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记忆对个体记忆的消解
集体记忆在群体成员记忆共享以及对群体成员的社会认同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口述史在医学领域的应用，为苦痛的患者开辟了倾诉的空间。但是，在医学领域的口述研究中，集体记忆的收集容易引出一个话题，那就是集体记忆过于强势，而导致了对个体记忆的覆盖。
这一方面与访谈对象的人选有关。由于访谈目的主要为还原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30年成就，口述对象多为上海市、区癌症康复俱乐部的会长、副会长、工作人员和以抗癌明星的身份完整参与和见证俱乐部成长的会员。特别是抗癌明星，无疑是新闻里、报纸上的正能量典范，经常在一些公开场合讲述自己的抗癌经历，甚至有着几十年的抗癌历程追踪报道。比起自己病中的苦痛经历，他们更愿意呈现勇于抗争、敢于搏击的形象。他们会从自身讲起，以自己面对癌症的不屈不挠的顽强经历、俱乐部开展活动促进患者康复的励志故事，鼓励其他癌症患者不畏病痛、坚决抗癌。这种信念因素，有助于在宣传癌症可战胜的采访中发挥一定优势，但也可能在口述访谈过程中，掩盖了个体记忆的独特性。
结合受访者基本情况和口述内容来看，超过四分之一的受访者曾被评选为抗癌明星。比起一般患者会员大多有着害怕、崩溃的心理状况，这些抗癌明星明显表现不同。他们着重强调获知自己患癌后，虽然紧张和忧心，但是总体上仍可坦然应对。他们明白，彼时需要的是从容面对现实、积极抗癌。因此，从口述内容来看，抗癌明星们往往是乐观情绪的主要传播者。
图1 受访者患癌后情绪分布图
图2 对群体抗癌的看法统计图
现在抗癌治癌的医疗条件比我当时好多了，不过，我当时对癌症的认识，对抗癌治癌的认识，到现在为止我依然认为是对的。具体来说，就是要按照辩证唯物论来看待癌症。生癌是自然发生的事情，是客观存在的事情。既然是客观事实，你不能够回避，也不能够心里想不通。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就应该“在战略上要藐视它，在战术上要重视它”。战略上，就是宏观地看，癌症是可以战胜的，不会全部都没救的，要有信心。事物总不是绝对的，有死亡的，也有活着的。当时我知道自己得的癌症有百分之九十几的死亡率，但不是还有百分之几活着吗，那我为什么不去争取这百分之几呢？哪怕是百分之一也好，对不对？但这百分之一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要你自己去努力、去争取的，换句话说，就是要在战术上重视它，一步步地采取措施。你要战胜癌症，首先你就得学习，你要懂得癌症怎么发生的、怎么发展的，它有什么弱点，应该怎么样来斗争。[18]
怎么办？我只能想办法去直面问题。我决定找有关防治直肠癌的书来看。之后我发现，直肠癌五年生存率有20%，二十年生存率也有5%，这使我看到了癌症绝不是绝症，慢慢地让我紧张的心定了下来。那时候还有一种说法：癌症患者治疗五年仍然幸存者，就基本康复了。这更让我有了乐观向上的心态，哪怕先要争取活过这五年。
在五年的治疗过程中，家人给予我很大的支持。……我的妻子是医生，她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她拿着我的病理切片和报告到三级医院找到当年的同学，咨询治疗方案，叫我要有信心。她一直鼓励我说：“癌症虽然是绝症（当时），但患了癌症康复的人也不是没有。”[19]
虽然刚开始我很郁闷，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会得这个病，但是既然得了病就要正确对待，既来之则安之。当时我们研究所的领导和一百多位同事都到中山医院的病房里来看我，非常关心我的病情。我觉得很感动，也感到很温暖。另外，作为一名入党多年的党员，我想到的是要努力康复，同时也要为社会做些什么。[20]
