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乙种”的幸运
四国(本州的近畿,中国与九州之间的岛,辖德岛、香山、爱媛、高知四县)的高松(香川县县治所在地),丸源陷入极度的业绩不振。于是,高松方面向尾道的伊藤芳治紧急求援,希望立即能派一个干员前来,以改善经营的困境。
伊藤芳治却指定我去完成这项重大的任务。
当时我才17岁。要是一般人的话,都会以年轻和经验不够而加以婉辞,但我偏出于热情,失去了冷静。
当伊藤芳治说“只有你能担当这个大任”时,我就抱着“士为知己者死”的决心,同时并自我期望“必须不负期待,好好地干一番”,而踊跃地前往高松赴任。
到了高松以后,我访所有的货主。业绩不振的理由,是因为有两家货运业,而其中的一家倒闭变成了只剩下高松丸源一家的缘故。
以往只有高松丸源一家,却因为出现了竞争对手,两家开始互相竞争。那时高松丸源对交货期限等的约定非常遵守,服务也很好。可是当另一家店倒闭而没有了竞争对手的时候,就认为不去拉生意生意也会上门,而开始疏忽大意,不积极地去拉生意。过去不曾有过的延误交货期限如今也常常发生,因此失去了生意机会,以致逐渐出现亏损。
于是一些货主不再委托高松丸源送货,对高松丸源的人不加理睬,特地去找其他的从业者来运,或自己去运,因此托运货物预定车班的货主剧减。我向货主们发誓“以后绝对不会再有那种事情发生”,同时督励高松丸源的工作人员,为了取回顾客的信赖,至少必须严守交货的期限。
所幸工作人员都能了解我的用意,虽然有一个时期曾经到达危险的状态,可是目前已经脱离了危机。
从这个经验中使我发觉到,对一个生意人而言,最可怕的并不是与同业之间的竞争,而是在竞争胜利后处于优势时所产生的疏忽大意,它来自骄矜,也应了骄者必败的道理。
就这样,我没有辜负伊藤芳治的期待,在工作方面总算有了成果,可是又遭遇到不得不返回已决心不再回去的板仓村的命运。
我住宿在高松丸源公司宿舍里,有一天一位身穿镶有耀眼金边制服的人来找我,原来是叔父山岸丰治。他担任“国铁高松机关区的区长”(国营铁路高松机务段段长)。
叔父说出出乎我意料之外的话:
“你父亲来到高松了。”
“现在在我的宿舍里,去跟他见见面。”
不容我置否,叔父就像逮捕犯人似地把我带到他的宿舍。
在那里看到的父亲,在感觉上似乎比我这次离家前更为消瘦了。
我心想,大概快要到板仓村开始做曲子的时候了吧,所以他才来接我回去的。这一次再不会上当了,我在父亲还没有开口以前就决心顽抗不予接受。
可是,父亲什么也没有说,父子两人就像仇人似的,互相瞪着眼睛不说一句话。丰治的妻子——叔母看到这尴尬的场面,开口向我们劝说:
“天气很好,何不到栗林公园去走走?”
由于沉闷得几乎要透不过气来,所以,我开口向父亲说:
“栗林公园我也还没有去过,一起去吧!”
同时站起来。
这时丰治对妻子使了一个眼色。
丰治猜想我们父子之间一定有什么问题,也许认为只让我们父子两人出去会发生危险吧。了解丈夫意思的叔母说:
“我来为两位做向导吧。”
于是三人一起来到栗林公园。
被赞誉为日本三名园之一的栗林公园,好像颇能使父亲心旷神怡。有时凝视“庭石”(装饰庭院的雅石),不禁发生赞叹声,有时看到树型美好的松树,便伫立其下,久久不想离去。
父亲和我之间的感情本来就不坏,那时我看到心情愉快的父亲,认为多亏叔父和叔母使我能扮演一次孝顺的儿子,我也十分高兴。
为了留念,叔母将她带来的照相机,替父亲和我拍了一张照片。可是这却是引起了大骚动的祸根。
父亲回到板仓村,大概经过了半个月后的某一天,叔母跑来问我:
“阿清!你爸和你妈曾经大吵了一场,你知道不知道?”
