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商人与商人精神的滥觞
商人的历史几乎与人类的历史同样久远。《管子》一书就曾记载这样一件事，说是夏朝有一次连续五年遭受洪灾，贫民不得不卖子求生。禹王用历山的金铸货币，将孩子从高利贷者手中赎回。这说明，早在远古时期的中国就有了市场和交换，因此也就有了早期的商人。商人一词最早出现在周朝，武王克商后，失去土地的商朝的遗民，为了维持生计，只好东奔西走做起了买卖以维持生计，日子一长，便形成一个固定的职业。周人就称他们为“商人”，称他们的职业为“商业”。这种叫法一直延续到今天。
到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商业网已经形成。《管子》的说法是，“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在民间商业发展的同时，官商也应运而生。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为相，为了加强中央政府的实力，他垄断盐铁，建立国家粮库，开启了以官商挤压私商的传统，这一政策为后来者不断发扬光大，形成浓厚的官商传统。这一政策使齐国国力大增，为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奠定了基础。
春秋战国之时，商业繁荣，民间重商求富蔚然成风，出现了从商或经营盐铁而“与王者埒富”的豪富。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商人，如被后人称为商人鼻祖陶朱公的越国大臣范蠡，曾以12头牛犒劳秦军、通报军情而名噪一时的郑国商人弦高，还有孔子的弟子子贡，而赵国富商吕不韦更是把商业玩到了政治的高度。
这一时期商业的繁荣，除了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了大量剩余可交换的产品外，重要的一点是各国政府放松了对商人的管制，对商人歧视的价值观也还未形成，此时商人精神、人格之健全是后来商人难以望其项背的。
值得一提的是，与商业繁荣相应照的是，中国文化也在这一时期也完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绝唱，一时灿若星辰。商业是否与文化事业具有相伴相生的关系，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一景观又一次在一千多年后的宋朝重现，这不能不引起人们思考。我们猜想，社会的自由可能是文化和商业滋长的重要土壤。
秦朝统一六国后，随即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文字，建立宽达25丈的驰道和直道，修建灵渠，沟通长江和珠江水系等，为商业发展创造了条件。但另一方面，秦人素有“尚农除末”的传统，秦始皇不仅缔造了高度集权的郡县制，同时也制定“重农抑商”政策，这两大举措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但各种因素相比，总的说来秦朝的商业还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
在帝王中，刘邦可能是在人格上羞辱商人的第一人，即位之初曾下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后来又发展出“市井之子孙不得为官仕吏”，还把商人打入“另类”，专门建立户籍，称为“市籍”。他的这一羞辱之言千年后在同样是布衣起家的朱元璋那里得到回响，商人从此再也抬不起头，贱商意识得以形成。其影响一直到清末，甚至至今都还能隐约感到它的存在。
尽管如此，汉朝在恢复国家经济上还是采取了很多好的政策，使国力很快得到恢复，尤其文景两帝，崇尚黄老哲学，采取了放任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相当于现今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结果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汉王朝由“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的萧瑟局面变为“太仓之粟，陈陈相因”，“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出现钱多得用不完，串钱的绳子都烂掉的繁荣景象。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汉武帝时期，政策陡然生变。从汉初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转为对商人的肃杀政策。
汉武帝的政策转向有多方原因。简单说来，一是过于宽松的经济政策造成地方豪强的崛起，尤其是盐铁私营造成地方豪强对中央政权的威胁，中央政府财政日益窘迫而少数富豪却“富商大贾，滞财役贫，转毂百数，冶铸鬻盐，财或累万而不佐公家之急，于是黎民重困”。在农业方面，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出现了大量无地流民，“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富商、大地主对中央王权政府构成了严重威胁，为社会稳定埋下了隐患。二是扩张需要。汉武帝时期，战事频频，尤其面对北方匈奴的骚扰，汉武帝实施了全面反击政策，耗费巨大。此外，平两越、灭朝鲜、伐西羌，战事不断，军队供给之需使粮食消耗量陡然增加。《史记》载：“武帝内兴土木，外事甲兵，中外骚扰，财用衰耗。”因此，中央政府急需大量财政收入。主要基于上述两个原因，汉武帝采纳了桑弘羊的政策，对商人进行全面打击。
