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伸张的“自行调整论”
1981年10月，我随经济使节团访问了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等7个欧洲国家。那之前的几年间，经团联与国外的交往与日俱增，每天都要接待外国政界、官方、民间要人的来访，我们此次的欧洲之行还兼有回访之意。
访欧团成员有经团联副会长，日产汽车公司董事长川又克二和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还有负责欧洲事务的委员长等共25人，这是我就任经团联会K以后的第一次欧洲之行。当时正是日欧经济摩擦日渐严重之时，前来会见我们的英、法国人士都表示从日本的进口越来越多，任其发展后果不堪设想。还有人要求我们让出一部分市场给他。
我回答他们：“这要受垄断禁止法的约束，所以不能让。”这说明我是有一种危机感的，于是我打算将我曾向所见到过的欧洲人讲的出口自行调整论进一步正式地、公开地向欧洲各国的政府和民间企业的代表提出。
可就在我们决定访欧之后，外务省方面提出此团是否可作为官方代表团出访的要求，那年6月铃木首相访欧时也的确曾与欧洲各国相约，让他们与秋季访欧的日本民间使团就具体问题进行协商。无论怎样，我们没有必要拒绝政府，并终于以政府代表团的方式踏上了征途。
我没有想到这一变动使我在欧洲发表谈话时受到了很大限制。出发前，外务省拟好厂我所需要的所有讲话稿，并给我送了来，其中只是泛泛地提到我国将向欧洲投资，将购买欧洲的商品，将取消进口限制，没有任何实质内容。在这些编好了的台词里，我只被同意加进了控制倾盆大雨式的过于集中的出口一点意见，并且根本没有提出什么具体方式。除此之外，外务省还派原驻法大使北原秀雄参加进来充当耳目。这样，我为解决贸易摩擦而准备提出的出口“自行调整论”就被巧妙地禁锢起来。
铃木首相在首相官邸为我们饯行，席间我说：“我不见得原封不动地念台词，还请多包涵。”事实上，我们途中每次为给第二天的活动开准备会时，北原都要声明明天这样不行，那样不可。
我一贯认为，日本的贸易摩擦问题要么通过调整本国出口来解决，要么通过贸易赤字国限制自己的进口来解决，除此之外没有特效药。我认为这就是所谓缩小均衡论，世界将要进入一个需要忍耐的时代。
当时日本对欧洲共同体各国的贸易顺差额为100亿美元，对美国的顺差额为133亿美元。对于这种不平衡现象，日本主张在不破坏自由贸易的前提下通过扩大平衡来纠正。以联邦德国为首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各国大都走出口立国之路，必须避开贸易保护主义；美国特别是里根总统一贯主张以自由主义经济的优越性为轴心建立世界和平，他们都已不能随便摘下自由主义的招牌了。这正是民主政治的矛盾所在，美国因此在表面上是无法指责日本的，但我认为无论是欧洲经济共同体还是美国，私下里还都是希望日本能够进行自行调整的。
欧洲共同体各国的驻日本大使内心里也是希望我们去欧洲时能公开发表自行调整论的。代表团出发前夕，举行了有欧洲共同体各国的新闻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会上一位荷兰女记者问我：“您在欧洲将发表什么样的谈话？”我按外务省长提供给我的口径回答了她，谁知她一针见血地指出说：“既然如此，何必非由‘经团联’出访。”
在与欧洲各国有关方面的会谈中，我们听到了不少具体要求。法国希望日本进口他们的直升飞机和空气浴器；英国要求降低威士忌酒的进口关税，取消有色金属和医药制品的非关税障碍。不过，由于有了出发前的那一番经过，日方只是不断地老调重谈，除去拼命辩解外，就是高谈什么将进行投资、开放门户，要不就是要求对方努力扩大出口，纠正贸易不平衡的工作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非但如此，6年以后的今天，日本对欧洲共同体的贸易顺差又增加2倍，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则增加了6倍。
