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理想，锲而不舍

第七章　展望未来

第一节　对政界的一点期望

我对政治一窍不通，人称“政盲”。对于日本政界的派系，我似乎总也搞不大明白。60年代末70年代初，企业向政届提供捐款的行为受到指责，士光敏夫也一度认为“经团联”应带头停止这种募捐活动，可我却认为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应该堂堂正正地参加募捐。

按理说，搞民主政治所需的资金应由政府支出，既然政府表示不出这笔钱，那么企业只好为维护自由主义而负担一定的经费，尽一点应尽的义务了。不过，如果政治家与企业、或者某个人串通起来通过政治手段谋求一己之利的话，可就大为不妙了。不应该认为经济团体是通过捐款威胁政府或政党的，甚至若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就不提供资金，这些都是偏见。我不喜欢向政府诉说什么，但我乐于看到政治家们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政、经界人士携起手来共商发展经济的政策是有益于国民的事。

我在政界交往较深的团体与其说是池田勇人内阁时成立的“宏池会”，倒不如说是以“宏池会历界首脑”为核心的以经济界人士为主要成员的团体“未广会”。“未广会”的聚会已进行数百次，地点多在米田中。最近，“未广会”成员每两个月与“宏池会”的年轻会员及其夫人在赤坂王子饭店聚会一次，所以隔月在米田中聚会。“未广会”干事最初由日本国土开发公司总经理佐疫卓担任，现在的干事则是佐渡的后任，即现任“国土开发公司”总经理石上立夫。成员有三井不动产公司董事长江户英雄、石油总公司顾问中尾幸雄等50余人。

我与池田勇人的关系并非全是私交，主要是由于我与小林中等四个人被称为经济界4大天王，因此与池田的接触多一些罢了。每次“未广会”聚会，我和前尾繁三郎总是最后离席，因为前尾会弹三弦琴，我要在他的伴奏下唱几段小曲儿。前尾的三弦琴弹来如曼多林琴一般低沉委婉，我的小曲儿虽不像他的琴那么高明，但与他合作使我感到非常愉快。

大平正芳是位慢性子、不很敏捷的人，他当上总理大臣后，在一次发表演讲前对我说：“我在这次的讲话中将要加上由于日本钢铁界的效率高，所以出口量增加是必然的这样一层意见。”我告诉他：“这话可太错误了，据我的调查，关于磁铁等与其说是钢铁界，不如说是煤炭界和机械界搞得更好。只不过他的产值计算方法是包括了每一位职工的，所以表面看效率不高。在日本，只要一说效率好，马上就会成为要求增加工资的理由，真是怪现象。”后来，大平就把那段话给删掉了。

我与宫泽喜一相交甚久。原钢铁批发商岸本商店的总经理岸本吉右卫门（原大仓商事公司董事长）曾在大藏省工作过，并常与宫泽及森永贞一郎等大藏省元老定期聚会，由于我与岸本的关系，所以常应邀同他一起参加。他们这个团体名叫“不动会”。“不动会”会员、原东京证券交易所理事长谷村裕是位起外号的“专家”，所以“不动会”每位成员也就都有了外号，原国营铁道总裁高木文雄叫“太医”，他走起路来确实像位肩负衣具款款而行的宫廷御医。宫泽叫“大臣”，我叫“天皇”。

我和宫泽在1970年制定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1970年度～1975年度）的工作中有过密切的合作。该计划的副标题是“通过协调的经济发展建设美好的日本”。目标是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6%。宫泽说：“这个目标肯定能实现，我敢打赌。”我说：“还赌什么，你肯定是赢家。”恰好，1973年石油危机发生前夕，增长率突然上升，宫泽甚至和反对他提出这一方案的人争辩说：“看怎么样，到1975年肯定能达到10.6%。”“我看到不了。”

宫泽常被误认为是激进的财政论者，所以我在一次鼓励宫泽参加此次自民党总裁和内阁总理大臣选举的集会上发言说：“有人认为宫泽是反对重整财政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据我所知，他是以重整财政为前提的，并在这一范围内尽力而为的，因为他觉得不如此，政治也无法正常进行。”

我讲完这句话后宫泽特意过来对我讲，你讲得完全正确。我一向认为扩大内需是很难办得到的，宫泽则相反。我注重于实现理想，而政治恰好也是不能仅靠理论来维持的。

在新一辈的政界领导人中，我与安倍晋太郎接触更多一些。他算不上油滑，并且像个皮球一样，能起能落，是给人以好感的人。他与福田纠夫有着多种形式的聚会，而我又曾是福田的衷心支持者，当然也就少不了与安倍的往来。

