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书是一部关于生态美学的“引论”，即导引性的论述。它采取“问题导向”的研究方式，针对生态美学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展开讨论甚至论争，借此深化生态美学研究并展望其发展方向。本书结构框架和基本内容可以概述如下：
第一章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即美学何以是生态的？这个问题之所以尖锐，是因为它决定着生态美学的内涵及其能否成立的根据。本书认为，生态美学的准确表述方式应该是“生态的美学”（ecological aesthetics，国际学术界将这个术语简称为ecoaesthetics）——这是一个偏正词组，形容词“生态的”修饰名词“美学”。做这样的词性分析绝非无关紧要，因为在我国当前蔚为大观的“生态论述”中，“生态”一词已经被极其严重地滥用甚至误用，其中，最大的误用是将该词视为名词，其含义被误解为“生物的生活状态”或“生物的生存状态”，简言之即“状态”。[11]国内一些质疑生态美学的学者，则不加分辨地将“生态”理解为“自然”或“环境”。本书使用的“生态”永远都不是名词，永远都是形容词，即“生态学的”或“生态的”，其准确含义是：从生态学及其原理而来的，或者说，按照生态学原理来理解的。生态美学之所以是“生态的”，正是因为它是按照生态学原理来解释审美现象，试图根据生态学原理重新建构审美理论。生态美学的最早提出者约瑟夫·米克（Joseph W.Meeker）以生态学为研究范式，同时汲取了生态知识，促使生态学与美学产生了合法而有效的关联，在此基础之上建构出生态美学的较早理论形态，批判了西方传统美学中“艺术对自然”（art versus nature）这类二元对立命题所隐含的非生态审美观。与此同时，米克的生态美学开始正视审美活动中人类的生物属性、艺术与自然的生态性欣赏，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生态性关联，在价值论上反思传统美学理论中“人类中心主义”对人们审美观的误导，从而展开了对于现代主体论美学的批判和超越。本书开篇第一章以米克的生态美学为讨论中心，从整体的研究范式，到具体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再到价值论上的理论取向，努力解答“美学何以是生态的”这个问题。
常言道：隔行如隔山，不同学科之间往往横亘着森严的壁垒。但我们也应该看到问题的另外一面，隔行不隔理，即一个领域的原理通常可以运用到另外一个领域当中。生态美学跨越两个领域，一个是“生态学”，一个是“美学”；前者是自然科学，而后者属于人文学科。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如何实现跨学科的综合，这是生态美学能否成立的首要问题。国内外都有学者对此提出过严重质疑乃至批评。有鉴于此，为了深化第一章提出的尖锐问题，第二章进一步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美学与生态学何以合理地联结”，我们针对国际著名环境美学家阿诺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对于生态美学的质疑和批评，为了讨论作为人文学科的美学何以可能与作为自然科学的生态学合法地联结起来，本章寻找了六种理论根据。我们的基本观点是，跨学科尽管是生态美学的基本特点，但是，这种“跨”绝不是随随便便的、生搬硬套的组合，而应该是具有内在关联的有机化合。
生态美学研究是一项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学术事业，世界各地的学者都不约而同地进行着探索。如何将这些探索有机地整合起来，无疑是建构生态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第三章根据不同的理论取向、核心命题或关键词，按照提出的时间顺序，将国内外的生态美学的学术立场依次归纳为八种，即生态学立场、生态艺术理论立场、现象学立场、生态美立场、生态存在论立场、生生本体论立场、实践美学立场、生态型美学立场等。与此同时，本章还提出了一种新的哲学立场，即“生态实在论”（ecological realism），以此作为本书的哲学基础。这种新型哲学立场针对的是康德的“先验观念论”，从而暗示了生态美学是对于以康德为代表的现代美学的批判与超越。[12]
就我国生态美学的实际发展历程来看，我国的学者最初基本上是在不太了解西方生态美学的情况下展开理论建构的。而在我国美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以李泽厚为代表的美学理论，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我国生态美学的建构背景。国内学者对于李泽厚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于“实践美学”的批判上，笔者认为，这种批判取向并没有切中要害，因为在笔者看来，美学研究真正的“逻辑起点”是恰当的美学观，李泽厚美学的根本缺陷不在于坚持从“实践”出发，而在于其不恰当的美学观；生态美学要想有较大的突破，必须提出超越李泽厚美学观的新型美学观。有鉴于此，第四章针对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李泽厚“美—美感—艺术”美学模式，重新界定生态美学的美学观与研究对象，提出了旨在超越李氏模式的“审美能力—审美可供性—审美体验”三元模式并据此讨论生态审美。
