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论
法律解释方法在整个法体系之中必须承担“语言规则”的使命，是特定共同体必须遵守的语言使用规则。同时，由于法律论证的需要，法律解释方法也必须承担实质论证的使命和要求。法律解释方法可作为论证真值性以及有效性的检验标准。在具体的适用过程中，法律解释方法不是单纯的位阶关系，往往以文义解释作为论证的基本框架，诸多解释方法作为论证的重要支撑，形成法律解释方法的组合，结合逻辑规则作为检验标准，实现法律的充分有效论证。法律解释方法需要与历史社会的发展状况紧密相连，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2]参见法发〔2018〕10号。
[3]王夏昊，吴国邦：“论法律解释方法抽象位阶的作用及其逻辑结构”，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4]［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20页。
[5]［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96页。
[6]［德］冯·萨维尼：《当代罗马法体系》（第一卷），朱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66页。转引自：美福东：“萨维尼法律解释范式的再思考”，载《法律方法》2010年第10卷。
[7]［德］冯·萨维尼：《当代罗马法体系》（第一卷），朱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66页。转引自：美福东：“萨维尼法律解释范式的再思考”，载《法律方法》2010年第10卷。
[8]［德］卡尔·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9页。
[9]［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58～59页。
[10]陈刚：“萨维尼实质诉讼法理论及其现实意义”，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11]［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97～200页。
[12]［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93页。
[13]朱虎：萨维尼的法学方法论述评”，载《环球法律评论》2010年第1期。
[14]［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95页。
[15]［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93页。
[16]［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19页。
[17]［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303～304页。
[18]［英］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鑫、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38～239页。
[19]［英］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鑫、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38～239页。
[20]参见桑本谦：“法律解释的困境”，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5期；苏力：“解释的难题：对几种法律文本解释方法的追问”，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21]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0页。
[22]桑本谦：“法律解释的困境”，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5期。
[23]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0页。
[24]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5页。
[25]孙海波：“‘后果考量’与‘法条主义’的较量——穿行于法律方法的噩梦与美梦之间”，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2期。
[26]王筑红：“法律解释方法应用的实证研究”，载《法律适用》2018年第23期。
[27]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5页。
[28]［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303页。(https://www.daowen.com)
[29]［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99页。
[30]王志勇：“法律解释、论证与客观性——阿列克西法律解释理论初探”，载《法律方法》2015年第2期。
[31]吴春雷、张文婧：“司法三段论的性质与认知结构之再认识”，载《河北法学》2013年第4期。
[32]参见雷磊：“从‘看得见的正义’到‘说得出的正义’——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的解读与反思”，载《法学》2019年第1期。这篇文章认为，司法裁判的关键在于法律推理和论证的过程，追求依法裁判和个案正义的统一。
[33]［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64页。
[34]［英］约翰·奥斯汀：《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9页。
[35]［英］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鑫、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5～45页。
[36]龚群、李晓冬：“诠释学与交往行为理论的内在关联——从加达默尔的‘理解’到哈贝马斯的‘相互理解’”，载《复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37]雷磊：“新修辞学理论的基本立场——以佩雷尔曼的‘普泛听众’概念为中心”，载《政法论丛》2013年第2期。
[38]［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80页。
[39]［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63页。
[40]王夏昊：“论法律解释方法的规范性质及功能”，载《现代法学》2017年第6期。
[41]王夏昊：“论法律解释方法的规范性质及功能”，载《现代法学》2017年第6期。
[42]［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35页。
[43]［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35页。
[44]［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87页。
[45]［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80页。
[46]［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57页。
[47]彭启福、钟俊：“论法院自由裁量权的规范——基于法律解释方法的分析”，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48]陈坤：“疑难案件、司法判决与实质权衡”，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这篇文章从疑难案件的角度出发，要求法律论证能够将法外因素融入法律体系内部加以考察。
[49]廖永安、王聪：“法院如何执行公共政策：一种实用主义与程序理性有机结合的裁判进路——以‘电梯内劝阻吸烟案’为切入点”，载《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12期。文章从法院执行公共政策的角度予以分析，认为司法机关应当能够以社会政策为中心，对于具体的社会后果进行引导。
[50]孙海波：“‘后果考量’与‘法条主义’的较量——穿行于法律方法的噩梦与美梦之间”，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2期。
[51]雷磊：“反思司法裁判中的后果考量”，载《法学家》2019年第4期。
[52]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0页。
[53]［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21页。
[54]倪业群：“刑法文义解释方法的位阶及其运用”，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55]任国松：“法律解释方法的适用规则”，载《晋中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56]庞凌：“法律原则的识别和适用”，载《法学》2004年第10期。
[57]［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362～364页。
[58]王洪：“逻辑能解法律论证之困吗？”，载《政法论坛》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