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成就

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在早期——至少在1957年以前获得巨大成功。从1952年开始，在周恩来主持下，我国有关部门开始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一五”计划草案的决议，同年7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由694个大中型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以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以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以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根据上述任务，计划规定，在5年内，全国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支出总额为766.4亿元（新币），这相当于7亿两黄金，用这样大量的投资进行国家建设，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壮举。“一五”计划实际上于1953年就已开始实施，到1957年各项指标均超额完成。经过“一五”计划，中国在很短时间内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基础，尤其在矿产、冶炼等大型工业方面成效惊人。

计划体制在初期的成功有客观因素，且不说早期的苏联、东欧在计划体制之下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样之后发展的国家如德国、日本，在发展的初期，我们也看到计划体制的影子。所不同的是，苏东的计划体制是以消灭资本为前提的，因此官员取代了商人、职工取代了雇员，成为现代化的独一角色；而德日则在发展官营经济时并没有消灭商人，因此一旦发现官员扮演商人的角色唱不下去时，很快就下台让商人唱下去。明治晚期日本政府以极低甚至白送的方式把官营企业转给民间商人，尽管这险些酿成社会冲突，明治政府却义无反顾。

为什么计划体制或者说官营经济在后发国家现代化中具有某种必然性呢？这要从几个方面来探讨：

一是极大提升了政府的社会动员能力。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说，不发达国家能否走上富裕之路，不是看政府民主程度而是看其能力大小。威权政府几乎是后发展国家走上发展之路最基本的前提条件，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把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纳入体系中，就其控制力而言，这在人类有历史以来几乎是空前的也应该是绝后的。因此，这种体制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具有最强动员力的体制。(https://www.daowen.com)

二是将不发达国家几乎是唯一的资源——人力资源整合进体系，使之形成生产力。长期以来中国的小农业与小手工业导致中国的人力资源处于分散而自在状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或是无业或是从事简单工作，作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也是不发达国家唯一能拿得出手的资源根本没法派上用场，造成极大浪费。计划体制强大的动员力将这些分散、自我消耗的人力资源进行整合，使之成为生产要素，这就为不发达国家走上发展道路提供动力。

三是走出“贫困恶性循环陷阱”。正如发展经济学所揭示的，不发达国家之所以贫困，其根源就在于贫困——因为贫穷，所以没有资源投入生产，因为没有生产所以更穷。新体制基于其强大的社会动员力，一方面压制各种消费，以此筹措必要的发展资金；另一方面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最需要的重大项目中，这些项目如果靠民间力量几乎是不可能建立的，包括各种基础工程和大型重化工项目等。

在农业国，社会的主要资源主要集中在农村，包括人力、矿产、土地以及各种农产品等，因此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将资源集中在手上用于发展成为必然选择。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通过“剪刀差”从农民手中集中了数千亿资金，成为中国现代化起步阶段最重要的资金来源。

四是有效构筑国家竞争力。国家通过强大的社会控制力，采取人为降低各种生产成本，包括土地、矿产尤其是人力成本——工资的手段，以及牺牲环境为代价，提供低成本的产品，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形成竞争优势。应该说明的是，由于早期发展受挫，同时也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这一优势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反而在后来的改革开放中成为国家最有效的竞争筹码。

计划的体制在早期取得重大进展，集中体现在重大工程建设以及重大科技如“两弹一星”成就上，但与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相关的似乎没有多大改进。到了1978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到了面临崩溃的边缘，计划制也差不多走到了生命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