竹下登堪称竞选之神，每次大选，竹下的预测都可以为我提供最有力的参考。他就任大藏大臣以后，与“经团联”的来往也增多了，他不仅头脑敏捷，且善于审时度势，与安倍关系很好。我们3个人还一起打过高尔夫球。经济界有一个以渡边美智雄为核心的团体“智山会”，成员都是些现职的公司总经理，我是特邀会员。

我因工作关系经常为政治家们提供咨询，可我在下届总理大臣的人选问题上从不参与意见。有人认为如果能讨得总理或内阁大臣们的欢心办起事来就会容易得多，可我觉得即便我和他们是亲戚，也不能为自己开这种方便之门，否则政治就不成其为政治了。大平正芳和福田纠夫曾发生过争执，甚至导致总理大臣和自民党总裁两家分职的结果，这期间我曾被请到某饭店出谋划策（大平请的），可我从来没想过如何向他们进言。

中曾根后的总理大臣将在3位政界新领导中产生，3个人中最近又加进了二阶堂进。我认为这样的竞争并非坏事，4个人各自表明政见的话肯定会产生出一位最受民众欢迎的人，顺其自然的方式最好不过了。而置身要职的人，就只有自己磨练自己了。

现在，我们正处在决定将来日本经济命运的关键时刻，在这种时刻我们应摒弃个人或各个企业的一己私利，从整个国民经济出发探讨出一个最佳政策。这一课题已摆在了中曾根面前，如果政界新领导们只是以总理大臣的职位为目的，为着竞选的成功而一味地讨好民众的话，就会出现令人忧虑的局面，重整日本经济的愿望也将化为乌有。

第二节　追求理想，锲而不舍

在日本的工会组织的领导人中，不乏金属工会主席官田义二和中村卓彦那样的真正开通人士。我作为经团联的会长，每年都要与全民工会的领导们见面，每次我都坚持同一主张，渐渐地他们也就不再提什么反对意见了。

不过，时至今日仍然有些人坚持认为资本家与工人间存在着阶级斗争，并由此总结出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是万恶之源的观点，企业明明是由大家来支撑的，经济也明明是由大家来支撑的，搞好了的话分明大家都可受益，但有些人就不这样想，我们的事情又怎么能搞好呢？可是又有谁理解我这颗心呢？

还有一点，就是经济已呈饱和状态的观点我已反复讲过多次。今后在电子技术等新兴技术及第三产业的领域里经济还会发展的观点正在蔓延，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观点。如果说电子工业能够满足人们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基本经济需要则另当别论。但新兴技术的实施不过是取代了以往旧的一套，并没有质的变化。我认为生产能力已超出国民需求的各发达国家的经济，基本上只需增加与人口增长部分相适应的生产即可。也正是因为各发达国家不考虑这点，只是一味地进行物质生产，才导致了过度竞争。我认为有必要主张生产率的增长部分应该是大家承担工作、大家分享工资的。

这一结果由于资本主义发生了变化所以成为理所当然。海因茨于1930年6月曾在马德里作过题为“我们的第三代的经济之可能性”的讲演，对100年以后的经济作了许多预测，他说：“先进国家的生活水平在今后100年里将提高4倍或者8倍。”这一点早就实现了，说明他的估计是保守的，因此也就不能说他的预测百分之百的正确。但他所说的下面一段话却大有回味的价值：“我认为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位国民能够不遇任何风浪地期待享乐的时代、富有时代的到来。

今后的许多年代里，传说中的亚当（因偷食圣果而成为人类的第一个罪人）的故事将在我们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无论是谁，只要他希望得到满足就必须从事某一种工作。我们将独自完成比今天的富有者们多得多的工作，并且将会非常乐于履行小小的义务，完成小小的任务和日常定好了的工作。但在这之外，我们则会像向在面包上涂黄油那样，将必须要做的工作尽量分别交给更多的人去做。”

海因茨所判断的100年后应该发生的问题现在已提前到来，并已摆在我们面前，现在企业必须（保证）缩短劳动时间。但在缩短劳动时间后，企业是无法保证每个人的工资都不减少的，因此大家只好都稍微忍耐一下。

纵观世界经济全局也可看到同样的问题。由于经济的饱和状态，贸易是不能大幅度增长的。如果认为“这与我无关”而毫无竭制地出口的话，对像国家将会如何？如果认为消费者能够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是理所当然而只顾民众的眼前利益的话，那个国家的企业和雇用情况又会如何？这些是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的。我认为所谓国际化不过是一种同情与体谅，而我们还必须认识到现在日本的出口正在破坏着美国的企业。