我什么也不知道,所以一边摇头一边说:
“不晓得。”
“据来自板仓村的人说……”叔母说完上面一句开场白后,接着就告诉了我下面一段话。
叔母把在栗林公园替父亲和我合照的一张照片寄给父亲,可是却被后母看到了。
我以为父亲之所以来高松是受后母的差遣,要我回去帮忙做曲子的。但那竟然是一场误解,其实父亲只是为了想要来看看我,所以瞒着后母作了那次高松之行,没有想到却为了那张相片被后母给拆穿了。
“你为什么瞒着我去会阿清?”
相片就是铁证,于是父亲被后母狠狠责备了一顿。为人师表、模范的校长夫妇吵架,在缺少话题的农村,正好提供大家茶余饭后最佳的谈论资料。“我认为对你爸爸做了一件抱歉的事。”寄相片给父亲的叔母这样说。
而我自己则因误解父亲来高松的目的而感到很对不起他。“回板仓去吧!”我心里这样想。做曲子应该是需要我的。我想用回去帮忙这件事,作为对父亲误解的一种谢罪。
所幸高松丸源的业绩已经恢复到就是没有我也已经没有关系的状态了。我首先回到尾道,获得伊藤芳治的谅解后,返回板仓村。
父亲对回家帮忙做曲子的我,非常高兴地欢迎。关于照片的事情什么也没有说,我也没有提起那件事。
后母对我依然视若无睹,我也觉得那样反而舒服。
指挥制曲子,我已经习惯了。什么问题也没有发生,平安地过完了制曲子的季节。就像在等待这一天来临似的,后母又开始对我发动粮秣攻击。可是这一次没有表示受不了。因为公元1937年(昭和12年)7月7日在卢沟桥所引发的中日战争日益扩大,而日、德、意三国缔结军事同盟,整个地球被世界大战的紧张气氛所包围,板仓村也没有例外,男人被送上战场,男性人手少了很多,连走在路上也很少能碰到青壮年的男人。
如果是承平时期,“佐川先生家的少爷”出去工作,就会遭人议论,但现在大家已经没有那种多余的时间去说别人的闲话了。
制曲子的工作完了以后,我就大摇大摆出门去当收入高的搬运工人,自从男性人手不足以后,工作到处都是。也不必看那讨厌的后母脸色。公元1941年(昭和16年)和1942年(昭和17年)我是在故乡新潟渡过的。
战前的日本是“国民皆兵”,男性满20岁就有接受征兵检查(体格检查)的义务,合格就要服兵役,兵役是国民最大的义务。(https://www.daowen.com)
我也在满20岁那年的春天在新潟县接受征兵检查。虽然我身材比较矮,但是我的体格却十分健壮,人家都说我这种身材就是打也打不死的,因此谁都认为我一定是“甲种体格”。可是没有想到我竟被制定为“第二乙种”(第二种乙种体格),而落选于征兵体检。
为什么我征兵体检被淘汰呢?要知道原因必须追溯到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小时候我是一个反抗意识很强、又不听话的孩子,虽不欺负弱者,但一看到在欺负弱者的人,不管他是上级生也好,打架很厉害的人也好,绝不会置之不顾,而冲过去救护被欺负的人。
再一次,上级生五六个联合起来欺负和我同年级的学生,“干什么?”说着,我冲上前去。
我身体非常敏捷,也很会打架,如果是一对一,从来就没有输给任何人过,但这次的那些对手也是很敏捷、很会打架的,而这边只有我一个,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虽然救了朋友,但自己却被打得爬不起来,弄得狼狈不堪。自从那一次耳朵的鼓膜被打破以后,右耳就失聪了,因此,虽然身体其他的部位毫无缺失,但却被判定为“第二乙种”(不合格)。
公元1941年(昭和16年)12月8日,日本视美国、英国等列强为对手,发动了无止息的战争,那就是所谓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以后一直到公元1945年(昭和20年)8月15日的战争结束为止,日本一再反复鲜血淋漓、不顾死活地残酷进行战争。
