兴助成法》，该法律为资助私学提供了法律依据。由此，政府形成了管控私立高校的两个主要手段——大学设置基准与私学资助。1975年私学补助金制度创建之初，文部省提出的补助金额数量为私立高校经费的50%，可是未能有效兑现。但是，政府的补助金对私立高校的招生规模还是发挥了一定钳制效用。“1975年私立大学超额录取率为1.79倍，1980年降至1.42倍，1983年再降至1.36倍。”[36]补助金政策未能始终如一，1980年补助比例达到最高29.5%后一直低迷不起，1991年仅为13.3%。2005年政府支付国立大学的运营交付金总额为1兆1 130亿日元，而占了高校总数四分之三的私立大学所获得的经费补助金只有3 239亿日元。[37]2006年，文部科学省的高等教育财政预算中，给国立大学的补助金为1兆2 727亿日元，而给私立大学的补助金只有3 313亿日元[38]，几乎只有国立大学的零头，而私立大学无论大学总数还是在校生数都占了总数的约80%，因此，如此少额的补助金对于私立大学的条件改善与质量提高无疑是杯水车薪。较之对国立大学的资助，政府对私立大学的资助显然只是九牛一毛，而且逐渐减少，现在补助金额几乎不到私立大学经常性费用的10%。如表6－9：
表6－9 1970年—1994年政府对私立大学的补助金占学校经营费的比例
数据来源：文部省.我が国の文教政策 ［M］.東京：大蔵省印刷局，1994：28.
2005年，以学生学费占大学财政来源比例为据，国立大学为16.2%，私立大学为57%。[39]政府财政支持的缺失意味着私立大学运营费用对学费依存度的提高，同时也不得不通过各种压缩成本的方式来缓解资金周转压力，如提高师生比、招聘兼职教师等。1993年，国立大学师生比为1∶10.1，私立大学师生比则高达1∶25.6。[40]
3.1990年以来政策再次宽松化阶段
1984年，文部省颁布的 《高等教育计划书 （1986—1992）》提出，“招生数量从1983年的61万人增至73万人，正规扩招增加4.2万人，临时扩招增加4.4万人，超额录取率控制在1.28倍”[41]。文部省采取正规扩招、临时扩招与将超额录取控制在一定倍数内的三大政策，应对高等教育入学意愿者人数剧增的现实需求。政策一出，私立高校立马敏锐感知到了文部省政策的松动，闻风而动的私立高校瞬间启动扩招工程。“1990年，扩招达到12.6万人，其中正规扩招7.6万人，远远超过了4.2万人的预定目标，1991年—1992年再扩招7.4万人，其中临时扩招6万人。如此，1992年招生数高达81万，比既定的73万多了8万，大学入学率也因此提至39.4%。”[42]1993年文部省还放宽了私立大学在中心城市创设新校的限制。
1995年，文部省推行“大学设置基准大纲化”举措。大学设置基准是文部省对大学设置认可的最低基准，根据在校生数对设置大学所需的设备设施、占地面积、图书馆藏书、师资配备等都有具体规定，因此可以说这是政府把控大学招生人数的有效机制。政府严格执行基准则招生人数受限，执行缓和则人数可能遽增。设置基准大纲化最核心的举措是课程设置权的下放，改变此前大学教育中1、2学年侧重教养教育，3、4学年侧重专业教育的“二年两段”的硬性规定，将课程设置权赋予大学。其结果是不少大学废止了“教养部”，减少教养教育课程，通过重组或新建开设新学部。大学设置基准大纲化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文部省对私立高校、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把控力弱化；另一方面，私立高校因此赢得了自由广阔的发展空间。
当然，一系列宽松政策的推行是因为“少子化”危机带来了严峻的高校生源问题。1992年，大学招生总数为81万人，以1992年为界点，大学报考人数开始剧减。1997年，大学入学率从1993年的41.4%升至47.3%，但是，招生总数则降至79万人，预示着“少子化”危机的影响已经逼近。1992年18岁人口达到最高峰205万人后每年持续下降，2002年减至150万，2009年减至120万。2012年，日本4年制大学与短期大学的入学率为56.2%，2013年为55.1%，如果将专门学校也计算在内，2012年为79.3%，2013年为77.9%。[43]一方面是高等教育入学率的快速提高，另一方面是各高校生源不足率的攀升。2000年，471所大学中133所 （28.24%）、453所短大中265所 （58.5%）都生源未满。2009年，大学入学率达到49%，高等教育入学者数量却从1990年的73万减至68万。[44]2013年，共有782所大学、359所短期大学，新设大学中有51所生源不足，实际招生数与计划招生数相差三成以上。[45]2007年，大学入试中心以高中教师为对象实施相关问卷调查，95.6%的高中教师都认为大学数量过剩。[46]