在经济政策上，首先是实行了盐铁官营，这为汉武帝的征伐提供了经费来源，维护了中央集权，抑制了豪强的发展，但官营造成了产品质劣价贵，也变相盘剥了老百姓，导致了工商业的萎缩。其次是开始收取商人车船的税费，标志着对商人全面抑制的开始。再次，又进行了类似税务审查的算缗政策，要求商人将财产数量完全呈报官府。商人财产每两千钱抽税一算，经营手工业的财产凡四千钱抽一算。不是三老和北边骑士而有轺车者，每辆抽税一算。商人的车则二算，船五丈以上者每船抽税一算。这对工商业者的盘剥是非常深的，为了深入算缗，政府又鼓励知情者告发隐晦不报或自报不实者。如揭发属实则没收被告者全部财产，并罚戍边一年。告发者奖给被没收财产的一半。同时“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无得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货”。如此“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百姓骚动，不安其生……商贾中家以上大氐破，而县官以盐铁缗钱之故，用少饶矣”。商人在财产上遭到重创后又被剥夺了对土地的占有，并且累及亲属。这使得商人的势力逐渐减弱，经济地位下降，从此一蹶不振。
打击商人势力后，汉武帝大力发展官营工商业。政府聘“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在市场上进行商品交易，获取利润归官府所有，国家因此收入大增。政府利用其政治权力垄断了全国的盐铁、商贸，专天下之利，使民间收益减少，市场萧条。汉武帝也发展官营手工业，官营手工业早在周代就已存在，当时是主要生产贵族奢侈品和军用品，而到了西汉，官营手工业出现了重要变化，生产活动不再限于非营利性的自用工业品及军需品，逐渐扩展到了营利性的重要产品。官营手工业的发展也压制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
汉武帝对商人的打击不仅表现在对财产权的践踏和商业的垄断，更在于从政治上彻底摧毁商人阶层的势力。“家致富数千金”的商贾们在失去财产后，又与罪犯、亡命者及赘婿等受世人轻贱的人一起被谪从军。比之汉初商人子弟不得为官的禁令严过数倍。更有甚者，一人为商，三代都不得逃脱。除了官府任命的官商外，整个商人阶层几近灭亡。至此，轻视工商的社会心理也形成，商人在中华大地上已是本末皆失。
汉武帝缔造了“强汉”，基本构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版图，但是从“太仓之粟陈陈相因”的富庶到“人复相食”的萧瑟，仅用了一朝几十年时间，可见政策之威。
中国的历史进入了唐朝，这又是一个气象万千的时代，隋朝时开凿的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以及农业手工业的开放为唐朝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唐朝的博大胸襟和包容也缔造了“盛唐”气象。
唐时期商业发达的城市，除黄河流域的长安、洛阳外，长江流域的扬州、益州也成为繁荣的商业城市。唐代长安城有坊、市；市有两个，东市和西市。市与坊用围墙隔开，白天定时开市、闭市。东市和西市各占两坊之地，各有220行。东市肆邸千余，货物山积，商贾云集。
唐朝政府允许外商在境内自由贸易，唐朝前期陆上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出现商旅不绝的繁忙景象。外商遍布各大都会。西市就有西域、波斯、大食商人，“胡风”“胡俗”流行。长安城的人口不下百万，这样庞大的人口对商品的需求，造就长安城商业的繁荣。
唐代还出现了柜坊和飞钱。柜坊专营货币的存放和借贷，是我国最早的银行雏形，比欧洲地中海沿岸出现金融机构要早六七百年。飞钱类似于后世的汇票。柜坊和飞钱的出现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它们的出现又促进了商业的便利与发展。
到了宋朝，宋朝可能是中国封建王朝第一，也是唯一不对商人歧视的王朝，也是对文人最宽容的王朝，这两点是宋朝成就中华文明顶峰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唐朝的文化也光彩夺目，但未能像宋朝这样在文学、艺术、科学发明等方面全面繁荣。瑰丽的宋词、深奥玄妙的理学还有层出不穷的科技发明（四大发明中的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都出自宋朝），而宋朝的工商之繁荣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据一些专家的研究，这一收入甚至远远超过300年后的明朝，600年之后的清朝。明朝的财政收入不到北宋的1/10，南宋的1/6。
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工商业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宋朝是中国封建王朝第一个工商税超过农业税的王朝。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来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
与唐朝的官宦世族当道不同，在宋朝，一个充满生机的市民阶层正在崛起，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正是当时市井生活活生生的写照。文化与工商繁荣的同时，王朝的行政系统也开始向社会全面开放，科举制始于隋唐却是在宋朝得以真正实施。
宋朝的繁荣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统治者的政策对商人及工商事业的影响，也看到社会的自由对商人和文人的重要性。(https://www.daowen.com)
在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后，中国文明开始走向了漫漫熊途，她的进取心、创造性开始枯竭。尽管如此，与文化、政治不同，生产力的发展总的说来有着累加效应，人类对改善自身生活的需求仍在继续，这就决定了社会仍在向前发展。