本书认为，生态美学最核心的使命是倡导区别于现代审美的生态审美，只有明确解释了生态审美的基本要点，才能将生态美学与现代美学清清楚楚地区别开来，因此，第五章从审美模式、生态伦理观、生态学知识、生态价值准则等四方面探讨了生态审美的四个要点。审美模式借鉴自环境美学家伯林特的“交融美学”，生态伦理观则借鉴了利奥波德和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的思想，生态价值准则是对于现有的价值论美学的反思和超越，其核心要点是将生态价值置于审美价值之前、之上，从而颠覆了此前价值论美学的立场。
生态美学不仅仅是、也不应该是象牙塔里面的学问，而应该是对于社会现实的批判、反思，其理论价值最终体现为对于当前生态审美现象的有效解释。为此，第六章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即“雾霾审美何以可能？”本章从生态美学理论视野出发，集中讨论了我国过去几年不断出现的“雾霾审美”现象。过去几年，每当雾霾散尽、蓝天重现的时候，全国上下都会兴起“蓝天审美”热潮。针对这种现象，本章从“文弊反思”的角度重新论证了加拿大环境美学家艾伦·卡尔森（Allen Carlson）（原译为“卡尔松”）提出的“自然全美”命题，根据卡尔森的原文将之重新阐释为“自然全好”——未经人类污染的原生自然都具有肯定性审美价值，在本质上审美上都是好的。这种审美意义上的“复得返自然”现象批判的是“文弊”，即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其背后隐含的理论命题是“自然的自然化”，它迥别于黑格尔—李泽厚美学中“自然的人化”命题——这是生态美学最核心的理论命题，它引导我们思考：身处生态危机时代的我们，应该怎样思考自然？又应该怎么展开自然审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章是对于当代自然美学的重要发展。
紧接上章，第七章进一步探讨了以卡尔森为代表的肯定美学（Positive aesthetics）的生态美学意蕴。我们认为，肯定美学及其核心命题“自然全美”是环境美学（aesthetics of the environment）与生态美学的交叉地带，我们可以从审美欣赏的适当性、主体的审美能力、自然审美的伦理诉求以及实践诉求等四个方面展开论述，来探讨肯定美学与生态美学的一致性，从而将肯定美学整合到生态美学建构中，使之成为生态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为生态美学的发展提供崭新动力。
就国际范围内来看，很多学者都将生态美学等同于环境美学，这是因为，国际范围内通常不区分环境危机和生态危机、环境运动和生态运动、环境伦理学和生态伦理学、环境批评和生态批评，等等。这都使得不少学者无意细分环境美学和生态美学。这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本书第八章的观点是：二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国际范围内共有五种立场，值得我们认真甄别。2018年的时候，环境美学家卡尔森还围绕环境美学、环境伦理学与生态美学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生态美学的基础上提出了第六种立场，即借鉴生态美学以发展环境美学[13]。这无疑是对于生态美学研究的显著推进。本书还有不少地方涉及这个问题，比如，本书的附录二最后提出，生态美学其实是一种“身—心—境三元论”美学范式，从这里更加容易看到它与环境美学的联系与区别。
笔者的生态美学研究历程主要围绕着与西方环境美学的对话交流而展开，经常性地与伯林特和卡尔森展开学术交流。比较而言，伯林特基本上不同意在环境美学之外另立生态美学，对于生态美学的合理性也持高度怀疑态度；而卡尔森则对生态美学非常友好，甚至认可中国学者将其环境美学中那些重视生态学知识的部分称为“生态美学”。正是在上述背景中，笔者过去十年间与伯林特展开过多次正式的学术论争，论争的核心都是生态美学何以不同于、甚至超越环境美学。第九章从审美范式的转换这个角度，探索生态美学如何超越环境美学，正面回应了伯林特的批判性观点，可以视为第八章的进一步深化。
上承“生态美学何以超越环境美学”这个问题，第十章探讨另外一个问题，即“生态美学如何融合东西方资源？”如何将东方美学资源和生态智慧融合到生态美学构建之中，是当今东西方学者共同关注的课题。本章没有空泛地讨论“综合创新”这个近乎老生常谈的原则，而是以亚裔学者高主锡（Jusuck Koh）进行个案研究。高主锡发现，西方环境美学与现代环境设计存在明显缺陷，给环境造成了消极的审美后果和生态后果。有鉴于此，他试图采用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通过哲学范式、美学概念、美学语言的理论创新，将西方环境美学转化为适用于东西方文化语境、以生态设计理论为核心的实践型生态美学。这种美学立足于整体的、演化的生态哲学范式，具有“包容性统一”（inclusive unity）、“动态平衡”（dynamic balance）、“互补性”（complementarity）三个创造性美学原则以及“全球本土化”（glocal）的景观语言。它在强调人的创造性的同时，也关怀语境的创造性过程，目的是导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适应性状态。高主锡创造性地把西方现象学美学和东亚美学联系起来，充分借鉴了双方在处理生态问题上的优势，尝试着建构具有更强包容性和实践性的生态美学，其学术思路和研究方法都值得我们借鉴。