为限制过快的规模扩张，文部省在第四次 《高等教育计划书 （1993—2000）》中提出要缩小招生规模，拟定要将2000年的大学入学率控制在42.2%以内。但是，在“少子化”危机下，在依赖学费生存的压力下，文部省的一纸计划最终没能阻遏私立高校扩张的狂潮，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再次开上了高速公路，一路疾驰。市场经营优先理念弥漫全国高校，高等教育的私人性遮蔽了公共性，公共性被淹没在“少子化”、大众化浪潮中。私立高校为了确保生源，谋求学费收入的最大化，不约而同降低了入学门槛，以推荐入学、AO入学为代表的多样化考试迅速泛滥全国，借助这条政府暗允的招生快车道，私立大学赢取了大量生源。1997年，4年制大学在校生总数中私立大学占了73%，短期大学中私立占了92%。[47]在夹缝中躬身求存的私立高校借助多样化考试改革的东风，迅速成为政府不可忽视的庞大存在。
政府一直以国立大学的学力型考试为确保高校招生质量的核心砝码，对于私立高校主导下的多样化考试可能带来的生源质量低下危机缺乏前瞻性的预判，最终未能有效把控多样化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行进速度以及高校招生数量与质量的均衡，带来了不可遏制的高等教育质量危机。总体而言，日本的多样化考试改革为外力主导型，是在重压之下不得不变之后政府的消极应对。在政府对私立大学的补助金逐年减少的现实下，政府的统筹管控职能已经弱化，已经无法阻止私立高校规模扩张的强大欲望。政府将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责任转嫁给私立高校，以私立高校为主体推动多样化考试改革。私立高校作为市场主体必然带有浓烈的寻利性，往往为求生源最大化以达至学费收入最大化，因此容易忽略教育本质规律。“教育市场化的大学，主要以私立大学为主，无论何种规模的大学都毫无例外地在扩大经营，削减入学考试科目，大范围地引入推荐入学考试，这对初高中学生的学习欲望产生了极大的消极作用。”[48]2012年，私立大学单独考试中，推荐入学与AO入学分别占40.3%、10.2%，已经超越了一般考试的49.1%，占半数以上。关键问题不在于多样化考试方式本身而在于考试形式与内容设计的空疏与执行者的滥用，即虽然政府提出了多样化考试改革的明确方向，但是，对于何谓“多样化”缺乏明晰而具体的界定，并未见对多样化考试的规范化设计，缺乏科学性、合理性的多样化考试改革乱象丛生已经难以避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从“二元双轨”滑向“二元双层”模式也已经难以遏制。
（二）“二元双轨”模式滑向“二元双层”模式的必然
无论在哪一个领域，分层的本质都是一种资源分配，对资源的占有水平常常成为划分阶层与社会地位的标准。高校招生考试是决定高校资源的占有程度的制度，决定了毕业生的未来地位与阶层所属，因此，考试分层现象后面潜藏着特定阶层利用考试制度实现自我阶层再生产的本质，分层的高校招生考试渐次弱化了以一种公平的方式为所有人提供向上流动的功能，成了固化阶层、侵蚀公平的黑手。“二元双层”的考试模式以一种隐匿的方式从入口处的考试就开始区分层级，在过程与出口中也逐渐固化这种看似自然的分层，最终顺理成章形成了稳定的分层机制。
1.学力考测与非学力考查的分层
天野郁夫深刻指出，“新生选拔中对 ‘学力’考查的力度往往受到该校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偏差值排名的影响，排名越前的高校考查力度与难度越高，反之则越低。而国、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之间的差异也比较显著”[49]。学力考测包括中心考试与各大学一般考试。
首先看中心考试，国立大学对考生报考的中心考试教科、科目依然保持较高的数量要求。2002年，国立大学前期课程招收的学生，利用中心考试7科目的考生占13.5%，6科目占57.8%，5科目占19.2%，4科目占5%。因此，国立大学前期日程中，95.5%的考生都参与了中心考试4～7科目的考试。而且，国、公立大学招生对中心考试的得分率要求也很高，以东京大学为例，无论哪一个学科领域，中心考试得分率要求都在92%以上，即100分要考上92分才可能获得参加东京大学单独举办的第二次考试的资格。由此观之，对于国立大学而言，中心考试确实是非常有效的生源质量安全阀，但是，对于私立大学而言则未必如此了。私立大学并非全部都利用中心考试，即使利用该考试的大学也在经营压力下不得不降低标准。2009年，私立大学不举办单独考试，仅凭中心考试成绩招收的学生共41 844人，其中，6科目考生占2.1%，5科目占3.9%，4科目占9.4%，3科目最多为41.2%，2科目占31%，1科目占1.4%。[50]1～3科目的考查如何客观、合理、科学地判定学生的综合能力？这种质量把关无疑不太可靠，对于私立大学而言，这种安全阀作用正被现实逐渐消解。