以上三个例子就是访谈中受访者展现出的正向面貌。三位抗癌明星在访谈中不约而同地叙述了他们对于患癌这一既定事实的坦然冷静、无所畏惧、勇敢面对。没有哭天喊地觉得上天不公，也没有胡思乱想感到死亡逼近，只是积极抗癌争取生存。
需要注意的是，这三位抗癌明星都是男性。可能是性别这一因素，让男性受访者放不下“大男子”的身份展现当时也许存在的脆弱。受访者通过树立无惧无畏的形象，避开了讲述患癌当时内心的活动。
性别因素也是医学口述史中尤为重要的研究参照。口述历史学家保尔·汤普逊（Paul Thompson）指出，口述访谈样本选择过程中，课题常常具有一种男性多于女性的倾向性，在更多的情况下，人们会推荐男人作为被访者。[21]但在本项目中，我们的口述对象却以女性居多。根据Cancer statistics in China，2015中所列的2000—2011年中国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全性别）趋势图，可以看出，中国男性的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均高于女性，即女性癌症患者生存率较高。因此，项目组在选择口述对象时，有意识地控制了性别比。
更重要的是，男女两性在疾痛叙事的表述上，有着较为鲜明的差异。这在我们的项目中也体现出来了。在访谈文本中，男性和女性受访者的性别差异带来了对于疾痛的不同记忆。女性受访者表现得比较感性，而男性受访者并没有流露出过多的主观情绪。女性受访者多在癌症来临时感到绝望、失声痛哭，而后因为家人朋友的支持慢慢变得坚强，开始与癌症抗争。几名女性受访者在提及自己全身多处进行手术、多次进行化疗的悲惨遭遇时，往往陷入回忆，情感翻涌，出现啜泣、哽咽等代表苦痛和脆弱的表现。男性受访者则是在叙述中呈现自己当时有一些紧张不安但总体平静接受事实、坦然面对癌症的状态，倾向于不带个人感受客观描述患癌前后的情况。当然，这种对性别差异的强调，尽管消解了由抗癌明星身份带来的对集体记忆的垄断，但也容易成为另一种消除个体差异的集体记忆，必然会引发从社会性别角度出发的质疑。
(https://www.daowen.com)
图3 Trends in Cancer Incidence and Death Rates（Age-Standardized to the Segi Standard Population）for All Cancers Combined by Sex： China，2000 to 2011.[22]
最后，由于亲身参与并有所收获，或者更进一步帮助新加入的会员平复心情、积极抗癌，受访者们大多对群体抗癌认同感十足。这种认同感被过分强化之后，个体的一些行为叙事，也就在群体抗癌的集体记忆中消失了。
当被问到当时患癌的情绪与心态时，一名受访者的回答便突出了自身进俱乐部前后对癌症认知的显著差异：
我们当时都天真地以为开完刀以后病就好了，只要修养一段时间后就会像正常人一样了，并不知道后面还要经历那么多的治疗，而且还要终身防复发、防转移。癌症毕竟是很复杂的，医生都没有搞清楚，更何况是我这样的白丁呢？即便是从书本或是互联网上查到了一些知识，也因为没有亲身的经历而不知所云，所以我基本上是跟着医生的节奏，一步一步地走。当时根本不知道害怕，因为永远都只知道当下，不知道后续会面临什么；永远都是在行进中，没有停步喘息思考的时间；永远都是在面临对新知识的查询、学习、消化，而后做出选择，没有可依靠、可参照、可咨询、可信任的权威来帮助和借鉴。无知所以无畏，至今想来还是有许多的决策是错误的，如果可以有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也许就不会走这许多的弯路了。
