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胜似兄弟
高尔文带到大西洋城的5T71原型汽车收音机，这在产品设计中创立了许多“摩托罗拉第一”中的第一个产品。这一模式的产品，包括附件及安装费在内，每台售价为110—130美元。它的设计适应当时流行的任何一种汽车，因而这一设计能使其产品在市场上打开销路。它名副其实地被称作“市场上第一台商品化的汽车收音机”。
据《邓拉普收音机年鉴》记载，早在1927年，已有几家别的公司与个人设计、制造与销售汽车收音机。但这些汽车收音机是为某一特殊装置而设计的“定货”。它们的制造与销售都是在“订购”的基础上进行的，每台售价在200—300美元之间。安装这些收音机意味着对汽车的仪器板及车身顶部要进行改造，并留出B电池的空间。
在方向盘柱控制台和电动扩音器的使用上，高尔文的原型也创立了几个“第一”。在后来的1930年，也有推挽式音频放大器用于其他型号。1932年的型号之一是使用超外差电路的第一台汽车收音机。它也是第一台外带B电池替代器的汽车收音机。同年，内装B电源的88型是一个大的“摩托罗拉第一”。
1930年期间，高尔文制造公司以“摩托罗拉”商标向市场投放它第一个型号，这一商标名称有“开动”与“收音机”双重含意，这在高尔文看来既醒目又有效益。摩托罗拉这一名称是高尔文一天早晨刮脸时，作为一种灵感，突然在他的头脑中闪现出来的。
但以往出厂的许多货物是没有商标的，这些货物和早期家用收音机出售的情况一样，出售后，让商人或销售人贴上他自己的商标。这使高尔文感到痛苦，他既无钱，也没有机构去要求认可他的公司，或新的牌号“摩托罗拉”。但他也知道，最佳的广告是收音机本身。每台装起来的运转中的收音机都变成一个“响亮的表演家”，它在街上听力所及的范围内，吸引了许多潜在的顾客。
然而，由安装收音机的困难而激起的怨言，接连不断地从市场传来。一个经销商从德克萨斯打电话给高尔文，愤怒地说：“我们这里没有人知道怎样才能把收音机安装在汽车内。如果没有人会安装它们，那么我们怎么才能把这混账东西卖掉呢？”
高尔文懂得，他们在克服这一技术问题上取得的成功，自然能决定在苦撑中的公司是否能生存下去。在没有任何代销点或服务站毁约的情况下，高尔文叫埃尔默·韦弗林和他本人一块旅行全国，既是为了销售汽车收音机，也是就他们提出的安装问题举行会议。他们在韦弗林到来的前几天，在城市中举办高尔文参加的活动，高尔文在这一活动中得到收音机的订货单，与此同时，庄重地承诺：“我们的韦弗林先生在几天内一定会赶来，向你们提供安装与维护的整套办法。”当韦弗林到达时，人们已为他讲课做好准备。在以后的1931年，高尔文和韦弗林在途中同比尔·恩格尔、默里·约曼斯、戴尔·安德鲁斯和约翰尼·罗杰斯会合一起。这一组织的核心帮助建立了第一个“公认的摩托罗拉安装站”，在几年内，它就发展成一支能够在全国范围内熟练地安装汽车收音机的大军。
但在头几个月，大部分负担落在高尔文和韦弗林肩上。如果他们之中有一个人返回厂中，那一定是因为出去的时间太长了，必须和工厂的进展保持足够的接触。当时负责货运的厄尔·麦高恩回忆起工厂收工后的那些夜晚，那时，高尔文旅行归来，在他的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疲倦地放下他的旅行袋。
麦高恩回忆说：“他刚刚驾车回来，但他马上又同约瑟夫一起在工厂工作，一直工作到早晨两三点钟他满足了订单要求为止，这样可以让他在第二天再次上路。”
威廉·詹姆斯谈到“一次出生”和“二次出生”。他把“一次出生”说成是那些在他们一生的早期就知道他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他们的需要和他们要去何处。至于“二次出生”是指那些在一生中后期必须蜕皮，以某种方式再生。他们取得一致性及稳定性的过程，不论对他们自己或别人说来，都是痛苦的。