访问日程进行了一周后的一个星期日的晚上，我在巴黎的旅馆里召开了紧急会议。我看到出访计划得不到任何进展，想在会上听一听代表团团员们的意见。
当时，北原极力牵制我，惟恐我放出自行调整的论调，岂止北原，其他团员骨子里也都是扩大均衡论者，只是嘴里不说罢了，我的自行调整论实际上是不为人理解的。他们大都想扩大自己的企业或行业的出口，进口由别人去搞好了。我是孤立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我怎样宣传缩小均衡论都不会被接受，人们不愿为忍耐吃苦，不愿正视世界经济的现状。
不过，“经团联”访欧团在欧洲各地受到的热情接待是无可挑剔的。除了各国首脑，我们还得以会见了各国主管经济的政府官员。各国经济团体也专门为我们安排出很长时间，与我们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
英国的撒切尔首相因双方日程不好安排，没能接见我们，但她派了专人来飞机场与我们见面，除向我们表示歉意外，还交给我们一封写有她对英日关系的希望的信，这使我们感到惶恐。
那次访欧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法国的密特朗总统和荷兰的克劳斯亲王所讲的话。
我是单独会见密特朗总统的。当时正是法国经济界人士对密特朗总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感到不安的时候，所以我问他：“您是怎么想起要实行主要产业的国有化的？”他的回答是：“按现在的自由主义的做法，资金总难为我所需，而都流到那些有利可图的地方去了，我认为重要建设还是应由国家来承担，我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揽权。”他还说对日本很有兴趣，希望学习日本的先进科学技术。
荷兰克劳斯亲王的话同样令我难忘。
他说：“荷兰人民富有，奢侈，如果不能为救济非洲各国等发展中国家而再节约些，就谈不上什么世界和平。幸好现在政府提交议会的对外援助预算已经全面通过。这一点不知日本是怎样做的？”
由此我明白了荷兰的对外援助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全体国民在作出牺牲。我痛感到，像日本这样只知道要求提高工资的话，是不可能向他国提供真正的经济援助的。
代表团的团员们都说受到了各国的围攻，我却不这样认为，因为我觉得人家讲的大都是正确的。我本希望同去的人们能够理解欧洲方面的意图和我的观点，为此我没少向他们做工作，可我并没有得到他们的理解……这里，我还要再罗嗦一句，我认为要想解决贸易摩擦除去控制出口别无出路。即便可以通过扩大内需来增加进口，也不是马上就可以办得到的。能够靠出口赚钱的拼命地赚，别人因增加进口而受到影响则与己无关，这不是咄咄怪事吗？只要认真对待，自行调整就会成功。
1981年的欧洲之行，没有给我宣传自己主张的机会、但在日、美、欧间的钢铁交易中，出口自行调整进展顺利、秩序井然，三方都可以从中获利。1968年，“三井银行”董事长——佐藤喜一郎曾率经团联访美，我当时是代表团成员。那时美国国内正准备实行进口罚款，钢铁成为贸易摩擦的焦点之一。当时，美国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委员长密尔滋曾对我们说：“美国的企业，特别是加利福尼亚的钢铁和纺织企业受日本出口攻势的打击，处境非常困难。如若放任不管，势必导致进口同款和限制进口等保护主义政策的实施，不知日方有何高见？”
我说：“我认为铁可以自行调整。不过根据美国的禁止垄断法，铁的交易是被禁止的，因此，虽可以实行自行调整，却不一定搞得起来。”在当晚的宴会上，美国国务卿负责日本事务的官员所罗门大概是根据密尔滋的指示特地来对我说：“自行调整仅靠日本是不行的，能否联合欧洲一起搞？”我回答：“正好回国途中我要顺道参加在罗马举行的国际钢铁协会（IISI）的理事会，我可以借此机会与欧洲各国协商一下。”
我抵达欧洲后，立即向我的多年好友“西德蒂森公司”的总经理——泽尔提出自行调整问题。我问：“怎么样？”