国土的三分之一因美国军机连日的空袭而化为焦土。有兵役义务的男性可以说几乎全部被送往战场,阵亡者更是不计其数。
战争即将结束之前出征的士兵人数,还没有被装进“白木箱”(内装死者骨火罐不涂颜色的木盒)的所谓“无音凯旋”的人数多。我是公元1924年(大正13年)出生的。如果说和我差不多年纪的男人几乎都阵亡了,这决不是言过其实的话。倘若我不是“第二乙种”的话,第一个就会被征去当兵,而且一定会死于战场。
我之所以未被征去当兵,是因为在征兵体检时被判定为“第二乙种”的缘故,而基本原因是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被上级生乱打而造成耳膜的破裂。
如果说没有战死而保全了性命是幸运的话,对过去在大战中失去宝贵生命的人实在是非常过意不去的,然而假使能够原谅我把死视为不幸、把活着视为幸运的这种单纯想法的话,那么我在小学时耳膜被打破的不幸,可以说是把我从后来战死的不幸中给救了出来。
这里,我又想起了“被虐待的孩子”的事。
我不是一个擅长说教的人,对于漫长的人生更不知什么是幸运。
在被后母那样虐待的时候,在耳膜被打破而右耳听不见的时候,我虽然曾经烦恼过、痛苦过,但我从来没有想去寻死。
“死了还会开花吗?”
因为活着才有美酒可喝,才可以尽量做想要做的事,由于耳膜破裂才没有战死,保全了性命;因为后母的虐待,而使我成长为多少知道一点人情的人。
我虽然除了比别人多做几倍的工作以外,并没有什么地方值得年轻人学习。我唯一的长处是,具有不为一点点事而屈服的个性。对于现在处于某种困境中的人,希望你们能坚强地活下去,我打从心底为你们祈祷。
以“第二乙种”在征兵体检被淘汰的,并非完全没有当兵的经验。
在紧张的时局下战争愈来愈激烈,由于军队数量的不足,所以连“第二乙种”到最下面的“丙种”(丙种体格的役男)也要立刻加以训练成为速成的兵士,因此军方颁布教育召集令。我也被选中了。
我是在神川奈县横须贺接到教育召集令的。至于我为什么在横须贺?那是因为我和后母又发生了大冲突,所以我又离家出走了。
由于自己老是这样,于是就连尾道也不好意思回去了。我到了任何亲戚关系也没有的横须贺一家大众食堂去工作。在这里我接到所谓教育召集令。
我依照命令到新潟县新发出的步兵联队报到入伍,在那里接受速成式的训练,然后被送到北朝鲜(北韩)一处叫做会宁的地方。
虽然接受了三天的教育,却尝尽了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痛苦。为了要打赢这场战争就必须要有坚强的军队,基于这种目的,所以怎样严厉的训练我都忍受。然而在战败气氛很浓的前线,军中的纪律乱到极点,陷于自暴自弃的教育班长,总是拿我们当出气筒,为了发泄他们积压在心中的愤恨和郁闷而动不动就大声怒吼:
“要好好来锻炼锻炼你们!”
“这样怎么可以称为皇军士兵!”
教育班长还任意拳打脚踢。那种粗暴和野蛮的举动,简直就像疯子一般,但这是一个必须绝对服从上级命令、属于阶级社会的军队,连我这个脾气暴躁的人,也只好无可奈何地咬紧牙关忍耐下去。
我在这里得到很大的教训,那就是一个失去纪律的团体的惨状。
日本战败了,但在此以前,我所接受教育训练的会宁部队,其内部已经因纪律和秩序的混乱而崩溃了。
有目的,为了达成此一目的而有共识、有一致团结奋斗的意愿时,任凭上级对下面的训练和教育如何严厉都会被接受的,但是如果失去了目的的话,那就是已经没有纪律的乌合之众。这是被假借教育,为国尽忠等美名的教育班长那种可以说是“私刑”(1ynch)般折磨的我所深深感到的。
我把“公司”看作当时的“军队”,严厉地责成自己要不时自我警惕,现在“有没有失去目的?”“有没有保持纪律?”“有没有上级人员假借‘为了公司’的美名在胡乱地虐待或苛刻驱使下面的人?”