其次，我们看看一般考试。国、公立大学招生总数中80%都是通过一般考试入学的，而私立大学只有约50%。换言之，国、公立大学只有20%左右的新生为多样化入学，而私立大学达到50%。以推荐入学为例，2013年，神户学院大学通过推荐入学进入大学的学生比例在所有大学中最高为51.7%，城西大学次之为50.3%，爱知学院大学再次之为47.1%。另外，还有一些巨型私立大学也保持较高的推荐入学率，如近畿大学为39.8%。[51]如果将一些专门学校计算入内，则私立高校的学力考试所占比例将更低。学力考试的利用率与大学偏差值排名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偏差值越高学力考测就越严格，反之越宽松。因此，在国、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之间，形成了泾渭分明的高校招生考试模式的分层，国、公立大学以严格的学力考测浮于上层，大量偏差值处于低位的私立大学沉积底层。
2.高校生源的自然分层
多样化考试的推行初衷在于追求差异公平、实质公平，是一种有利于社会弱势群体利益最大化的分配原则，需要通过一定的举措对身处不利环境中的弱势群体给予补偿，最终目的在于实现分配的平等，但是，学力考测与非学力考查的分层让高校生源也呈现分类分层现象。
寺崎里水根据国立大学、中坚大学与下位大学的基准，调研了三类大学中的学生父母为大学 （含短大）毕业生的比例，结果显示如表6－10：
表6－10 不同大学学生父母大学学历差异
资料来源：寺崎里水.ノンエリート大学生の進学と学び （2）［J］.日本教育学会大會研究発表要項，2011：12.
从表中数据可知，下位大学学生中，父亲拥有大学学历的仅为42.2%，母亲仅为36.5%，比国立的比例分别低了13.2%、18.9%。下位大学中，不少学生是家里的第一位大学生，因此，可以从侧面推知他们的家庭环境相对不富裕，这些子弟在入学高校选择中往往更多关注成本，希望短期回收效益，因此，更关注毕业后的就业情况，大学学历更倾向于职业资格学历。
另外，根据潮木守一的研究，社会阶层的高低与高校层级的高低之间有着某种不谋而合的趋势，前者对于后者有着较大影响。1961年到1974年之间，高收入阶层子弟进入国立大学的比例呈上升趋势，1961年为44.7%，1974年升至58.4%。低收入阶层呈下降趋势，从1961年的39.9%降至1974年的25.6%。[52]1968年文部省的调查数据显示，高学历阶层子弟的99%、法人经营者子弟的72%、家庭收入300万日元以上 （占全国家庭的2.4%）子弟的71%，都进入了高等教育机构。年收入100～150万日元阶层的子弟占入学者的31%，而政府机构、民间企业合起来的“白领”阶层的子弟占入学者的50%，而且，66%的入学者父母一方或双方都是受过中等教育的学历拥有者。出身于年收入不到50万日元的阶层的子弟入学率为11%，体力劳动者子弟的入学率也仅占10%。[53]可见，高等教育大众化扩大了社会上层家庭子弟的就学机会，而低收入阶层子弟虽然也扩大了就学机会，但是，总体中所占比例却呈现下降趋势，而且，以东京大学为代表的精英大学具有显著的阶层封闭性，即出身社会下层的家庭子弟，其入读精英大学的机会远远低于社会上层家庭的子弟。
3.新生报到率的自然分层
在国高私低的意识形态下，新生在高校招生考试中选择学校的基本规律一般是从国、公立到私立名门到一般私立，另外，国、公立大学一般都是一次选报一个，而私立大学则为多项选择，这两个因素都导致新生报到率的自然分层。相较私立大学，国、公立大学显然轻松很多，基本可以维持90%左右的新生报到率。2013年度，国立大学新生报到率前期日程为94.2%，后期日程为80.8%，总体为91%。2013年国立大学报到率最高者为京都大学，达到99.69%，东京大学99.52%，一桥大学99.39%。公立大学报到率最高为京都市立艺术大学，达到99%，京都府立医科大学次之，为98.46%。[54]同年，私立大学一般考试的新生报到率仅有26.9%，与国、公立大学的报到率呈天壤之别。为了填补新生报到率，私立大学尽量扩大发放录取通知书的数量。以研究型大学为例，私立大学发放录取通知书的人数 （合格者）是招生人数的2.36倍，国、公立大学为1.04倍。[55]
4.学习状态的自然分层