美学界在论证美学原理的时候，通常都会追溯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与此相应，生态美学研究也必须思考深层的哲学问题，而哲学本身也有一个生态化的问题。就国际范围来说，生态智慧（ecosophy）比生态哲学（ecophilosophy）引起了更多的关注。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曾经提出“生态智慧T”（Ecosophy T）[14]，在充分借鉴这种生态智慧学说的基础上，第十一章提出了独树一帜的“生态智慧C”学说，也就是九个以C为开头的英文术语构成的生态智慧学说。我们认为，生态智慧超越生态知识的地方在于其来源之一是生态审美体验，而生态审美体验也是生态美学所要研究的核心内容，因此，生态智慧与生态美学应该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与此同时，生态美学可以为生态批评提供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从而使国际范围内的“文化生态批评”转向更加切近文学艺术本身的“生态审美批评”。
生态文明的概念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我国自2007年以来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家的大政方针，生态文明与生态美学的关系自然就成为我国生态美学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不过，国内外对于生态文明的理论内涵都有着不同理解，最含糊的地方是，无法明确区分“文化”与“文明”两个关键词，因而经常将“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混为一谈。有鉴于此，第十二章首先根据笔者多年前就提出的“文弊”概念，建构出“自然—文化”这一文化哲学模型，然后根据价值观将“文化”区分为二，即符合价值观的“文明”和违背价值观的“文弊”，进而提出“生态文明”就是符合生态价值观的文化。这就更加清楚地揭示了生态文明的理论内涵，特别突出了生态价值观的重要性及其对于以生态危机为代表的“文弊”的反思和批判。本章提出美学是精神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生态美学应该是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美学的时代使命就是从美学角度出发倡导生态审美观，从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我国的生态文明理念为生态美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生态美学的时代使命和思想主题。
作为中国学者，生态美学研究的目标理应是建构具有国际普遍意义的生态美学中国话语，这将代表着中国学者对于生态美学的独特贡献，第十三章讨论了建构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的目的和途径。本章提出，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是指中国学者在参与国际生态美学构建的过程中运用中文所生产的学术话语，其四个关键词最初分别是生态文明、生生本体、生态存在、生态审美等。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补充两个关键词，即生态实在论和生态智慧C。[15]这些关键词都是西方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16]所没有的，其逻辑关系构成了中国生态美学话语的大致轮廓。构建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须关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组建生态美学研究的国际学术共同体、高度警惕并彻底摈弃阿Q式学术心态、不断反思美学观以聚焦审美问题。概括提炼国际生态美学构建过程中出现的中国生态美学话语，绝不是为了强调中国生态美学的民族性或本土性，而是为了倡导中国美学的创造性和世界性。