与他的前辈刘邦一样，布衣皇帝朱元璋也是在人格上辱商。他曾言：“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古代把商称列为末。还规定：“农民之家止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穿绢布。如农民家但有一人为商贾，亦不许穿绸纱。”其语气也与刘邦如出一辙。朱元璋面对社会经济的日益丰富，反而试图建立一个小民社会，他为了使农业实现自给自足，切断了乡村与市镇的联系，并对商业进行了打击。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中国人口大幅增长，经济规模也日益庞大，小农经济与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农产品商品化得到了发展；城镇经济空前地繁荣和发展，许多大城市和农村市场都很繁华。其中北京和南京是全国性的商贸城市，汇集了四面八方的特产。在全国各地，涌现出许多地域性的商人群体，叫作商帮，其中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是徽商和晋商。晚明的通俗小说如《金瓶梅》就很生动刻画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商人生活状态。
清朝似乎是把明朝的故事又重复了一次，“重本抑末”的国策仍在继续，商业的繁荣依然不期而至，只是清朝没有明朝那么幸运，中华帝国已经走到了她的晚秋，在风云际会的晚清，中华帝国遭遇千百年未有之变故。洋务运动使产业资本开始走上历史舞台。
在古代，中国的商人都是从事商品交易的，鲜有进入加工制造业。在封建社会，商人和商业资本“发生过压倒性影响”（马克思语），而加工制造业，在中国始终是附属在商业资本上的。在欧洲，商品交易转向商品生产，商业资本转入产业资本，发生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之中，即工业革命之际。而在我国，则是在洋务运动之后。至此，商人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商人不再仅仅指称从事商业者，而是包括从事工业在内的更为广泛的工商业者。在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之际，中国古代商人也进化到了近代商人。
我们对中国古代商人的流变做了简单梳理，目的是想理清中国商人是在怎样的环境下生存和发展下来，以及这种环境所塑造出的中国商人的独特人格特征和行为方式，进而对商人的历史命运做一探索。
中国社会是一个非常独特并且非常稳定的社会。在政治社会层面，自秦朝以来，中国就基本形成了以郡县、文官制为基础，权力高度集中于皇权的政治社会体制。这种社会体制以及由此形成的大一统社会心理极大地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即便社会出现了短暂分裂，这种独特心理也会再次把这个分裂的版图重新拼接起来，它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
而在经济层面，我们常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是小农经济，这自然不会错，但把中国的小农经济当作自然经济却大可值得商榷。固然小农经济中自给自足成分很大，但仍存在交换。在我们看来，中国古代的经济已经有了市场经济萌芽。何谓市场经济，简单说来就是产权私有，存在分工和交换。中国广大农民，在正常情况下是拥有一亩三分地的自耕农，所谓男耕女织正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向往，也是实际的生存状态。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亦可理解为农民都拥有私有土地，是自我雇用，只需要向国家交税，相当于当今的个体户。另一部分农民或称之为雇农，他们没地或少地，租用地主的土地，向地主交租，类似承包商，还有些直接到地主家打短工或长工。如果我们把农业社会的农业看作一种产业的话，这种现象与当今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并无本质不同。
再则，在农业社会，土地和劳动力是最大的资产，而中国古代，土地是可以任意买卖时，劳动力一般说也是可以自由选择东家。这说明市场交换的范围已经从生活资料深入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形成了生产要素市场。从市场经济的眼光看，生产资料要素是工厂，抑或土地，还是劳动力并不重要。
如果我们的分析大致不错的话，我们就不能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市场经济与威权体制能够相容，事实上在中国也已存在了二千年了，这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在早期现代化国家或地区，如德国、日本以及后来的韩国、新加坡和我国的台湾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都是威权体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而形成的。而大家公论的市场经济与宪政体制作为完美的结合可能仅是一个例外，至少可以说不是唯一的。
至于中国为什么不能内生地实现现代化，不能把原因归结于威权体制，而是中国人的独特思维无法产生现代科学，因而中国的手工业始终无法进化为现代制造业，由于无法实现产业革命，使得中国农业文明被无限延长。
但我们也不能不指出，威权体制与市场经济尽管是相容的，但却是一个有缺陷的组合，这个缺陷就在于威权体制由于缺乏必要的制衡，在政策上容易走极端，甚至非理性，从而导致市场经济的激烈波动，给经济带来强烈影响，尤其存在一个高高在上的非理性的皇权，情况更是如此。因此，市场经济能否存在和发展，不关乎威权体制，而是其所采取的政策，政策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点我们在前面的叙述中得到证明，也在后来世界各国现代化历史中得到验证。
说到政策，一个问题始终让人疑惑不解，中国的历史已经证明，商人对国家的繁荣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历代统治者却时不时地对商人阶层实施打击，又或者说为什么中国历代始终把“扶本抑末”当作既定国策？