若想以日元升值来解决日美贸易不平衡的话，日本经济就会陷入困境。现在，认为日本的企业应该逐渐把生产基地移到国外的观点十分盛行，我却不这么认为。像美国那样能源和粮食都能在国内解决的国家，把生产转移到国外去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可日本就不同了，如果国内没有任何生产企业的话，不就剩下了一个空壳了吗？

以扩大内需来解决贸易摩擦的观点也是很勉强的。需求这东西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制造出来的。如果说可以人为地制造的话，繁荣和萧条也就不会有规律地出现了。不能说拿出一百几十万亿日元发行国债就可以摆脱萧条、就可以消除经济发展中的曲线运动。

即便是内需扩大了，进口是否就能扩大呢？我认为进口起码不会达到欧美国家满意的程度。因出口而受益与因进口而受害完全是两码事，就算出口企业要求政府增加进口，也是会遭到反对的。即使不考虑反对意见，坚持要求增加进口，也不可能增加。

无论怎样说把经济改变成内需型经济，出口企业仍要靠出口赚钱，这是毫无办法的事。像汽车业和家用电器业那样，日本通过竞争占有了美国国内市场，并由此产生了贸易不平衡问题，试图通过进日来解决这个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是说出口企业减少产品的出口，并将减少部分投向国内市场，也就是出口企业开拓国内市场的话，就说得通了，只是准备照此办理的出口型企业根本就没有。

结果出口型企业只能自己限制自己的出口，当然首先是出于不使欧美先进国家的企业陷入绝境的必要性，同时还必须考虑到与正在发展工业的国家在出口方面进行协调。我们应该把日常用品的出口让给南朝鲜、台湾和东南亚各国，而我们自己则专门出口他们还无能力生产的那些产品。

在经济进入低速发展时期后，一定会有人为实现高增长率奋然而起的。因为有人认为日本经济的确存在着5%的潜在增长率，这些人会为采取对策想方设法的。可是仅为度过暂时的危机实施些应急措施也是没什么大问题的，相反要为实现高增长率而采取增加税收的经济对策的话是不会起作用的，也是不大可能的。我们现在应该考虑如何建立一个增长率为零时企业仍然创造利润的经济体制。当然最理想的是企业既能为着将来的发展进行投资，又能保证职工工资，并且企业的这种健全经营所产生的利润反映在产品价格中以后，产品仍有销路；或者只根据需要进行生产；另外就是企业不牟取暴利，消费者也不受通货膨胀的折磨，而买卖又能正常进行。

为实现上述经济的稳定发展，生产者之间绝对需要一个能够就需求形势、生产布局等坦率交换意见的场所和气氛。比如说钢铁界，就应该是全世界各国钢铁经营者聚集到一起就需求进行协商和协调。而现在，这一想法受到垄断禁止法的限制，企业被迫进行着过度的竞争，这些使经济处于极端的动荡之中。

我一贯主张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经济需求平衡等现实的自由主义经济手段。

有人仅仅根据统计数字，就断定物价是稳定的，通货膨胀是不会发生的，真是咄咄怪事。他们的小孙子们爱吃的蛋糕价格也许没有什么变化，可是一年比一年小，就是高尔夫球场休息室里羊羹也比从前见薄了，这些也是了不起的通货膨胀。

可是想以压低工资来制止通货膨胀的发生又谈何容易。政治家们若打算在选举中取胜，就难以公开说这些民众不爱听的话。

我这个人想到什么总是尽量直说，就是“经团联”的人也不一定能理解我，无论我怎样咬牙奋斗，也不一定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不过安冈正笃倒是这样对我说过：“真实只有一种，真理却有许多。真理是随着世界上的事情的变化而变化的。我们必须一年到头地进行反省，经常不断地琢磨思考，才能找到真理，才能做到君子之变。”我当然算不得君子，但我认为应该永远正视现实，为寻求真理展开争论，这样才能超脱出自己的企业和行业，看到美国的事情或者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当然世界和平是必须考虑到的。

阿诺鲁特·托因比生前曾说过：“日本人为什么总去追求那些有限的东西，他们还应该懂得追求无限东西的乐趣。”

他忘了，现在已经不是只要物质生产的时代了。日本人好不容易从战后的悲惨状态中站了起来，并建设了一个富裕的日本，所以他们能永远如此。在当前这样一个经济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时期，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呢？我也没有得出结论，我希望向我遇到的所有人谈谈我的想法，和他们展开讨论。我也希望立足于真实，并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寻求相应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