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癌和手术

我叫徐志珍，出生于1945年，上海人。我之前在很多学校做过数学代课老师，比如黄浦区的五爱高中。我是1985年时确诊为乳腺癌的。实际上，1984年我就开始觉得不舒服。那时，我去曙光医院看过医生，医生说我只是小叶增生。我问医生能不能开刀切掉，医生说小叶增生不用开刀，吃点药控制住就好。到了1985年，我觉得胃口不太好，就又去看医生。这次医院给我换了一位医生，这位医生说现在吃药已经消不掉了，要开刀。于是我在1985年10月进行第一次手术。最初医生是当良性肿瘤手术的，结果十天后病理切片报告出来是恶性肿瘤。后来我就再次住进病房，又动了一次手术，住了一个月后出院。这期间，实际上我应该去放疗的，但当时我的外科医生说，你的病很轻，用不着放疗。后来，肿瘤医院的医生跟我说，那时应该要放疗的。出院后，我只是吃中药调理，后来也吃了一点瑞士产的药，那个药叫三苯氧氨，当时这药吃一个月要120块钱，按照现在的物价，估计要10 000多块钱了。我那时的工资只有36块一个月。因为没做放疗，1987年4月份，我的乳腺癌复发了。这次是我自己无意中摸到的，还在同样的地方。复发后，我只能再开刀，在原来位置的旁边又开了一刀，接下来就是放疗、化疗。化疗过程蛮痛苦的，倒不是身体上的痛苦，我吃饭什么没反应，没吐，主要是心理上的痛苦。

我刚得知自己生病的时候，不懂什么是癌症，不知道害怕。我只知道我以前有个领导也是乳腺癌，后来转移到脑子里，最后去世了。我在没确诊乳腺癌的时候，心里总有点侥幸，想着不要是啊，千万不要是啊……结果真的确诊之后，我好像也很平静地接受了。但1987年复发之后，我的心情就很坏了，因为那意味着我又不能上班了。(https://www.daowen.com)

我的工作来之不易。我的两个哥哥在1958年的时候被定性为“右派”，后来又从“右派”升级为“反革命”。因为家庭成分的关系，虽然我高中毕业，却一直没有工作。后来我就一直做代课老师，在各个小学、中学做代课老师。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我的哥哥们平反了，我的工作也开始稳定了。生活刚刚步入正轨，工作稳定了没几年，就生了这个病。第一次手术以后，我觉得我的工作来之不易，马上又去上班了。第二次手术之后，我们单位领导让我休息六个月，说六个月之后再去上班，但是六个月过去了，单位还是不让我上班，所以我的心情就很坏。我家人知道我复发的消息，就劝我说：“你蛮好了，不要多想。你这条命本身就是捡来的，你什么都不要想。”但当时我刚经历了父亲过世，又失去了工作，我的小孩当时才三年级，年纪很小，所以，我真的很抑郁、很痛苦！我都想过自杀的，真的！

我当初就是在这种心情很坏的情况下进行化疗的。身体上的疼倒是没有，我吃饭、吃水果好像也没什么不适反应，但是就是很难过，讲不出来哪里不舒服。我爱人看我这样，他有时候会说：“你怎么这么作！”但是确实是讲不出的难过。当时，我单独在家里就会胡思乱想，我就想，如果我不生这个病，我会怎么怎么的好，现在因为这个病什么也做不了。我心里真是很难过，堵得慌。化疗到一半的时候，我实在吃不消了，就没继续化疗。我是自己主动放弃的。后来，我就找了一个中医给我看病。这个老中医直到九十几岁才去世，他的女儿现在还在帮人家看病。我跟他说我特别难过，他让我吃中药，后来就吃中药治疗。现在也有很多人说中医是根本不能治癌的，我不这样认为，我是吃过西药也吃过中药的，单纯靠某一种治疗都是冒风险的，西医用药后再中医调理可能会好一些。又吃了几年，后来干脆中药也不吃了，食疗加休息，还有参加俱乐部活动，忙忙忙碌碌的什么都忘了，心态也调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