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计划体制

从某种意义上说，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出现之前，人类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是源于“自然”的结果，无论是帝国时期的小农经济、封建时期的庄园经济抑或资本主义时期的市场经济。所不同的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主导经济和社会的力量从暴力转向了资本，从不公平转向了相对公平。而计划体制则完全出于人类的理性，是对“自然”立法。因此，可以说这是人类的一次伟大探索，尽管这种探索遭遇了挫折。

简单地说，这种体制试图把人类的经济活动——事实上也包括人类所有活动完全纳入计划管理之中，经济活动再也不是个体的活动的累加，而是成为大机器的一个部件。物资生产和分配全由国家来调控。当时的年度计划会议要开几个月，担任过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一位领导回忆说：“那时候搞计划可以说像骡马大会，非常的厉害。你比如说一个煤矿，我采掘多少煤，需要多少坑木要报上来，坑木怎么办呢？我又要去林业部门看它有多少木材，采集这个可以分给煤炭行业多少，然后再到铁路部门跑运输，就这样做计划。”很显然，这是一整套非常严密的计划生态链，它在一个高度集中、全面封闭的体系内运行，全国的企业就像一个个车间，国务院总理相当于厂长，计划委员会则是一个调度室，计划点菜，财政拨款，银行数钱，看上去一切是那么的井井有条。

要建立这种计划体制，必须对整个社会进行大刀阔斧式的改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把民间资本改造成公有资本，归为国营和集体两种体制。不难理解，要使各个经济组织完全服从计划指导，私营企业是不能存在的，这不仅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也是计划体制的需要，因此纯而又纯的公有制是这个体制的本质要求。(https://www.daowen.com)

第二是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人民公社化。这一改造除了消灭农村私人资本外，也切断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这也就避免了大量非体制内人员可能对体制的冲击。它的一个延伸功能是方便了实行城乡“剪刀差”政策，为农村资本向城市资本流动提供有序渠道，而这对于一个农业国向工业国迈进过程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正如我们在早期现代化所看到的，早期这种功能的实现是通过农村士绅不断商人化来实现的。

第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意识形态化。要把社会纳入计划体制，以便“一切行动听指挥”，首先要把人们思想统一到官方的意识形态上。如果说前两者可以通过公权力来实现的话，思想的改造则难上加难，因此尽管大张旗鼓地进行了“大公无私”“锣丝钉精神”“狠批私字一闪念”等教育，但结果似乎不尽如人意。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前后基本完成，唯有意识形态教育似乎还远未成功，而统一的意识形态又是关乎着这一体制正常运行的基本保证。

第四就是把以家庭为中心转向以单位为中心的社会改造。自有阶级社会以来，家庭都是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细胞，而家庭却是任何政权最难以涉足的领域，因此，家庭的“去功能化”改造也是计划体制的必然要求。如果说家庭是人类社会的“细胞”的话，“单位”则是计划体制的“细胞”，所不同的是，这个“细胞”是高度可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计划体制要使社会“单位化”的原因。

很显然，社会的改造并不比意识形态的改造来得容易。但无论怎样，“单位化”在中国取得了重要进展，改革前的中国社会已明显地成为“单位化”社会，几乎个人的利益——不仅包括经济利益也包括政治利益基本上取决于单位的利益。进好单位成为那个时期个人最根本的追求，除了当兵上大学当干部，国营单位是首选，不行大集体，再不行就是小集体，干个体成为社会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