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商人的分层
从洋务运动算起，中国近代商人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尽管时间不长，却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从近代商人的形成来看，首先是洋务派通过创办新式企业培养了一批新型商人，尤其是后期，不少洋务派脱离了官办企业独自兴办企业，这是最早的一批近代商人。
其次是买办转化而来。不少买办通过取得原始资本后创办民族企业，这批人虽然不多，但相对来说眼光比较超前，在政治上也比较活跃，在近代政治风云中起到重要影响。
第三个来源是士绅阶层。这是近代商人形成的主体。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士绅阶层是社会的中坚，不仅承载着传统的主流文化，也是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阶层。近代以来，受新经济的影响，士绅阶层也开始投资新型企业。
第四是传统商人的转化。近代以来，由于社会的动荡，传统商人遭到了重创，如晋商由于太平天国运动遭受了灭顶之灾，其他商帮也大体如此。随着新型工商的兴起，传统商人也开始谋求新的出路，包括传统商人中一些底层人员，不少人也脱颖而出，这批人有传统的经济智慧，往往发展得比较快。
按照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我们可以从权力、财产和社会地位对近代商人进行考察，应该说所谓分层仅仅是定性的描述，并不必然表明每个商人具有明确的归属，各层次之间的界限也常常是模糊的。(https://www.daowen.com)
第一个层次，官商，也就是常说的红顶商人。中国的近代商人缘于洋务运动，但早期洋务官员如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他们创办的企业是国家资本，其所有权属于政府，因而经办这些企业的官员还不是资本家。随着洋务运动发展到后期，有一部分官员以私人资本创办或加盟于新式企业。例如状元出身的张謇办起了工厂；曾经担任皇帝师傅的孙家鼐和翁同龢，分别安排其后代兴办新式企业；大多数早期经办官督商办企业的洋务专家，也先后从官商阶层分化出去，成为私人资本家。
第二个层次，绅商。绅商是由士绅转化而来的，一般我们也把传统商人转化为近代商人中一部分较高层次的也归为这一类。士绅是传统中国最重要的一个阶层，一般泛指富裕家庭中取得过功名的地主豪绅。费孝通先生曾在20世纪40年代末出过一本书叫《中国的士绅》，在这本书中，费先生对士绅阶层做了专门研究。他认为，士绅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批特殊的人群，他们绝大多数是地主或是退休官僚；他们有文化，虽然不当官，却和官府关系密切，在社会上有地位，在乡里说话算数。与官商横跨官商两界不同，绅商则活跃于农村与工商业，绅商在整个近代商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将农业资本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工商资本中，成为近代现代化的重要资本来源，某种意义上说构成了中国近代现代化的基石。
第三个层次是买办商人。买办一般具有双重身份，他们不仅是洋行的雇佣者，同时往往又是有自营生意的商人，或者早期是买办后来转为自营，我们也把他归为买办商人。买办商人大多从事与外贸或与洋人有关的生意，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买办生意横跨国内与国外。对国外生意的了解构成了他们特殊的能力，为他们的事业提供了支持，这就区别了官商和绅商。
买办是中国早期商业资本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买办在经济上对外商的依赖，并不一定就导致其对外商政治上的依附。买办是一个复杂的层次，买办之中不乏甘心充当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之走卒者，但更多的是投资于新式企业而成为民族资本的一部分。由于买办与西方商人联系密切，所以在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方面易于接受外来的影响，比较容易接受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在他们中间涌现出一批中国早期的具有新的经济思想和新的社会态度的实业家和思想家，例如郑观应、马建忠等。
第四个层次是纯商人层次。这是一个比较杂的层次，他们从所从事的企业规模来看可能会相差很大。这个层次的特点在于没有特别的背景，完全按商业规则经营，其中包括过去传统商人转化而来，或是在商业活动中逐步成长起来，相当部分的底层商人都归为这一类，他们常常受其他有背景商人或官僚的欺负。同时这个阶层也是一个分化的阶层，一些从底层发展起来的商人，有可能会往其他层次发展，如与官场勾结，或用所盈利资本到农村置办土地，成为绅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