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熟的国家治理
亨廷顿指出，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在政治上的最大区别不在于政治形式，也不在于政治参与（政治民主）的程度，而在于是否建立了有效的社会控制能力。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政治发展“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发展中国家在谋求政治发展的时候，恰恰是由于经济变革、城市化、教育的提高、工业化、大众媒介的推广等因素扩大了公众的政治意识，增加了人们的政治要求，拓宽了政治参与面，但这些变革在破坏政治权威的传统根基的同时却没有及时建立新的权威，即经济的快速发展缺乏“政治上的共同体和有效能的、有权威的合法政府”的政治基础的支持，从而导致不稳定因素的滋长，进而造成社会动荡，使政治陷入困境。[1]
从近代现代化历史可以看出，近代以前的欧洲，政治秩序极其混乱，国家虚弱无力，民族的诞生和民族国家的兴起，使欧洲的政治秩序得到重塑。近代社会的转型是从民族的国家的形成开始的，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载体，没有民族国家，现代化就不能发生。
所谓民族国家，就是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具有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以及同质的国民文化的、由本国的统治阶级治理并在法律上代表全体国民的主权国家。
在对外层面，民族国家具有相应的防御机制，拥有稳定的疆域，从而为现代经济提供基本的保障。
中国的现代化始于清末，但经过诸多尝试，并不成功。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开始了真正意义的现代化。独立自主的国家的建立无疑是这一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但这国家的建立并不是凭空而建，悠久历史为新兴国家的治理提供了重要资源，而成熟的国家治理，成为中国现代化成功不可或缺的条件。
1.郡县制
郡县制是中国历史上运用时间最长的地方行政制度，它的作用旨在加强对基层的管理，进而加强中央集权，是中央与地方互动的纽带。郡统县的两级管理体制在战国时出现，秦朝推向全国，汉武帝之后基本定型。在郡县制形成过程中，派生出官僚制度、俸禄制度、上计制度，另外与之相应的乡亭制度、什伍制度以及户籍制度也得到发展，这使得中国政治结构形成网状结构，带动行政运作的两端，中国出现不可逆转的大一统。
政治的大一统势必会推动中华文化大一统的实现，秦汉时期中华文化大一统格局完成，此后郡县制一直对中华文化大一统起到主线作用，进而影响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使得中国一直处于大一统的格局中。
从行政管理上看，通过郡县制，国君就能了解地方情况，进而控制官吏活动。这些官吏虽是国君任命，但并不是一成不变，他们随时存在着流动性，官吏会因政绩好坏而改变任职地域，或升或降，流动性使官吏不能对抗中央。
郡县制利于国君在战争中加强集权，充分调动人力、物力、财力，在争霸战争中取得胜利，因此郡县制的出现适应这种统一的大趋势，为各国纷纷采纳。
秦国统一中国之后，秦始皇将郡县制推行到全国，出现36郡，大约1000县，郡县制在全国推行。郡与县形成直接的上下级关系，郡县皆设长官。郡有郡守，县有令长。郡守在权力上制约县令长，县令长对郡守负责，形成下级对上级负责制。同时，郡与县均设专门办事机构，郡县之间的部门设置相似，形成对口衔接的关系，这样政令下达更加顺畅。县令之下又有乡、亭、里、什伍组织等，这些基层组织能把县的权力延伸到百姓，百姓被牢牢控制，为集中权力奠定基础，郡县制成为行政运作的纽带。汉承秦制，继续沿用郡县制，只是由于汉初存在王国问题，出现短暂郡国并行制，但到汉武帝时期进行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王国问题得以解决，此后继续实行郡县制。以后的各个朝代，郡县制一直被沿用，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制度文化基本定型。
郡县制在其发展历程中，形成层级制、流动制、下对上负责制、任命制的特点，层级分工明确，行政效率提高。郡县长官由国君任免，因此国君掌握官吏的命运，官吏听命于国君。在层级制的制约下，下级对上级负责，要定期向上级汇报。
2.科举制
隋炀帝统治时期设置进士科，宣告了旧的以门第为主要依据的选官体制的结束以及新的以科举制度作为官员选拔制度的产生。(https://www.daowen.com)
隋朝之前实行过“养士求贤”“军功授爵”“察举征辟”“九品中正制”等多种选官方式。实际上这些方式只是从统治集团内部选拔官员，中下层阶级不能参与国家的管理，造成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削弱了统治集团的社会基础。特别是“九品中正制”的弊端更加明显，“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科举制度打破了士族阶级对权力的垄断，突破了历来从封建统治阶级在集团内部选拔官员的局限。它的开放性几乎把人才录用扩展到整个社会。此后各个朝代科举考试的方式虽然有所区别，但基本原则几乎相同。
