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当放权推动多样化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

高等教育大众化与多样化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紧密相关，日本多样化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成了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引擎。伴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充分扩展，偏向一元学力考测的统考制度难以承载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生源数量的高速膨胀，生源水平参差不齐也必然带来评价方式的多元转化，因此，推动多样化考试改革，构筑统分结合的弹性评价结构是高等教育机构日渐多样化、高校生源日益多样化之后的现实需求。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我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也必然遵循统考为主、多样化考试为辅的发展路径。

张亚群在谈及高等教育大众化与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问题时也谈及了考试形式的多样化发展问题，认为“从维护入学的公平性出发，高校一方面采用考试这一独特的教育测量手段，对求学者的学校能力进行科学测量；另一方面也辅之以非学术标准，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接受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意愿。”^[32]这个经典的论断与日本经验不谋而合，一方面，日本通过学力型统考确保生源质量；另一方面，又通过非学力型考查迎合社会的多元需求。私立高校主导的多样化改革成为日本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动机，数量庞大的私立高校是日本多样化考试改革的主力军，以强烈的社会敏感度设计出了各种弹性制度，丰富并启发了国、公立招生考试改革，形成了如图7－7所示的日本丰富多元、共性与个性并存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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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　日本丰富多元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体系

当然，我们并非倡导全盘移植日本模式，因为在日本文化土壤中孕育而成的多样化考试模式具有日本特殊性，未必适合我国文化国情。如别敦荣所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是一个政府主导的主观能动过程”^[33]，我国民办教育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也都还处于发展初级阶段，因此，我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多样化改革无论在体制上还是机构上都不具备日本的优势。我国政府行政主导下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更倾向于求稳，多样化改革尝试往往受制于体制框架而无法勇敢突破陈规，或者容易在遭遇困境后缩回改革的触角。如我国的自主招生考试改革，这是刚性的统考制度之外的弹性制度设计，有利于扩大高校的自主招生考试权，有利于选拔富有潜质的人才，但是，这种有益的尝试在中国根深蒂固的人情文化传统中逐渐沾染了权贵气息、铜臭气息，倾向于名校掐尖，于是，改革的步伐虽然没有停止，但显然已经有所减缓。有鉴于此，推动我国高校招生考试的多样化改革需要更多外在力量自下而上地推动。政府可以尝试允许高职教育、民办教育与高水平大学一样推动多样化考试。赋予高校多样化考试改革的自主权利需要在高校招生总数中划拨一定的比例给多样化考试，引导高校在国家统考之外举办本校的第二次考试，针对专业性向与个性、潜质等实施考测或考查。在录取中，综合高中成绩、国家统考成绩、多样化考查结果等综合判定合格与否，这种既有学力考测，也有个性、品行、特长、潜质等因素的综合评价模式是政府行为的统筹性与高校行为的自主性的有益结合。当然，正如文部科学省拟定要将大学招生考试章程纳入法律规程一样，我国多样化考试改革的探索也需要一定的法律依据，以法律规约规范多样化考试的真实探索，可以有效避免多样化考试改革再度被钱权遮蔽本质，避免改革的步伐再次被阻滞。另外，入口处的多样化评价模式需要教育过程的有力支撑，需要高校为之提供有利于多样化人才个性成长的教育研究环境。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日本以私立高校为主体推动多样化考试改革带来了众多弊端。因为“少子化”危机的日益严峻，多样化考试屈服于市场经营优先策略，成为高校确保生源的权宜之计，导致多样化考试乱象丛生。为改变现状，回归理性的多样化考试，政府在改革新案中提出了“高中基础学力考试”，本意就在于规范多样化考试，为失序的多样化考试提供一定的规矩。日本经验昭示了多样化考试与统考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消解，而是相互提携，多样化考试不是自由的多样化、随意的多样化，是尊重考试规律的、有一定限度的多样化。无论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多样化改革如何演绎都难以取代统考的公平公正的评价方式。多样化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为培养创新型人才遴选富有潜质的人才，有利于推动多元评价的发展，但是，倘若没有统一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把关，多样化改革的初衷极有可能会落空，成为名存实亡的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