因为如果犯了前述的其中任何一项,那么那个公司就已经不值得称之为公司。
疯狂的教育召集完毕被送回内地(日本之国后)的我,在新潟只接受三个月的船员训练成为船员,然后被采用为7000吨的运输轮“罗新丸”上的甲板员。
本来,这条船是属于名叫“大连船舶公司”的民营轮船公司的商号,可是由于战争恶化而被军方征用为陆军“晓部队”的用船,往返于新潟与韩国的罗津之间,去时是送运部队,回程则装运黄豆等食粮。
公元1945年(昭和20年)8月,虽然战争即将结束,但一般人根本无从知道,都以为“神风”在吹,最后日本一定会战胜的,所以大家都在这种祖国必胜的信念下苦苦地支撑着。我则被派担任“罗新丸”的船员。
那个时候只要船一出港,能不能活着踏上故乡的土地谁也无法预料。启航的前夜,我心中自忖着,也许今天晚上是我今生今世最后的一餐酒也未可知,所以略带着感伤的心情前往专门做夜间生意的餐饮卫生去。
我本来就不是讨厌酒的人。一杯两杯,两杯三杯,终于喝得太多了。看了看表,才发觉糟了,当我赶到码头时,船已经开了。
身为一个船员,做出像赶不上启航时间这种事情,是没有申辩理由的重大失职行为。而且又不是一般的船,是在军方的监督下担任运兵工作的船,这就不是随便可以了结的,我被打得几乎连腰和脚都伸不直,好不容易在被严令赶往下一个停靠的港口“伏木港”上船后才被释放。
这次可不能再赶不上时间了,于是我匆匆地赶到“伏木港”,可是却比“罗新丸”早到了3个小时。然而这又使我犯下了第二次的过失。当我走过小酒店的门前时,心想时间还早得很。何不来喝一杯,肚了里的酒虫似乎在这样地告诉我。
我不会傻得同样的过失会去犯第二次的,反正在船到港以前,必须要在什么地方消磨这段时间,何不在这里来这么一杯,于是我钻进了小酒馆的垂绳门帘。
最初我一面留意时间,一面啜着酒,但不久我又像往常一样壮起胆子来,管它什么时间不时间,枪炮子弹尽管来。于是只顾一杯又一杯地朝肚子里灌。不知道什么时候又醉得一塌糊涂了。而当我发觉的时候,日子已经变了。
运输轮“罗新丸”在“伏木港”丢下了原来预定上船的甲板员佐川清启锚出港。它就在我在小酒馆喝得酩酊大醉、沉沉大睡的时候,破浪向西北方驶去。但却在航行途中被美军潜水艇发现,一发鱼雷就使“罗新丸”葬身海底了。
我虽然十分了解把“如果”用在历史上是忌讳的,可是我在这里又不得不使用“如果”这个字眼。
如果在新潟或者是在伏木港我上了“罗新丸”,那么佐川清这个人现在就不会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战争再延续一些日子,没有能登上“罗新丸”的我,一定会被视同“临阵脱逃”而移送军法审判的。其结果依照当时的局势即使被处“枪毙”的死刑也一点不觉奇怪。
但是,就在“罗新丸”遇难的不久,日本战败了,军队被解除武装,已经失去了将我移送军法处置的权力,即使有,也没有能力去找寻找这一个人,而把我送去审判了。
不管怎样,总之,喝酒喝得酩酊大醉,竟然忘记了自己所负的重大使命,而没有能赶上船的我,其失职之罪,因战争的结束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我决不是命运论者,也不是迷信的人,可是像这样两度的偶然,纵令是“天衣无缝”,我也不得不陷入沉思,而向自己发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不容许把这些只看成是自己的命好,或者是运气好。我没有死得掉的那种想法,渐渐变成是他们让我活下去的。
我想,我的生命之所以得以延续,是因为许许多多同一代人的不幸,以及祖国战争失败的大不幸所换来的。
既然如此,那么这条性命,已经不只是属于我了,从今以后不容许我游手好闲、浑浑噩噩地活下去,假使不替这个社会做点有用的事,实在对不起“他们”。我一直这样深深铭记在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