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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持续30多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而作为“中国奇迹”的重要贡献者——2亿多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却受到一定程度的侵害。虽然他们为城市建设和制造产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但部分农民工的生存与工作条件较差。在珠三角地区，农民工除了在社会地位和社会保障方面受到的身份歧视之外，工作期间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主要表现在“超时加班、无劳动合同、低工资和拖欠工资、工伤和职业病得不到及时救治等四个方面”^[10]。

2010年，深圳“富士康跳楼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关注，也首次让我国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生存和工作状态进入公众视野。截至2010年5月25日，富士康集团发生了11起员工跳楼事件，共造成9人死亡2人重伤。

在“富士康11连跳”之后，2010年5月26日，富士康的投资人、台湾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从台湾专程飞赴深圳。郭台铭向死者及家属鞠躬道歉的形象被国内外媒体广泛报道，“血汗工厂”等名词频频出现。富士康发生的连续自杀现象，还让苹果、惠普等全球知名IT企业发表声明，“富士康11连跳”事件已经成为国内媒体和公众舆论广泛关注和探讨的话题。

香港《明报》首次将富士康称为精神层面上的“血汗工厂”。以前所言的血汗工厂，一般是指物质方面的，主要指工厂的环境恶劣和劳动条件差，工人在危险环境中工作，包括与有害物质、高热、低温、辐射为伍，而且工时长、工资低等。《明报》所称的“血汗工厂”是指精神层面的血汗工厂，它主要是指工作上的精神压力大，管理上存在一些非人性化做法。虽然富士康管理层在媒体面前一再强调跳楼只是个体事件，与富士康本身及其管理无关，但自杀事件的连续发生和企业的管理必然有着内在的联系。(https://www.daowen.com)

据媒体报道，富士康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制造服务商，在生产管理方面，对生产线有严格的要求。每个岗位的工作被分解再分解、细化再细化，每个在岗员工必须不间断地重复相同的动作。富士康的工作制度是每2小时可以休息10分钟，一线工人平均工作时间达到每天12小时。员工进入富士康首先就要签一份“自愿加班协议书”，即保证每个员工都“自愿”加班。而员工的底薪一般很低，如果要拿高薪，必须靠不断加班来获得。但这种“自愿加班”实质上并不是自愿的，因为协议上已经写明，如果选择加班，必须整个月都加班；如果选择不加班，那么整个月都没有机会加班。同时，线长等对员工的绩效考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据称其对待员工的方式非常粗暴。因此，一线技工长期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高强度工作状态，还要忍受管理人员的辱骂甚至体罚。此外，富士康的安保系统也受人诟病。富士康安保系统共有四道防线管控，从企业发展所需的高度保密性来说有其合理性，作为这些安保措施具体执行者的保安，他们具有询问、搜查员工等权力。富士康的一系列管理制度和安保制度使得在工厂工作的一线工人，丧失了人生乐趣和尊严，长期在流水线上像机器一样工作，使得他们心理压抑，看不到人生希望，久而久之沮丧压抑的情绪得不到排解，最终部分员工只好选择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

“富士康跳楼事件”发生后，《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对富士康进行了调查，并描述了黑色工厂中工人残酷的工作环境：“生产线上的工人大多每天要连续站12个小时，而且不得说话。在这个工厂里，经常有工人因为疲劳过度或者睡眠不足而倒下……”^[11]可见，“富士康跳楼事件”不仅仅是工人自身心理状态所导致的，也与企业管理制度及劳动保护制度不健全有关。

我国媒体对于“血汗工厂”和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维权的大量报道，引起了人们对于《劳动合同法》（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关注，也引发了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价值判断。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绝不仅仅是GDP的增长，而应该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如果以部分民众的生活质量得不到提高为代价，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将与我国经济发展的目的背道而驰。因此，我国的经济发展如果以牺牲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为代价，这是极其危险和短视的行为。必须尽快建立起相关的劳动保护和分配制度，及时调整和改善低收入者生活状况应是当务之急。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其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优化经济结构的决定必将推动一些产业进行升级改造，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