以现代的眼光看，在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中，统治者也同样像今天一样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即采取或宽松或紧缩的政策。当权者采取宽松政策时，首先表现出了社会的繁荣，然而用不了多久就会出现农村大量土地兼并、商业领域财富迅速集中的现象，前者导致大量失去土地的流民，从而极易引发民变，后者出现大批富可敌国的商人，相反政府的资金却往往捉襟见肘，这不能不引起统治者的紧张。尽管在中国历史上商人危害统治者政权的例子似乎没有见过，但统治者把大商人视为异己力量却是很常见。这可能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心理有关，统治者难以容忍能有比他们更富有并且不受控制的人存在——商人往往不像农民或地主那样容易被控制。
因此，在宽松的政策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紧缩。除了政治打击外，统治者所采取的政策就是实施专营，让官商控制经济以及实行各种苛捐杂税，加上各级官吏的层层盘剥，致使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进而揭竿而起。所谓“苛政猛于虎”。有研究表明，土地兼并与苛政是中国农民起义的两大主要原因，且一旦碰上天灾则往往导致社会动荡。
因此，在威权体制与市场经济所构成的框架下，统治者必须处理好宽松与紧缩的分寸，然而历代统治者似乎都缺乏这样的智慧，这显然与威权体制有关，在理性的科层制和文官系统之上，是一个非理性的皇帝，正是这个非理性导致整个行政系统运转常常失灵。
因此，所谓“扶本抑末”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的国策，本质上是重生产轻流通，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古代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只有重视生产才能勉强保证生存。但抑末与扶本似乎并没有内在逻辑关系，实际上是调控经济的手段。但在漫长的岁月里，商人与农民的对立是普遍的社会意识，轻视商人不仅成为官方的意识，普通百姓也是如此，在百姓的眼里，商人非奸既盗。
于是我们的眼光再度聚焦在中国商人身上，在威权体制与市场经济的框架下，中国商人可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原因在于自由化的市场。唯一让人不解的是，在威权体制下，中国商人财富的积累速度特别快，令人吃惊的是在各朝都出现了不少富可敌国的富翁。比如清朝时期，广东怡和商行的伍秉鉴拥有资产达2600万两白银，约为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当今欧美各国也没有哪一位大资本家能够拥有如此高比例的巨额财产。同期的一位宁波商人拥有2000万两白银，晋商、徽商拥资千万两白银的亦不鲜见，至于拥有百万两白银者则不计其数了。放到国际范围看，同一时期的英国、法国资本家都没有如此巨额资本。但同时，哪怕“商人富埒王侯”，也有可能在一夜之间一无所有，甚至人头落地。长此以往，“富不与贵斗”成为商人的普遍心理和行为准则，而商人要发财，就必须取得官府的支持，大商人哪个不与官府结交呢？小说《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晚清巨贾胡雪岩就是很好的榜样。这种心理与行为成为一种无意识，融入中国商人的血液里，世代相传，这也是中国古代商人为人所诟病的原因。
在这种状况下生存的商人显然是有缺陷的。中国商人缺乏健全的人格心理不仅是官府长期压制的结果，也与自身没有独立的价值体系作为支撑有关。中国士人历来信奉“士致于仕”，始终梦想的是“以道驭统”，即便不得意也不过放逐山野而不齿于与商人为伍。
而西方近代商人从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刻，就是以独立于国王、贵族的第三方力量出现的，西方宪政政体形成与西方商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而新教的改革也使西方近代商人获得了独立的价值支撑，这种经历使得西方近代商人具有健全的人格和大无畏的开拓精神，他们对社会的影响也大相径庭。
洋务运动的兴起，标志着产业商人在中国的兴起，近代商人对社会的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近代工业就不会有中国现代工业和现代化，也不会有现代科学技术，而在这一重要转变中近代商人扮演着主要角色。
不仅如此，近代商人所展示的激情与魅力甚至超出商界而在政治舞台上也大放异彩，从四川的保路运动到上海的抵制日货等。商人甚至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批提出要搞立宪运动的阶层，在国运衰竭的时代，他们仍然保持着对国家的热诚，在他们身上我们甚至仿佛看到早期新教徒商人与美国拓荒者的身影。
中国的改革开放为当代商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先辈，而这一机遇本身也与他们自身的努力密不可分的。回顾中国的改革开放，我们看到，无论是农村的改革还是城市民营经济的兴起，正是商人们不断努力冲破一个又一个阻碍中国进步的樊篱，最终促成人们观念的进步和政策的改变，中国商人再一次以不屈的性格证明自己对社会的进步作用。
尽管如此，中国商人仍然是一个被“遮蔽”的阶层，他们的作用，他们的情愫和追求被社会所忽视甚至“妖魔化”，奇怪的是，在近代和古代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居然与统治者持有同样的观念。今天人们对商人阶层有了新的认识，尤其在政策层面，尽管这种认识是那么地姗姗来迟，并且在相当程度上还只是在器物层面，但是中国的商人已经以自己的经济行为证明了存在的合理性。商人所天然拥有的理性与创造性不仅有助于推动社会的发展，更是对社会各种非理性的“祛魅”化，而这种“祛魅”也将最终为自身的发展创造全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