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商人价值观
近代商人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正从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变，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传统农业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也面临着转变。事实上，近代商人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建立起自己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自身价值的肯定。中国长期的农业文明以及历代统治者实行的“扶本抑末”使得商人阶层一直不能得到社会的肯定，所谓“积财万千，无过读书”，“农为天下之本，而工贾皆其末也”。明朝之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形成，有关对商人的肯定的呼声开始出现，明代大儒汪道昆曾言，“余唯乡俗不儒则贾，卑议率左贾而右儒，与其为贾儒，宁为儒贾，贾儒则狸德也，以儒饰贾，不亦蝉蜕乎哉？”明朝思想家李贽对于社会对商人的不平更是充满悲愤，“商贾何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然必结交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然而，尽管社会的有识之士发出了各种声音，这种思源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传播和被社会大众认同。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变，此时人们不仅从传统的文化中吸取营养，也开始从西方社会中得到启发。清朝思想家魏源在《海国图志》指出，英国“不务行教而专行贾”。晚清学者徐继畲则直截了当地把做生意归结为欧罗巴的一个特征：“以商贾为本计”。近代思想家王韬提出“恃商为国本”的“商本论”思想，对传统的“重本抑末”观念进行了尖锐的驳斥。近代外交家薛福成则把商人说成是“握四民之纲”的人。他说：“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国造家、开物虑务之命脉，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近代思想家郑观应也提出了类似的见解，主张要“以商立国”，把商提到了整个国民经济枢纽的地位。他在《商务》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又说：“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
应该看到，近代商人对自身价值的认识，既有对明朝思想的继承，又有新发展，他们的诉求已不再是着眼于士商的平等地位，而是把商放到了四民的首位，放到了国本的重要地位。
第二，义利之辩。商人的本质就是逐利，然而在一个把义利关系视如水火的文化背景下，商人的行为的合理性就得不到肯定，商人也就失去了发展的精神动力。
义利之辨源远流长，最终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儒家思想。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义为先是无疑义的。对于两者的关系我们可以说是耳熟能详，如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如果说孔子还把义利分先后的话，到了孟子则干脆连利都不要了，所谓“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舍生而取义”。甚至把义利看作是鱼肉和熊掌，两者不可兼得。义利观在中国文化如此深入，以至于像晚清著名商人张謇这个称得上近代中国第一代实业家也常常表示自己是“言商仍向儒”。有许多像张謇、周学熙那样认为走上经商谋利之路是不得已之举，因而自惭形秽，甚至颇有“舍身喂虎”之感叹。晚清的另一位著名商人经元善，他认为“锱铢必较，实非本性所近，且所觅蝇头，皆是末中之末”，这显然是未将求利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
中国传统文化无疑对商人阶层的发展是不利的，近代商人的主体是绅商，他们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与中国文化相似的日本，在近代商人发展中，也经历了同样的困境。事实上这是东方的传统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面临的价值观的冲突。日本所采取的办法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而是对它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日本几代的启蒙思想家对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其中在日本商界有重大影响力的涩泽荣一在他的《论语与算盘》中，对儒家的义利观进行了新的诠释，认为孔子的本意是只有以义的方式追求的财富才是正当的。不管这是不是孔子的本意，重要的是他为商人提供了精神支柱和行为准则，在这点上与西方早期新教把财富成功看成是成为上帝的选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对于义利之辨，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也做了艰苦的努力，明清时期的思想家大多也反对“以利为利，不以义为利”，但他们更强调义利双全，甚至认为义与利即使如同鱼和熊掌，也完全可以兼得。甚至也提出以义生利的主张，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的婺源商人李大嵩，在向人传授其经商之道时说：“财自道生，利缘义取，陶朱公、秦青等数辈何在？”闻者无不佩服之至。
