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型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必然性
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是高等教育质量把控的第一关，是高等教育大众化不可忽视的关键要素。要适应高等教育扩张的需求，高校招生考试必须具备相应的制度结构，否则，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快速推动招生数量的大规模扩张。那么，日本高校招生考试是否具备了大众化属性，是否为迎接大众化做好了充分准备？以下基于理念、机构、生源三个角度进行阐述。
（一）理念先导——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意识的普及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向所有阶层开放，高校招生考试成为促进阶层流动的核心装置，考试公平成为社会共识。要确保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统一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无疑是最科学有效的。战后，基于对高等教育、国家权力、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重新认识，日本政府开始加强对高校招生考试的把控，逐步推行以国、公立大学为中心的统考，统考因此具有了自上而下的特点。此后因为私立大学的强势发展与生源多样化的现实，统一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难以适应私立大学生源水平参差不齐的现实，多样化改革成了私立大学扩大招生规模的有效途径，并逐渐延展到国、公立大学，多样化高校招生考试改革因此自然具有了显著的自下而上的特性。统考以分数公平的形式，多样化考试以个体差别公平的形式，成为确保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有效途径，两者都为高校招生考试从精英型转向精英型与大众型的并举提供了理念先导。
（二）机构先行——私立大众型高等教育机构的兴盛(https://www.daowen.com)
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变迁与高等教育机构是否丰富多元息息相关，高等教育机构数量足够多、类型足够丰富是高校招生考试多样化发展的前提条件。大学初创时期，明治政府就果断选择了既要大学也要专门学校的教育体制，因此，战前，高等教育机构就分为两类——官立为主的精英教育机构与私立为主的大众型教育，双轨并举模式为战后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埋下了伏笔。官立和私立并存、官学本位主义政策、近代化的后发性带来政府对教育投资的有限性，这三个原因预示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动必然借助大量私立高校的力量。
战后，日本私立大众型高等教育机构得到长足发展。1950年，4年制大学共201所，到了1972年增至398所，其中增幅最大的为私立大学，从105所增至290所。短期大学也从1950年的149所增至1972年的491所，其中私立短期大学增幅最大，从132所增至423所。[28]1950年—1996年期间，国立大学仅仅增加了28所，而私立大学却增加了300多所。[29]私立为主的大众型高等教育机构与生俱来就具备对社会需求、对市场用人的高度敏感性，这种特质是高校招生考试多样化改革的有利要素，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有利推手，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充分的机构准备。日本高等教育制度和机构的独特性是大众化节奏快慢的重要影响因素，大量社会敏感度极高的私立大众型高等教育机构解决了高等教育数量的问题，成了大众化的原动力。借助私立高等教育的力量，早在1963年，日本高等教育入学率就超过15%，标志着日本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阶段。
（三）生源先决——多样化生源对高校招生考试评价多元的现实需求
伴随高中毕业率攀升到几近100%、社会人学生与外国留学生日益增多，高校生源多样化已成事实。依赖于收取学费立足的私立高校为了扩招，凭借自身对市场、社会需求的敏锐感知捕捉发展机遇，各显神通设置了形式各异的弹性举措，如入学考试资格的弹性化、夜间大学、昼夜开讲制、网络课程、长期履修生制、科目履修制、履修证明制等，不一而足。诚如天野郁夫所言，“私立高等教育在国立占据绝对优势的现实基础上艰难立足并发展壮大，其存在与发展的路子，一方面是准确地把握超出 ‘国家需要’的框架之社会需求，获得更多的学生乃至更多的学费收入，另一方面，只能发明把教育所需成本控制在最小限度内这样的独特的组织与经营的形态”[30]。因此，私立高校在学科设置上与国立大学错位发展，侧重设置法学、文学、商学、经济学等成本低廉的文科门类招徂学生，同时，通过大学课程、大学预科课程、专门部课程的多元创设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教育模式，为自己赢取了大量生源。1895年，日本高校在校生总数中，官、公立与私立之比例分别为51.0%、49.0%，而到了1935年该比例变为39.1%、60.9%。[31]此后，私立高校的在校生比例基本维持在80%左右。私立高校多样化的生源对高校招生考试方法的多样化、考试评价的多元化提出了更为现实且强烈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