高尔文的确是“一次出生”中的一个。他决不怀疑他命中注定要有他自己的成功的企业。他以毫不动摇的意志追求这一目标，这有时使他周围的人为之紧张不安。对大多数人说来，经验之获得是在它来临时，过后即留在记亿中。但高尔文决不在一件事情来临时才掌握它。他所遇到的事情仅仅是他集中更大努力的出发点。他的一生是精力与目的间的循环往复，这的确是非同寻常的。(https://www.daowen.com)
他有幸有丽莲这样一位能和他思想一致的妻子，能理解他在为自己工作，也为她以及他们的儿子工作。从哈佛镇到马什菲尔德，然后到芝加哥，她很少知道什么是舒适的物质生活。她是一位可爱的妇女，喜爱欢乐与舞蹈，在那些早年困难的岁月中，工作之外，很少有别的时间。但所有这种工作，以及高尔文不在时，她独处的时光，她都默默忍受，她有不同寻常的耐性。高尔文同样有幸有约瑟夫相助。当他在全国旅行时，他能睡个安稳觉，因为他知道约瑟夫在管理着工厂，约瑟夫在支持他。凡是要做的，约瑟夫都做了。如果约瑟夫有自己的选择，他可能要当警察，因为他非常尊重与爱慕警察。
虽然兄弟二人相爱，并互相有极大的忠诚，但约瑟夫终其一生，直至他1944年英年早逝，他都试图在工作与抱负上，同高尔文比个高低。他没有他哥哥那样有远见，作为企业家，没有他哥哥那样有能力，没有他哥哥那样有节制，但他有自己的特色。他是一位有着丰富智慧的活泼的与精力充沛的人。从马什菲尔德的斯图华特电池公司时日起，约瑟夫就决心同他哥哥并驾齐驱。他勤奋工作，当经过一段紧张工作需要在夜晚放松一下时，他就同工厂的一些男同事出去长时间的狂饮。但他于清晨照常工作，并期望别的小伙子能和他一样到班工作。
约瑟夫对公司的成长与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工作和他的责任心及热情，他的诚挚的性格，所有这些都缓和了高尔文一时武断所可能造成的冲突。在新公司初办时，高尔文向许多材料供应者拖欠大量债务，收音机制造商协会信用委员会曾考虑对奋斗中的公司的资产采取法律手段。
是约瑟夫，坐下来同收音机制造商协会的成员进行谈判，经过一系列会议，使他们不再采取任何行动。他用向该会成员们充分地、公开地通报该公司的业务及经营方向的办法来取得这一让步。
高尔文和约瑟夫互相取长补短，颇见成效。高尔文基本上是一个谈判专家，必要时，他坚韧不拔，但他是公平的，有礼貌的。他有超乎常人的能力，他的诚恳态度给人以深刻印象。一旦某一材料商由于他言而有信，以及他的品性而向他出售，高尔文就要求他写下一个字据，“说明你已同意按照材料的这一供应量，在这样一个期限内，给我以信贷。”于是这一字据就变成一个强有力的楔子，它使高尔文进而打入另一家公司。
一旦高尔文作了保证，他言而有信，以他的话的兑现为一项荣誉。约瑟夫保证工厂以永不懈怠的工作来完成所有订单与所规定的应交付的订货。他告诉他的人：“保罗已允诺这些单位于下星期一取货。我们要在这一期限前很好出产品，不要让他栽跟头。”
以后当摩托罗拉各厂遭到挫折时，原来小厂中的人员对约瑟夫和高尔文的敬重使他俩下定决心，在公司的前程中同他们同甘苦，共命运。
1944年3月7日，底特律代销人刘易斯·英格拉姆到奥古斯塔大街公司办公处来办事时，发现多年的雇员、看门人弗兰克·邓恩泪流满面。“发生了什么事？”英格拉姆问道。
弗兰克·邓恩说：“约瑟夫死了，我们的约瑟夫死了。”
而今，在老雇员们的办公桌上和办公室的墙上，在高尔文的照片旁边还悬挂或放置有许多约瑟夫的照片，这是他们对这两个人表示自己敬爱之情的生动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