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群体抗癌的看法
我认为群体抗癌确实是一种不错的抗癌形式。因为癌症病人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心理活动、思想、诉求跟其他人不一样，他们是被人称作“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的一群人”。而且，这些人在社会活动当中，容易被人家误解，甚至被歧视，又或是自己有一种“我的病怕人家知道”这么一种悲观自闭的心理状态。但如果这样的一群人能够聚在一起，大家同病相怜，倒苦水也好，聊天也好，很容易进行心理上的沟通，在心理上相互帮助。这就是“抱团取暖”。
除此之外，我们这种群体抗癌模式实际上也是一种新的医学模式。我们过去的医疗模式是，你生病，医生给你看病，医生叫你吃药你就吃药，医生叫你打针你就打针，叫你开刀你就开刀。大部分病人由于缺乏医学知识，对于自己的病情并不了解，他们习惯于依赖医生，什么问题都要问医生，有些问题在医生看来很“小儿科”，他就会不耐烦。就像一个是无知的幼儿园孩子，一个是大学生甚至博士生，两个人怎么对得起话来？无法对话，结果怎么样？结果就是病人很着急，一副“求求你了，你能不能帮帮忙”的态度，但医生觉得他有更重要的工作，不是来回答你这些简单问题的，自然就是一副冷冰冰的面孔。而我们俱乐部这个群体抗癌模式就填补了传统医学模式的缺陷。为什么呢？它相当于帮助医患之间架起了一个缓冲的桥梁，减少医患之间的摩擦。比如说，我们到瑞金医院病房做志愿者，他们医生护士也很欢迎，他们很喜欢，是真心欢迎我们的。每次到病房做志愿者服务，我们先到护士办公室，接受护士长委派的任务。护士长说有几个病人有想不通、情绪不好等情况，然后我们去找病友聊聊。刚开始去聊的时候，病人也不理解，不睬我们的。“现在啊……没空，有什么好谈的呢？”“你们这个就是讲风凉话啊，病又不生在你身上，现在我打针吃药，又不是你咯。”“你讲什么‘想得开一点，不要当回事了’，你们这都是没生病的心态。”但是当我们跟他们讲我们也是癌症患者，也都是这么过来的，他们就说：“真的啊？真的啊？”我跟病友讲我已经生病41年、42年了，病友的眼睛都放光了。我希望的就是有这样的结果。病人有许多实际问题要了解，但有好多医生没时间跟他说，可病人又非常想了解，那么就通过我们跟他进行沟通。后来有好多病友非常感谢我们，有些还相互留下联系电话，或加了微信联系。事实上我们就是做了医生护士想做而又没能做的事。
因此，群体抗癌模式不仅解决医患关系问题，也是我们现代医学模式的转换与深化。我感到有这样一个群体，无论从病人的角度来理解，还是从组织需要来理解，抑或是从医学模式的转换角度来理解，都很重要。但是很可惜，我们现在有些医生，特别是高级管理者，没有很好地认识到这一点，还是认为“我是医生，你得听我的”，没有一种亲切感。你现在跑到医院去看，有几个医生给病人看病是笑的？几乎都是板着面孔的。有几个跟病人说说笑笑的？没有。这个气氛不好的。我到国外也去过，看到病人跑进医院，不管你是普通医生还是教授，甚至护士，都是看到你就笑。病人看到这样的医护人员，就有一种亲切感和亲近感。
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医务工作者认识到了这种缺陷。比如中山医院、肺科医院，还有第十人民医院，等等，好多医院认识到这个教育很有必要。但是医生也有苦经。医生这么忙，每天都有许多病人挂号排队，没时间，这也是客观事实。但这个事情总要做啊，谁做？就是我们这些志愿者。所以癌症康复俱乐部这么一个群体组织，就是像我们袁正平会长所讲的，是医学模式的一种转化和深化。
我衷心希望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和谐的医患关系，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有效的医疗模式能早日实现。
·访谈感悟·
甘宜韡访谈许连根
我思故我在(https://www.daowen.com)
甘宜韡
“时间老人搀着我的手一起走着，一步也没有停下。”许连根老师在其文章中总习惯这样叙述自己。我初次见到《康复通讯》的编辑许老师，年逾七十的他，眼神中依然透露出一股俊朗，语气仍然中气十足。1973年，许老师不幸被诊断出胃贲门癌，至今已过去45个春秋，但他依然坚强勇敢地与癌症作斗争，活出了自我，活出了新的人生。
在与许老师的访谈中，我见识到了一位顽强的斗士、一位热衷奉献的志愿者，更重要的是，我遇见一位睿智的思考者与学习者。面对癌症给他带来的痛苦与忧虑，他并没有像别人沉浸在消沉烦闷之中，而是视癌症为“一次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机会”，不断通过学习与思考，在与癌症斗争的时日中抵抗住岁月的侵蚀。