生态美学尚未成熟，生态美学建构无疑是一项未竟之业。因此，第十四章展望了生态美学的发展方向：第一，更充分地借鉴并吸收西方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理论成果；第二，更自觉地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第三，更理性地实现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生态转化。随着生态研究的逐步展开，特别是随着中国文化复兴之梦想的日益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生态思想资源，生态美学研究也不例外。对此，本章提出，我们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认真思考如下问题：第一，中国传统思想为什么容易与生态思想挂钩？第二，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如何实现国际化？或者更具体一点说，中国传统生态思想走向国际学术界的路径是什么？由于抽象思辨能力与逻辑论证能力不发达、外语写作能力薄弱、国际化视野不够开阔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生态美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至今依然十分微弱。因此，中国生态美学任重而道远。
总体上来说，笔者认为，生态美学也可以最为简明地理解为“迈向生态文明时代的美学转型”，本书正以此作为结语。
附录一“中国生态美学的创新性建构过程及其生态人文主义思想立场——敬答李泽厚先生”回应了李泽厚先生对于生态美学的严厉指责——他不但认定中国生态美学是“国外流行国内模仿”，而且将之称为“无人美学”。笔者认为，这都是毫无根据的武断臆测之词。借回答李泽厚之机，笔者重申了生态美学的思想原则和纲领，即生态人文主义，笔者将之更加明确地概括为“强调生物圈生态整体的人文主义”，学术用心是将“生态整体主义”和“生态人文主义”有机整合起来，解决二者在生态美学中尚未贯通这个缺陷。附录二“走向身—心—境三元论美学范式”则是对笔者自2001年以来生态美学研究历程的回顾和总结，该文提出的“身—心—境三元论美学范式”是笔者自21世纪以来学术研究的最大收获。附录三“生态美学研究与学术自信”结合笔者探索生态美学的切身经历和体验，从“学术自信之建立”的角度，依次探讨了学术自信与学术准则、生态美学研究与全人类的共同事业、生态美学研究与国际交流等三个问题。笔者认为，构建生态美学的学术准则是“全球共同问题，国际通行话语”。这条准则一方面隐含着中国美学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另外一方面隐含着建立学术自信的途径和标准：能够从生态美学角度回应全球共同问题，能够采用国际通行话语来著书立说，能够解决国际一流学者尚未解决或尚未意识到的重要学术问题。只有做到了这些，学术自信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当今有位著名学者曾经比较激烈地提出：做理论研究的人，如果没有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标识性概念和理论命题，著作本身等于零。这样的言论初听起来比较刺耳，但仔细地、冷静地想来，的确表达了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和最高目标，即理论创新，也就是创造新理论。我们这样说丝毫无意轻视理论史研究——理论史当然是理论创新的前提，当然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当然应该受到高度重视和尊重，但它真的不是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和最高目标：与理论创新相比，理论史研究仅仅是“第二义”的。笔者自2002年首倡“生生美学”以来一直致力于美学理论创新，具体体现为本书提出的一系列标识性概念和理论命题，比如，关怀美学、生态实在论、生生本体、文弊、审美暴力、生态审美、审美应该、审美事件、生态魅力、审美可供性、审美互动、生态智慧C、自然的自然化、身—心—境三元论美学范式，等等。[17]这些概念和命题绝大部分都是笔者首创的，至少是由笔者在国内较早使用的（比如关怀美学和审美应该）。它们都是笔者建构生态美学理论框架的核心部件，其学理严谨性及其理论价值到底怎么样，都有待于学术界的严肃检验。笔者期待着学术界的严肃批评和建设性指导意见。(https://www.daowen.com)
【注释】
[1]“关怀美学”（aesthetics of care）的说法刚刚出现在西方学术界，参见Donovan，Josephine.The Aesthetics of Care：On the Literary Treatment of Animals.Bloomsbury Academic，2016.笔者2015年曾发表文章讨论生态美学的时代关怀，但由于创新意识不足，并没有正式提出“关怀美学”的说法。参见程相占：《生态美学的时代关怀》，《中国绿色时报》2015年10月9日第4版。本书这里的“前言”就是以这篇文章为基础修改补充而成的，这里正式提出“关怀美学”并以之作为本书的思想纲领。本书认为，生态美学的很多难题都可以通过“关怀美学”这个思路而有效解决。
[2]参见Esbjorn-Hargens，Sean and Michael E.Zimmerman.Integral Ecology：Uniting Multiple Perspectives on the Natural World.Boston and London：Integral Books，2009.
