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3 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情况
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往往作为重要的衡量指标，围绕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与核算也是国内外最为丰富的。国内学者对我国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总收入比重呈下滑趋势基本达成共识，但现有研究围绕究竟是企业还是政府在国民收入的蛋糕中切到更多尚未形成定论。[11]
白重恩等（2009）以资金流量表为基础，定量分析了1990年代中期以来国民收入在企业、政府和住户部门间的分配格局的变化及原因，提出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下降是居民在初次分配阶段收入下降的重要原因。劳动收入份额相对资本收入份额下降是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而1996—2005年我国利率大幅下降，过低的存款利率降低了住户部门的财产收入占比，也使得企业的资金成本保持在较低水平，实质上就是由住户部门变相补贴企业部门。[12]罗长远、张军（2009）运用产业数据对总体劳动收入占比加以分解，指出产业结构变化和产业劳动报酬占比下降才是导致劳动者报酬所占份额下降的原因。[13]孙文杰（2012）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从最终需求和技术效率角度出发分析1987—2007年中国劳动报酬份额的演变趋势及其背后动因，得到结论最终需求结构的变化和拉动重心的转移是导致1997年后劳动报酬份额大幅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1997年之后最终需求的拉动重心逐渐转向投资和出口。此外，包括劳动回报率、进口中间投入和投入产出效率在内的技术效率大幅下滑也是引起1997年之后我国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14]池振合等（2014）认为产业结构是导致1978—2004年总体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主因。[15]
由表4.4和图4.3可知，劳动者报酬占比最大值为0.533，最小值0.397，均值为0.478，极差为0.136，说明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基本上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50%；然而，不同年份劳动者报酬占比呈现较大差距，历年波动性较大，且稳健性不足，部分年份的劳动者报酬占比低于0.5，最小值仅为0.397，说明劳动者报酬占比存在向低水平收敛的趋势，并受到严重的挤占。[16]
表4.4 1978—2012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变化情况
自1978年起，中国劳动者报酬占比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2002年前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在50%以上，2003年后一直呈现下滑趋势，最小值出现是经济发展最繁荣的2007年，2011年之后又逐渐回升，2013年超过50%，劳动者报酬占比50.9%。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劳动者报酬占比基本保持在50%，美国一直处于53.3%以上，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丹麦等国数据基本在50%以上，个别国家少数年份略低于50%，澳大利亚则在45.4%—51%之间波动，只有意大利历年数据低于我国。
图4.3 1978—2013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的变化情况(https://www.daowen.com)
图4.4 1978—2012年各国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的变化情况
不仅如此，尽管各国劳动者报酬占比存在差异，多数国家仍保持在50%以上的水平，并且相对稳定，而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的波动幅度较大，极差值有13.6%，尤其2003年前尚能维系在50%以上，与主要发达国家差别不大，但在2004—2011年的经济增长最快阶段，劳动者报酬占比出现快速下滑态势，其中有6年的数据处于45%以下，4年数据处于40%附近，最低值仅为39.7%。可见，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已经远远低于国际社会的标准，劳动者所获得的报酬明显不合理。[17]
国内外学者围绕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趋势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释，当前的观点主要如下。
劳动相对于资本被弱化（李稻葵，2007；陆铭，2008）。我国自1993年以来工业产出迅猛扩张，这是我国GDP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原因，但是这一部门吸纳的就业却没有很大的增长，重工业化的倾向抑制了工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陆铭（2008）认为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与新技术革命关系密切，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社会出现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制造业大量常规岗位被数字化的机器代替，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显著成就，除了与资本的强化息息相关之外，还离不开技术的引进和自主创新。偏重经济指标的政绩考核制度导致地方政府在地区间的招商引资竞争中将低劳动力成本和低劳动保护作为招揽投资者的必要手段，使资本谈判能力上升，并弱化劳动力的谈判地位，从而出现弱化劳动保护，“重资本轻劳动”现象的蔓延。
陆铭、蒋士卿（2007）认为1996年我国劳动力市场改革，人们职业和收入结构调整加上国有企业改制深化是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另一个原因。大量劳动力进入市场，企业按照边际产出价值支付工资，劳动供求关系日趋市场化，形成对劳动力市场供给的正向冲击（罗长远，2008）。国企改革不断深入使得劳动者在收入分配的话语权减损，劳动者取得利润分红的能力不断下降（李稻葵，2007）。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使得工资不随劳动力需求增长而增长，同时也使工资对劳动生产率和物价的变化不够敏感。当存在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物价上涨时，工资的提高不够显著，由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所带来的利益大部分转化为利润而非工资，从而经济增长的成果不能由劳动者分享。只有当我国劳动力需求上升使得剩余劳动力供给逐渐消失，工资对劳动力供求关系反应正常时，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趋势也将发生改变，也就是说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是成U型变化的。
劳动报酬权益保护缺位。当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在决定工资水平方面的作用受到限制，企业工会组织力量薄弱，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组织，其组织与效能和资本权益的刚性保护机制是非对称的。工会尚未改变作为行政附属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被资本要素的掌握者雇主控制和介入，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表达和维护。而要素的非公平占有倾向，部分制度变迁受益者通过对公有资产的非法占有，造成了资本要素的非公平占有，决定了初次生产过程中生产链条占有的不平等，进而又导致再生产过程中生产条件占有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和资本报酬的差异。同时，行政管理体制下的公权力嵌入市场经济和关系社会，更加剧了社会不公。当资本拥有者能够借助于社会关系和行政权力而获利时，劳动弱势的局面就积重难返了[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