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商人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无论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过渡还是从以机器为代表的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也无论从后发国家的独特发展模式——挑战与回应来看，我们都可以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始于晚清的洋务运动。从洋务运动一直到民国，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尽管历经各种社会动荡，政权更替，总体发展模式是一致的，即官办到商办的过程。
现代化离不开商人阶层，从中国早期现代化与商人的关系看，它与西欧商人与现代化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西方近代商人是从传统商人逐步演变发展而来的，由于商人的发展及其市民社会的形成，催生了西方的宗教改革以及人文主义兴起等一系列文化变革，并最终导致以三权分立和民主为标志的西方政治体制的形成，可以说商人及其反映其利益的诉求推动了西方现代化。
而在中国，商人则远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事实上它更多的是政府主导下的现代化的受益者，它需要政府不断为其开辟道路。这一特点事实上正是反映了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发展特点，正是这一特点使得早期中国商人在发展中有着与西方商人迥然不同的特点。
第一，依附性。近代商人是在高度集权的传统农业社会的汪洋大海中发展起来的，政府不仅掌握了主要的社会资源，它的政策取向也决定了商人的生存空间。因此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商人除了依附权力别无他途，依附性使得近代商人无法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既不能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更不会为此努力。
第二，寻租化。追逐利润是商人永恒的主题，在官员掌握主要社会资源的背景下，商人以非市场化的方式从官员手中获取利益就成为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寻租一旦成为普遍性就导致了商人内部的结构性分化，即权贵资产阶级与普通商人——按传统的说法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这种分化不仅使得不同商人处于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也使得不同商人有了不同的政治倾向，商人结构的分化进一步削弱了作为一个整体力量的形成。
第三，软弱性。从商人群体自身来说，作为一个新产生的阶层，它自身的力量还不足以决定自己的命运，它的命运沉浮更多地取决于当权者的政策取向、法律法规以及社会环境，它远没有西方商人那样具有一种积极进取的雄心，因为中国商人还没有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
尽管如此，中国近代商人一登上历史舞台，就表现出了一个新兴阶层欣欣向荣的气息：首先，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在社会急剧动荡的时代，就在中国引进了新式生产企业，尤其在民生领域，新兴企业已初具规模，初步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要，机器生产的引进也为新中国第二次现代化奠定了一定基础。其次，新型企业的建立也为现代科学引进提供了需要。现代科学与新型生产密不可分。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从无到有，引进了西方现代科学技术，这不仅有广大科技人员的贡献，也和商人的近代企业，包括铁路、采矿的引进分不开的。其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代商人在反帝爱国运动中所表现出的勇气，从拒俄运动到抵制美货、日货，在社会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尤其是在政治领域出现逆流时，商人最终选择了进步方向。1923年6月13日直系军阀曹锟在北京发动政变，将总统黎元洪驱逐出京，并企图以贿赂议员的方式非法当选总统。这次政变受到全国各界的一致反对，上海商界在政变当日即开会集议，向全国发表宣言，表示绝不承认由曹锟继任总统，并提出了国民自决的三项政治主张，号召举行国民会议，设立国务委员会处理国家有关事务。上海总商会的这一非凡政治举动，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和赞扬。毛泽东在《响导》周报第31、32期合刊上发表的《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热情地赞扬上海商人公开否认军阀政府，发起组织民治委员会，是“商人们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表示”，视之为“何等可喜的一个消息”。商人在政治领域的作为，表明作为一个阶层，商人已开始从自为阶层转为自在阶层了。
【注释】
[1]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文化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19页。(https://www.daowen.com)
[2]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文化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00页。
[3]服部之总著，舒贻上译：《明治维新讲话》，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4页。
[4]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63页。
[5]② 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58页。
[6]朱英：《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7]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94页。
[8]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94页。
[9]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94页。
[10]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