[3]中国社会科学院文艺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中英双语），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9页。
[4]美学界通常根据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洛克哲学区分的“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将“审美属性”理解为“第二性的质”，即认识主体的主观的感受。从本书坚持的哲学立场生态实在论来看，洛克的这个区分是严重错误的，其错误根源及其不良影响都值得深入探讨。我们认为，当审美属性与人的审美感知发生互动关系时，它就进一步与人的感知相结合而成为“审美特性”——这个过程非常复杂而微妙，是真正的意义上的“美学原理”应该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们这里无法详细讨论。
[5]参见Shelley，James.“The Concept of the Aesthetic，”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Winter 2017 Edition），Edward N.Zalta（ed.），URL=<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win2017/entries/aesthetic-concept/>.
[6]本书将在不同的地方反复讨论“审美”的确切含义，试图借此诊治当代中国美学的一个痼疾。
[7]用英文表达这个意思可以做到言简意赅：To sense the world’s sensory properties with senses to make sense and to inspire feeling.本书认为，美学其实就是关于这句话的理论，其恰当的名称应该是“审美学”，而本书的恰当名称也相应地应该是“生态审美学引论”。为了方便读者接受，本书的书名从众。
[8]较早提出“审美应该”（aesthetic ought）这个术语的是美国学者伊顿，参见Eaton，Marcia Muelder.Merit，Aesthetic and Ethical.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176；这位学者还提出了与“审美应该”相关的另外一个术语：“审美义务”，参见Eaton，Marcia Muelder.“Aesthetic Obligations，”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66（2008），1-9.这些论述都促使我们思考审美的正当性甚至正确性问题。
[9]王国维曾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这里借用其辞。王国维著：《人间词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10]参见程相占：《论生态审美的四个要点》，《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新华文摘》2013年第23期，以及本书第五章和附录一。正因为生态人文主义的要义是“强调生物圈生态整体”，所以，本书有时将之称为“生态整体主义”，其目的是突出“生物圈生态整体”。
[11]参见王旭烽主编：《中国生态文明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4页。
[12]拙著《生态审美学——康德审美理论的生态阐释和重构》一书专门探讨了这个问题，将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
[13]参见Carlson，Allen.“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stern Ecoaesthetics and Western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67（2017），117-139.
[14]法国哲学家Félix Guattari也曾经提出生态智慧，我们可以根据其姓氏的第一个字母G而将之称为“生态智慧G”（Ecosophy G）。
[15]本书提出的一系列独特的标识性概念和命题，也应该视为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的组成部分。
[16]对于西方生态美学的研究，可参见程相占主编：《西方生态美学史》，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
[17]笔者构想中的《生态美学原理》，将是这些关键词和理论命题的有机整合和系统化。将生态美学真正提升到“美学原理”的高度，将是笔者下一步的研究重点。本书可以视为将来那部《生态美学原理》的问题清单及其导引，故名之曰“生态美学引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