到了晚清，人们开始公开谈利，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康有为认为重利是富国救亡的重要举措。如果继续因循守旧，“犹不讲求生财之道，亟亟以实利之是尚，吾恐鱼无水死，国无财亡”。这里我们已经看到，利本身脱离义而成为独立追求的目的，这个思想无疑是深刻的。(https://www.daowen.com)
这一思想在近代商人已有体现，尤其是西方列强对我国的政治和经济的侵害，更使商人认识到利已经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利益，近代商人对利的认识已不同于明清旧式商人，甚至在思想深度上也不弱于日本，但问题在于中国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深远，因此不在于认识的深刻性，而在于对民众的影响程度，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商人在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上远没完成。
第三，勤与俭。按照韦伯的理论，勤与俭是近世商人的基本商业伦理，也是工商业得以发展的基本原动力。但正如我们所知的，勤与俭不唯是近代工商社会所有，事实上在传统农业社会，勤与俭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所谓“成由勤俭败由奢”，崇尚节俭和力戒奢侈已是传统中国社会家喻户晓的基本生活态度，因此勤俭并不是近代商人独有的要素。对西方商人来说，它是在成为上帝的选民的焦虑下的副产品，即所谓的为了获得“救赎”而导致了新教徒穷极一生的勤勉节俭，从而获得财富的积累。因此勤俭只有和一生追求财富联系起来才能成为近代商人的基本商业伦理。
在我国传统农业社会，勤俭的根本原因还在于自然与社会环境的恶劣导致的不安定感，勤俭是与生存联系起来的。这与西方源自宗教和内心信念完全不同，也就是说一旦没有了生存的压力，奢靡就可能盛行，而这种勤俭观显然与近世商人的商业伦理大不相同。
这正是中国传统商人难以向近代商人转化的原因之一。除了我们所说的传统商人与农业社会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断把商业资本转化为土地资本外，另一个就是无法专注于财富的增长，一旦度过了生存压力就转向追求奢侈生活。
这种现象在明清商人已经表现得非常突出。在徽商汇聚较多的地区，社会风气从敦厚俭朴向浮靡奢侈的转变，如徽州盐商“入则击钟，出则连骑，暇则招客高会，侍越女，拥吴姬，四坐尽欢，夜以继日，世所谓芬华盛丽非不足也”。这与近世欧洲商人的勤俭之风成鲜明对比。
事实上，奢靡之风在整个近代中国都没有得到解决，甚至风头更劲。《申报》曾载文说：“近来沪上经济之内容日就干涸而外表则日趋奢华。酒食游戏，夜以继日，娶妾狎妓，争豪角胜。一宴之费可破十家之产，一博之资可罄九年之蓄。华界租界，相距几何，乃一人华界则兵燹摧心，一人租界则笙歌人耳，醉生梦死，彼昏不知。”对于此种现象有识之士也发出呼吁“俭，美德也，处今日奢靡成俗之际”，应大力倡导节俭，此乃“切中时弊，实为救世良剂”。面对这种奢靡的社会风气，政府也不得不出来表明态度。1912年5月担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就曾亲自通令崇俭禁奢。通令先是说明“近来乃习尚奢华，贪多斗靡，豪宗富室，通都雄埠，提倡奢费，有如不及。尚朴素者，多为人嗤”；接着，通令“劝告国民，继自今衣食、日用、冠婚、丧祭诸费，必不可少者，极力从俭其可少者，一概省之，务期多惜一分物力，即多延一分生命。官绅商富，国民之望，尤宜倡导朴素，化及全国”。
尽管如此，我们看到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勤俭观始终没有在现代工商社会中得以确立，相反日本则通过另一种方式完成了这一转换。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罗伯特·贝拉在他的名著《德川宗教》中认为，日本商人传承了日本的武士文化，武士最高义务和最终行为的献身意识，须体现为日常的近于禁欲的生活方式，因此武士伦理倡导过一种有节度、克制而俭朴的生活。在日本商人身上体现的商人伦理——勤奋、节俭，强调世俗内的禁欲主义，很像早期新教主义。
韦伯把勤与俭看着是近世商人的基本商业伦理是有其深意的。一方面在中世纪社会财富极度贫瘠的欧洲，没有勤俭就不会有财富的增长，也就不会有资本主义的兴起；另一方面，在勤俭的背后揭示的是一个以追求财富为目的的商人阶层。财富的追求从作为“救赎”的手段开始逐步成为目的，这就揭示了这个阶层与其他阶层的不同本质属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勤俭本身的含义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勤俭作为商人的一个基本伦理仍占据着重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