我们从科举制度的录用范围、考试方式、考试内容三项要素的结合，可以看出科举制度实际上已形成了一种筛选德才兼备的权力精英的体制。公开的、广泛的开科取士，使仕途向社会开放，在原则上包括农民阶级在内的下层社会的才俊也获得了入仕的机会。从低级到高级层层选拔，逐级筛选，并对参加应试的人员做了相应的规定，考试方式也多种多样。如宋代科举实行三级考试，解试、省试、殿试，每一级考试的选拔都比较严格。从考试内容上来看，基本上以“四书五经”为考试必用教材，后来出现的“八股文”可以说是严格限定了考试的内容，并且对写作的格式也做了严格的规定，考试内容更加单一化，每一句话该如何写都有固定的框架。这样大大增强了中央政权对全社会的整合能力，削弱了士族势力和地方豪强的实力，加强了中央政权的合法性。由于广泛地招揽人才，在封建社会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纳入了科举的轨道，致使官员队伍的素质有了相对的保障。同时，由于中下层阶级参与了国家的政权体制，缓和了阶级矛盾，使社会处于稳定发展之中。
3.文官制
文官制度作为近代西方行政体制现代化的产物，在专业化和制度化的维度上进行了改革创新，注重公职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行政技能，并将选拔、升迁和调任制度化。有别于传统政治中的“通才行政”、现代行政决策中的“专家行政”，文官制度以政党政治为基础，旨在建立常业化、专业化、中立性的文官团队，应对日益复杂的行政事务和公共服务。中国传统“科举制”亦是通过考试选拔官员，并且对于西方考试制度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科举制度旨在选拔儒家思想的卫道士，而非行政事务的执行者；其注重儒家学说的考察，而非行政技能的测试。在制度化方面则是稳步上升，确立了科举的正统性。
19世纪中晚期英国文官制度的确立正是受到科举制的影响。
19世纪中叶以后，英、法、美等国已出现了建立平等择优的文官制度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而中国的科举制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示范。1888年9月，英国著名的权威刊物《威斯敏斯特评论》刊载的一篇题为《中国：新的起点》的文章开头指出：“如果说中国政体中还有什么特别之处会受到欧洲人无条件的赞美的话，那么便是科举制。”
1896年出版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英文著作《中国环行记》一书，在谈到科举时说：“科举是中国文明的最好方面，它的突出特征令人钦佩，这一制度在上千年中缓慢演进，但它需要（就如它讲的那样）移植一些西方的理念以使之适应变化了的现代生存环境。当今在英国、法国和美国正在取得进展的文官考试制度，是从中国的经验中借鉴而来的。”美国汉学家卜德（Bodde）在《中国思想西入考》一书中则说：“科举制无疑是中国赠予西方的最珍贵的知识礼物。”《剑桥中国隋唐史》一书的编者崔瑞德（TwitchettDenis）也认为，唐代的科举制度经过以后的长期发展几乎被全世界所接受，“许多世纪以后，这一制度为我们所有西方国家以考试录用人员的文官考试制度提供了一个遥远的榜样。”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官吏任用制度仍受封建恩赐的影响，或实行个人赡徇制，或实行政党分肥制。而工业革命的完成使英国急需一个清廉高效的政府为其经济的扩张出谋划策，选拔彻底有效的人员班子来充实政府职务的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1855年和1870年英国政府相继发布了两个枢密令，标志着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基本建立。枢密令规定，行政机构人员的任命要通过公开竞争考试；考试分级、定期举行；建立主持考试的文官事务委员会；使考试制度化；对初试合格者进行复试等。这些考试制度的原则与中国古老的科举制度原则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1972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创价大学创始人池天大作先生在《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对话中就曾谈道：“实际上现代英国的官吏制度，是仿照帝制中国的官吏制度而建立的。同罗马制相比较，中国的这种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约在2000年的时间里，大或小，它成了统一中国和巩固秩序的支柱。但它同样是有限度的。”
自清末新政之后，中国创构文官制度的努力一直持续，并被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所推崇。但是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命运一样，文官制度几经跌宕，在民国时期进行了尝试。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文官制有了新的变化。当下的行政人事制度虽然专业性有所增强，但是仍未摆脱传统窠臼，如何建立适合国情的文官制仍有待探索。
总而言之，中国的传统治理尽管大多不能适应今天的需要，但客观上也给政府管理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尤其在治理大国经验上，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源。当今中国政府强有力的社会管理能力并不是从天而来的，在其中，传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注释】
[1][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