俗话说，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认识自己。面对突如其来的癌症，在经历了最初的手足无措、提心吊胆之后，许老师下定决心追求当时被认为只有1%的希望。第一步便是对于自己生癌的反思。他在部队担任班长期间，班里的一位大学生战士发生了一些变故，需要他时刻盯紧这位战士。许老师连续三个月在值班站岗的同时还要精神紧绷地看好那位小战士，高度紧张的状态加上原本较真的性格，使他难以管理自身的情绪，身心也接受着持续的折磨，一切终于在1973年1月爆发。在那样一个对癌症认识匮乏、对癌症深感恐惧与绝望的时代，许老师能清晰地认识自身，积极归因，这何尝不是最冷静、最睿智的思考者么？
在不断反思自身的同时，许老师也不断从实践中学习总结，概括出四条抗癌的建议，分别是治疗管理、饮食管理、情绪管理以及运动管理。在访谈中，许老师着重强调了治疗与运动管理。许老师跟着电视自学中医的针灸按摩，同时在康复过程中学打太极拳，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让我们看到了现在身子骨依然健朗的许老师，他传递出的不仅是惊人的勇气与毅力，同时还有一种学习与思考的精神。他曾经谈到与癌症康复俱乐部会员分享心得时，总是简化自身患癌的经过，着重讲述如何与癌症作斗争，而这些都是许老师40多年抗癌经历所思所学的智慧结晶，他的建议与背后蕴藏的学习思考精神无疑会以特殊的方式传承下去，为许多深处纠结痛苦之中的癌症病人亮起一盏明灯！
关于抗癌阶段的认识，许老师独创地提出运用辩证唯物论与毛泽东思想来看待。在他撰写的文章《谈谈治癌、抗癌中的辩证法》中，他将抗癌分成三个阶段，分别为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战略反攻阶段，分别以解决主要矛盾、实现矛盾的转化、完成从量变到质变三个角度与之相对应，从开始的手术化疗到之后与癌细胞的抗衡，再到最后经过抵抗力的积累使癌细胞几乎失去破坏性。许老师用毛泽东思想与辩证唯物论赋予抗癌全新的意义与指导思想，他谈论二者时神采飞扬，从容自信的面容在我脑海里始终挥散不去。又比如他谈到的治疗管理，他再次运用辩证唯物论分析中西医结合的好处，点明中医将人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从根源处治疗，但花费的时间很长，不能应对紧急的情况，而西医基本上仅在“看病”而将人的身体割裂开来对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对于处理紧急病情占有先机，因此中西医结合才是癌症治疗的最佳方案，切不可将二者割裂开。许老师将辩证唯物论与毛泽东思想落到实处，用以指导治癌抗癌，这种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能力何尝不是老一辈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何尝不值得我们后辈敬仰学习呢？
最让我钦佩的是访谈的最后一个问题，当问到他对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这种群体抗癌模式的看法时，他的回答令人眼前一亮。他不仅认为群体抗癌有利于癌症病人相互理解、抱团取暖以及寻求身份认同，他还视此为“现代医学模式的一个转换”。进一步来说，群体抗癌是医生与病人间关系的缓冲，拉近了医患间的距离，不仅帮助医生对病人进行疏导鼓励，有利于更好、更有效地治疗，同时也为病人普及基本的医疗常识以及分享抗癌的心得体会，减少了医患之间的摩擦矛盾。这种具有前瞻性的观点着实让人感到惊喜。试想一下，如果癌症病人能意识到这一点，医院能认识到这一点，普通大众能认识到这一点，那么癌症康复俱乐部乃至于整个抗癌事业定会迎来突破性的发展！从这方面来说，许连根老师无疑是一位先行者！
在口述访谈中，我发现每一次都能从受访人的不同经历中获得感悟与成长，这或许就是访谈的最大乐趣吧。笛卡尔曾说过“我思故我在”，只有不断地思考与学习方能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许老师一生都践行着思考者与学习者的身份，在与癌症抗争的过程中寻得了新生，正如他自己所言：“（癌症）虽然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创伤、痛苦、忧虑和烦恼，但同时也是一座人生的学校，我在这座学校中学到了许许多多做人的道理，懂得了人生的价值，也获得了人生的幸福和快乐！”衷心祝愿许老师继续闯出人生的新天地，奏响新的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