分层现象不仅出现在入口处，在教育过程中，学生的学习状态也呈现自然的分层。高等教育是一种高度专门化的教育，是需要一定程度的、相对系统的文化与教养支撑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让多样化生源涌入高校。通过良好的家庭教育、专门的补习教育进入高校的学生往往可以快速适应高校生活，对学习、未来抱有强烈的兴趣与愿望；反之，出身一般家庭甚至贫困家庭、较少接受专业补习的学生考入大学后，容易丧失学习兴趣，对未来缺乏一种乐观、有序的规划，在疏远课堂、逃离俱乐部活动的自我边缘化中，逐渐演变为高校中的特定群体——边缘学生，这部分学生不仅有着强烈的逃离学校的意识，同样有着浓重的逃避社会的思想，甘愿沉积在低层，以无声的方式消解着高等教育的价值。高等教育是一种与社会职位定位息息相关的教育，逃避高等教育封闭自我，即使身处高校也无法获得通往社会的途径，由此，我们可以窥见他们黯淡的未来。这是一个不可以等闲视之的深刻问题。
5.毕业出口处的自然分层
高校招生考试是日本人才甄别与配置的装置。入口不平等的分层结构一旦成型，往往导致优者更优、弱者更弱，因为上位大学毕业生将自然成为社会精英、白领阶层，而中位高校毕业生成为中产阶层，下位高校毕业生沉于底层。日本企业用人制度的偏差值排名的学校倾向自古有之。大正时代（1911—1924），某企业的薪资规则代表了当时的多数企业的标准：帝国大学商科分科大学80日元，早大、庆大75日元，官立高商65～70日元，私立大学65～70日元，私立大学专门部50～60日元。[56]后藤道夫对现代企业用人制度的研究结果与大正时代的用人取向有着惊人的一致，“企业用人评价‘优秀人才’的标准不是大学教育结果，而更相信大学 （偏差值）排名”[57]。对此，天城勋也有精辟论断，“在日本，进入哪所大学决定着其毕业后的地位与职业。毕业大学与就业单位之间形成固定的对应模式……只有毕业于序列表中的前列大学的毕业生，才有可能成为公务员或大企业职员，获得较高地位”[58]。OECD教育调查团也对此独特性作了经典概括，“日本社会中存在着一种以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毕业生为顶点，其他精英大学毕业生次之，以上大学之外的大学毕业生、高中毕业生以及高中未毕业就参加工作的学生再次之，这样的一种独特的阶级构造。能够进入哪种阶级，是由各个阶段的入学考试所决定的。并且，自己的阶级属性一旦决定就很难变更，它与成为惯例的终身雇佣制一起，决定了人们的一生”[59]。
企业用人机制对大学人才选拔培养模式影响深刻，如果企业用人也是以大学偏差值排名为评价基点，重用高偏差值大学的毕业生，那么，对于一般大学的毕业生无疑就是一种隐性的歧视，必然导致高校招生考试与大学教育都强化偏差值为中心的选拔与培养模式。而对于学生而言，在这样的企业用人制度下，容易滋生进入名门高校就可以高枕无忧，只要拿到毕业证书就可以谋得好职位的惰怠意识，而一般高校的学生因为企业用人的歧视政策而容易放松向上努力的意愿。于是，出口处的分层就更具有了现实必然。
综观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日本政府以或显或隐的政策取向促成了日本高校招生考试改革的基本路径——以国立、公立和私立，以统一考试和多样化考试分别对应高校招生考试改革“质”与“量”的提高。统分结合的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制度设计中，统考与多样化考试本应是横向的并列关系，是针对不同的考测内容而设定的不同考查方式，而在现实中，两者俨然呈现高低垂直结构，第一次统考因其学力考试的特质而成为国、公立大学的首选，而多样化考试因为非学力考试的弹性、宽松设计而成为大量私立大学的最爱。在国高私低的高等教育结构中，高校生源在入口处、教育过程中、出口处都凸显分层现象。
社会分层是一种普遍现象。但是，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作为一种确保社会公平、促进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其关键作用就在于借助考试为大家提供向上流动的公平竞争途径。倘若考试制度本身的结构已经呈现显著的分层，我们又如何保障高校招生考试公平的实现？高校招生考试研究专家刘海峰指出，“要使高校招生考试改革获得成功，就要在进行高校招生考试改革时把握推行的速度和火候”[60]。日本政府在多样化考试制度设计不充分的前提下匆促推动改革，任由各高校自由发挥与阐释，这是多样化改革异彩纷呈，缺乏基本规范的关键要因。这种本意在“分类”、现实却是形成“分层”的制度设计衍生了大众化背景下新的不公平。对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制度而言，要达到理想的适合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大众型制度模式，依然是一个严峻的课题。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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