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商人的兴起与衰亡
甲午战争的惨败给近代中国带来巨大冲击，朝野上下都开始反思，其中也开始认识到官办企业的种种弊病，尤其是同时代的日本于1880年颁布条例将国营厂矿企业卖给民营后，所呈现出的兴旺景象给当时的朝野上下带来强烈的冲击。由此，清政府在发展工商方面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从抑制民办企业转而积极鼓励。清政府成立了商部，作为发展民营企业的专门管理机构，不仅如此，还制定了各种奖励措施，在其颁布的《奖励公司章程》中明确指出：“现在朝廷重视商政，亟宜破除成见。”[5]甚至规定，集股5000万以上者，奖予商部头等顾问官职，并加头品顶戴；此外不同规模都有相应的奖予。甚至还允许商人成立自己的组织——商会，以维护工商业者的合法权益。清政府的一系列重商政府可谓数千年所未有的“稀世之创举”，当时就有评论认为：“夫以卑视实业，耻言功利之中国，而近年以来农工商各事，岁有进步，诚可幸也。”②
清朝政府的重商政策对19世纪末的商品经济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不仅表现在经济规模的扩大，同时也使商人一改过去赚钱热衷于购置土地的传统商人的做法，开始将积累的资本转向投资创办近代工矿交通企业，这标志着近代商人开始游离于传统农业社会而转向近代工商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商人开始形成。
在经济实力上，甲午战争之前的二十余年间，中国有资本额可查的共计有72家近代工矿企业，其中商办53家，资本额470.4万元，官办、官督商办企业19家，资本额1620.8万元，官办虽然数量不如商办，但规模却大得多。甲午战争前商办企业资本额仅占这一时期总资本额的22.4%，而官办、官督商办企业的资本额则占77.6%，甲午战争后（1895-1900）的6年间，资本额在万元以上的企业共计104家，其中商办企业86家，资本额1779.7万元，而官办、官督商办企业仍只有18家，资本额还下降到5345千元。这表明商办企业开始超出官办企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流。[6]此后，一直到清朝灭亡，商办企业一直保持较强的发展势头，一些商办企业的民生用品开始取代传统手工作坊的产品，成为大众消费的日用品。
辛亥革命后，随着袁世凯及其后的北洋军阀的当政，中国社会进入了更加动荡的时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动荡而又短暂的时代却带给近代商人一个黄金时期。辛亥革命前（1903-1908）新式企业在旧商部的注册数为265家，年均注册约44家。辛亥革命后（1912-1921）新式企业在北洋政府工商部的注册数为794家，年均约80家，比辛亥革命前增加了将近一倍。不仅企业的数量倍增，而且新建企业的规模也较辛亥革命前为大。这从投资额的增长上清楚地显示出来。辛亥革命前的十七年（1895-1911）间，全国新式企业的投资总额为11131万元；而辛亥革命后的七年（1912-1918）之中投资总额即达14286万元，比辛亥革命前十六年的投资总和还多3000万元。[7]
这一时期会出现商人的黄金时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般的看法是袁世凯及其北洋军阀是中国社会最为黑暗的时期，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随着清王朝的终结，数千年的高度一统的封建王朝也随之结束，社会的权力开始分散，民间力量开始崛起，封建王朝的终结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https://www.daowen.com)
尽管袁世凯本质上是封建王朝的代表，但他却是利用资产阶级革命而掌握了国家政权的，这使得他又与传统的封建皇权有所不同，更由于经由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不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背景下，袁世凯上台后，还是采取了很多有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他说：“民国成立，宜以实业为先务，故分农林、工商两部，以尽协助提倡之义”，[8]并继续奉行他在清末所参与的经济改革，先后起用陈其美、周学熙、张謇等人担任工商、财政和农商总长，颁布了一些政策法令，鼓励私人投资和兴办实业，进一步扫除了民族工商业发展所遇到的障碍。
成就近代商人的黄金时期的另一个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了发展的契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各国对华输出的商品骤减，同时它们对中国的原料和部分商品的需求量增加了，这就使原来在帝国主义控制下变得十分狭窄的中国市场稍稍出现了一些空隙，客观上为民族资本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其中比较典型的如棉纺织业和面粉业，由于输入的减少使得价格上升，吸引了包括传统流通领域商人在内的各种资本投资生产企业，带来了民族相关产业的发展。
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经济与清末新政时期的发展有不同特征。后者是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重点是发展重工业；前者则是以私人资本为主，侧重于发展轻工业。轻工业的发展以棉纺织业和面粉业最为成功。据统计，1914至1922年间，纯粹由民族资本所创办的纱布厂总共有54家，其中1920至1922年间所开设的即达39家，这三年的发展已超过1914年之前二十余年间中外商入所开设纱厂的总数31家。[9]面粉业的发展，表现为国产面粉出口的激增，并由入超变为出超。1913年中国出口面粉13.9万余担，至1918年已达200万担，1920年增加到396万担。这就极大地刺激了面粉工业的发展，新设立的面粉厂大幅度增加，从1896年至1913年的53家，资本总额8622千元，到1921年的123家，资本总额40000千元，面粉厂增加了一倍多，资本总额增加了四倍多。此外，卷烟、火柴、榨油、针织等新式企业也都在这一时期有了空前的发展。[10]
民国初期，民族工商业仍保持较好的发展，但随之的社会动荡尤其是日本的入侵，中国的整体经济遭受巨大创伤。内战时，国民政府采取了事实上的军事管制政策，官僚资本借机扩张，商人阶层受到压制，使原先保持的商人资本始终相对于官营资本保持较快的势头的趋势扭转，民族资本在官僚资本的重压下奄奄一息。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公私合营、赎买等方式和平地消灭了私营企业，中国的经济变成了完全国有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