他说：“干，不干钢铁界只会更困难。”
结果泽尔承担起了在欧洲进行自行调整的协调工作。我擅自与别国达成了自行调整协议后，双方的交往在事后仍能保持协商气氛。我还从欧洲专门给斋藤四郎打了国际电话，告诉他：“自行调整对于日本的钢铁业来说是最强有力的措施。”托他在国内做些工作。当我启程回国时，斋藤已在钢铁界各公司间取得了一致意见，并且进展得相当顺利。
我们是商人，与学者和政府官员不同。我们知道美国是个重要市场，如果我们做的事令我们的客户为难的话，生意就会丢光。相反，若想多做些生意，就必须降低价格，主动地调节数量，才能减少日本本国企业间的过度竞争，从而保证盈利。
我们的访美经济使节团在美国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上，访美团内钢铁界与纺织界代表的步调完全不一致。第一个记者提问显然是针对我的：“对铁的确实行自行调整吗？”我回答：“是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针对与我并排而坐的纺织界代表、旭化成工业公司总经理宫崎辉的：“纺织界搞吗？”他却明确表示了否定：“不搞。”
后来，宫崎还多次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停止实行铁的自行调整政策。听说他还向通产省反映过同样的意见，通产省也的确曾间接暗示我，要我停止实行自行调整。这一次我坚持没有退让。
铁的自行调整一直持续到越南战争结束，前后6年。因为我始终认为为了世界和平，美国必须强大，越南战争应得到善终。
尽管如此，由于日、欧两方与美国国务卿就实行自行调整问题签署了文件，欧洲代表、法国的费里以及我和美国国务卿还曾一同被美国的钢铁进口业者指控为违反垄断禁止法。正式开始实施出口自行调整是那之后很久的事了……令人欣慰的是，后来的实施再也没有遭到非难。
通过这次体会使我认识到，解决日美贸易摩擦，没有日本单方面的自行调整是不行的，那样只会遭到消费者团体的指责。美国政府之所以没有在汽车和家用电器等大众化商品的自行调整上采取强硬措施，是因为顾虑到喜欢自由竞争的民众会有所抵制。
这且不说，日本有些人主张通过扩大均衡来解决贸易的不平衡，甚至还作出了由日本方面负责扩大本国内需的姿态。遗憾的是不平衡依然不断扩大着。并且这些人因为自己的强词夺理，还要疲于防备他人的指责。我担心这到底该不该是日本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国家应有的姿态。可又有谁知道我这心思呢？
越南战争结束了，继续实行自行调整的理由也就不存在了。对此，美国采取的对策是，通过倾销防止非正常交易。这种方式使得日本那些具有可以适应过度竞争体制的出口型企业的经营者们终日处于担心被以倾销之嫌起诉的忧虑之中，以致无法进行正常交易。
大约是1977年，我访问了古巴。在古巴期间，我接到了当时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所罗门的邀请，他要我回程经过美国。他还向我解释了在钢铁贸易中实行的双重市场价格制度。所罗门副部长认为日本以提高成本后的价格向美国出口钢铁的话，就不怕因倾销之嫌被起诉了，也就是说他希望实行起始价格制度。
于是我要求他：“就请您给日本炼铁厂定个成本价格吧。”我认为，只要是自由主义的经济，私营企业的成本数字就不会是公开的。不过所罗门副部长到底是急于结束日美间的贸易摩擦，他提出的主张引起了一阵争论。之后，我问：“不一定要哪个企业的具体数字，各公司的平均数就行了。”于是他们对我说：“告诉我们一个说明你们目标的数字就行了。”
起始价格制度曾受到批判，但从日本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完全的价格制度。这一谈判我认为是成功的，只是没能持久。
这是因为巴西、南朝鲜等发展中国家也加入到钢铁贸易中来了，各国的生产成本差别太大，自然也就难以维持起始价格制度了。后来，根据自行调整原则又实施了数量限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