因为我是所有的治疗基本结束以后才来到俱乐部的，所以受益比较少，不像还在治疗中就来的会员，他们可以少走许多的弯路。未进俱乐部前，我压根就不知道有郭林气功，是等上了课以后才知道郭林气功的。我们班级有好多会员都是冲着郭林气功来参加俱乐部的，据他们说，郭林气功是癌症病人的保命功。[23]
集体记忆与个人疾痛叙事在受访者的叙述中共同存在。关于癌症康复俱乐部的集体记忆，每一位受访者都会在访谈中提及，并通过各种信息的拼接，塑造出俱乐部的形象；但是，这种集体记忆却是在特别环境中或者特定语境下，因为“需要”而强化，也是成员为突出集体形象而自觉淡化、漠视个体记忆的“公而忘私”。于是，个体记忆在形式上被掩盖、被忘却了。
受访者乐秀国先生对俱乐部及群体抗癌进行了客观表述。他既夸赞了群体抗癌模式很有效，又认识到俱乐部生存率高不仅仅是群体抗癌的贡献。他较为理性地补充了俱乐部所具备的“群体条件”：
我们协会的五年生存率为98%，平均每年都在95%以上。单纯依赖医院治疗的患者，我听说五年生存率只有百分之二三十。不过也是因为我们协会只有100个人，其中三分之二是女同志，女同志大多罹患乳腺癌，而乳腺癌的死亡率比较低，患者生存率很稳定。[24]
而在对于俱乐部群体抗癌的集体记忆之下，也存在着强烈而鲜明的个性记忆。在访谈过程中，受访者高秀娣和王瑛就展现出了典型的个性化叙述。
我想说抗癌过程中最重要的两字就是自救。作为一个癌症病人，一旦你回到社会以后，与社会接触的过程中，总是会胡思乱想，有一点不舒服都会归功于癌症，所以，心态真的很重要。还有一点就是要宽容待人，对任何人、任何事，要学会宽容，尤其对家人更要宽容，你要包容他们的缺点，往好的方面去看。
总而言之，我不管是创业还是生病，最重要的都是靠自己自救，你自己想不通的话，旁人再怎么关心你也是无济于事的。[25]
高秀娣女士在1996年查出患有乳腺癌，先后经历三次手术、八次化疗，2012年癌细胞又转移到锁骨。她的叙述，没有特别强调自己在俱乐部的抗癌历程，而是看到了俱乐部在她刚刚加入之时困难重重，资金、场地极其缺乏。如今高女士每年都捐款，帮助俱乐部的活动能够更好地举办，帮助更多癌症病人树立信心。访谈的大部分都集中于高女士自身的奋斗，因一次意外欠下了八万元债务的她走上了创业之路，成功坚持下来。
2007年3月，我参加了康复学校。但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在社会上活跃。每年4月份是肿瘤宣传周，我会在外面演讲，就会有很多媒体，有时是《新闻晨报》，有时是《新民晚报》，还有电视台，都会采访我。那时候在网上搜索“上海肺癌”加“王瑛”，就会有很多资料出来。当时，中国抗癌协会的活动我也去参加，代表肺癌方面的抗癌明星，有一张大幅的照片挂在那里。癌症康复俱乐部的袁正平会长就在中国抗癌协会任职，当时他就说：“这个王瑛不就是我们俱乐部的吗？人家外面都在用她的故事宣传，我们为什么不发挥她的作用啊？”借着这个契机，他邀请我来给康复学校的学员讲课。在康复学校抗癌明星报告、同病种交流活动中，我很乐意把康复的经验告诉新学员，鼓励他们与疾病抗争，充满信心走向未来。[26]
受访者王瑛女士对于俱乐部同样没有过多的描述，在加入俱乐部之前，王女士的抗癌经历已经在报纸杂志上刊登。特殊的职业—上海浦南医院外科护士长，特殊的朋友—各领域的医务工作者，在抗癌路上，王女士拥有良好的心态与优质的医疗，靠着信仰和毅力带瘤生存至今。王女士的访谈，更多强调了如何自我调适、自我强大，她靠自己重拾自信。
同样为俱乐部癌症患者，由于不同的境遇和背景，受访者能够给出的信息、访谈者能够挖掘的内容会各有侧重。通过恰当的“访”与“谈”的情感交流，找寻不为集体记忆所掩埋、癌症患者个人独特的疾痛叙事，强调人在疾病中的主体地位，重视个体对疾痛的真实感受，这样才能使医学口述访谈的价值真正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