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服务型的专业考试管理组织与研究机构
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攀升,高校招生考试将成为一项日益庞大繁杂的事业,依赖于政府的一元管控不仅难以完善统考制度考试改革,也难以推动多元评价的深入。政府从直接行政管理转向间接统筹管理,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有利于对教育考试规律与高校招生考试自主权的尊重。刘海峰认为,“中国的考试招生改革如此重要并影响广泛,已变成一个重要的公共政策和重大的民生工程,因此不能仅由教育行政部门决定,而需要有一个更权威、代表性更广泛的组织或机构来决定”[31]。政府一统管理考试事业往往会因为政府的过于统一与过多的介入而导致多样化考试改革的寸步难行,因为倘若基于管理的视角,统考始终是最为高效便捷的手段。
日本政府通过创建独立行政法人性质的大学入学考试中心,采用委托方式将高校招生考试事业委托给考试中心,减少政府的介入程度,改变政府对考试事业的管理方式。政府转换在考试事业中的角色,从直接的、完全的掌控者,转向间接的、宏观的调控者,打破政府包揽的局限性,实现政府权力的让渡。作为独立行政法人的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则是面向社会需求者提供考试服务的服务型机构。大学入学考试中心集结了大量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方面的专家,日本高校招生考试的命题队伍与研究群体都具有多样化特征,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理工科等出身的研究者丰富了研究方法,避免了定性研究的主观性,提高了实证主义研究的科学性与可信度。考试中心通过定期的会议交流形式开创了考试中心的专属研究刊物并寄送各高校,形成了以考试中心为核心辐射全国高校的同心圆,让考试中心成为传递国家考试改革理念的媒介,成为推动高校、高中共同致力于考试研究与改革实践的平台。专业的考试管理与研究机构的存在是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助推器,是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服务型管理模式的制度保障。(https://www.daowen.com)
我国政府将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作为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为推动改革进程,2012年7月19日,在北京成立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并颁布 《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章程》。该委员会旨在为国家教育考试的重大决策提供咨询,下设考试、招生、管理三个专家工作组,组长为教育部长,主要成员为各行各业的著名专家。主要职能是对国家教育考试的重大问题进行调研,提出意见建议;对国家教育考试重大政策进行论证,提出咨询意见;研究制订国家教育考试改革方案,指导国家教育考试改革试点。该委员会的设置标志着教育考试改革国家顶层设计的启程,是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中的一个关键拐点。我国国家教育考试委员会可定期召集高校招生考试负责人、高校招生考试研究者、高中教育相关者,就招生考试政策、考试命题、招录程序、多样化改革等实施相应调研、探讨,形成一个以国家教育考试委员会为核心,辐射各高校与各高中的交流平台,搭建高校招生考试相关利益主体有效沟通合作的桥梁,培育专门的高校招生考试人才,提高我国高校招生考试的专业化水平。
在高校层面,为确保高校招生考试的公平、公正、科学、合理,各高校有必要建立专门的考试组织与研究机构,设立专门的工作人员与研究人员,循序渐进构建具有多样化特征的研究队伍。各高校招生考试办公室的职能要从纯粹的事务性工作走向基于主体意识下的有序规划与研究相结合的模式。规划要结合本校特色制定更为具体、更具特色的招生考试章程,通过具体可视的规则确立本校所期待吸收的学生特征。研究要结合本校每年招生考试情况展开事后分析,为下一年的招生考试工作提供经验教训。我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研究带有典型的思辨研究特质,这与研究者身份的单一息息相关。不可否认,高校招生考试是与人文性、社会性紧密相关的研究领域,因此定性方法是常用的主要方法。但是,定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是没有优劣之分的两种方法,两者不是对立的,而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单纯叙述与介绍高校招生考试改革的历史事实,缺乏有价值的透析,难以透视到实施后面隐含的某种本质性规律。因此,定性研究方法一定程度上也需要定量方法的有效补充,以摆脱对文本、政策解读的过度依赖,从而增强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客观性、合理性。为此,有必要吸收不同学科出身者加盟高校招生考试研究,加强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定性与定量方法的互补运用可以弥补单纯的定性方法的不足和弊端,防止缺乏中立的价值判断的研究偏好。因此,无论是国家教育考试委员会还是各高校的招生考试办公室,都可以推行更为多元的人员吸纳方式,不一定非要限定在教育学专业等人文学科出身,扩大到社会学者、理工科出身者也可参与研究,推动实证性研究方法在考试研究中的活用,扩大研究领域,推动研究的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