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乡镇企业
解读中国现代化，乡镇企业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这不仅是因为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并一度占据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同时也由于乡镇企业的“意想不到”的发展揭示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独特路径，它是在单一公有制背景下第一个冒出的另类所有制企业，也正是由于乡镇企业发展催生了第一波中国现代真正意义上的商人。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首先是政策背景。在改革开放初期，私营企业是不被政策允许的，而乡镇企业的属性带有集体经济性质。集体经济在社会主义经典理论中是一个向公有制经济过渡的经济组织，而在我国是把它当作公有制经济一种形式，这就为乡镇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政策空间。
乡镇企业发展的第二个原因在于中国实行的“城乡二元体制”。农民不能进城办企业，就只能在农村办，这也就出现了“户户做工，村村冒烟”的独特景观。
乡镇企业兴起的市场环境是长期的计划体制和单一的公有制造成了供给的严重不足，而国有制企业的改革还处在探索中，整体处于休眠状态，私营企业又未登上历史舞台，这种状况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这也是乡镇企业得以发展的主要原因。
在资本要素方面，乡镇企业也有独到优势。长期的计划经济使国民整体上处于贫困状态，绝大多数老百姓除了基本生存没有什么积累。而作为乡镇基层组织，多少有些“浮财”，这就为发展乡镇企业提供了资金保证。发展好的乡镇企业大多处于大城市周围，如上海周边的苏州、无锡、常州，广州周边的顺德、东莞等，不仅靠近市场，重要的是容易获取国有企业的技术，而在国有企业普遍不景气的年代，投身乡镇企业也是技术人员走出体制的唯一办法，“星期日工程师”成为那个时代独特的标志。至于企业员工则更没问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出了大量的有自主选择的“自由民”。
1.苏南模式
仅从语义而言，苏南模式是最符合乡镇企业的范畴了，它是纯粹由基层政府推动的经济组织，事实上它也是最早撕开中国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有着“创新”意义的经济组织形式。事实上早在1975年，在广大的苏南地区就出现了“社队企业”，这可能与江南地区有着悠久的手工业传统有关。以苏南为代表的乡镇企业的崛起，充分反映了农村基层领导人的智慧——既打破了公有制经济的一统天下，又高扬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旗帜。早期苏南的乡镇企业除了政府的推动和投入外，村民也把有限的资源如生产工具投入进去，因此实际上是个体与集体的联营，那时的乡镇企业说白了就是农村的集体企业。
苏南模式缘何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在中国经济版图上纵横捭阖的？
从大的方面看，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长期的计划体制造成的供给不足形成了短缺经济，巨大的市场空间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创造了空前的机遇；在政策层面，国有企业的改革还在探索中，整体缺乏活力，而私营企业还处在禁锢中，体制上的优势是乡镇企业得以存在的重要因素。但乡镇企业本身固有的缺点，这里我们且不说它的治理结构——它的致命缺陷将随着发展而显现出来，仅从生产经营角度来看，这些长期和土地打交道的“泥腿子”又是如何驾驭现代企业呢？
在一个财富极度贫乏的改革开放初期，社会财富，尤其是各种资源基本上都存于计划体制内，这是一个巨大的存量资本，它是一个长期积累的结果，不仅包括新中国成立以来，甚至可以追溯到更远，但这些资本但却被禁锢而无法产生效益。乡镇企业正是通过各种方式，如联营、租赁甚至各种灰色的方式低价甚至无偿地获取包括人才、技术、机器等生产要素，并以此完成了乡镇企业的原始积累。
通过乡镇企业的运作我们看到了社会财富的流动轨迹，这就是社会财富从计划体制以各种方式流向了乡镇企业，而后最终——不管是以后的改制还是各种更为隐蔽的方式流向了私人。从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个进程中，我们都会看到这种类似的轨迹——不管是对存量资本的获取还是在创造新的财富过程，应该说这种财富积累模式在瓦解计划体制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其积极意义也不能完全否定，至少比通过双轨制而导致的财富大转移更有积极意义，前者仅仅是把全民资本变成了个人消费财富，而后者却把它转为效率更高的集体或私人生产资料。
以苏南模式为代表的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标志着体制内外的财富转移和财富创造也展开了它的历史行程，它是公有制体制肌体上的一次变异，也因此正式拉开了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序幕。而也正是这个阶段，中国当代商人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当中有些仍活跃在现今舞台上，有些则由于自身局限而被历史所淘汰。
在很长一段时间，江苏华西村与天津的大邱庄并称中国乡镇企业的“北大南华”。它们的发展模式都非常相似，有一个强力而有政治智慧的领导者，以经营企业的思路来治理乡村，依靠发展重工业迅速致富。所不同的是，北方的禹作敏发迹后骄横一时，与地方政府关系恶劣，最终被收监，而吴仁宝则功德圆满，安享晚年。
吴仁宝是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党委书记，在他治理下，华西村早在改革开放前就开了个20人的小五金厂，仅此收入就超过了当地农业收入，达20多万元的产值。改革开放后，全国各地都在搞“分田到户，土地承包”的改革，吴仁宝外出考察一圈回来后，却拒绝把村里的田分给个人，他说，按华西村的情况再怎么分田调动积极性也没法致富。他决定马上创办一个打农药用的喷雾器厂，1984年，光这一个厂净赚200万元。1999年华西村股票上市，这是中国第一个在资本市场上融资的村庄。2005年吴仁宝退休，华西村由他的儿子掌控，从经营控制权的角度来看，集体性质的华西村已经成了吴氏一门的家族企业。
在北方，天津静海县蔡公庄的大邱庄是个远近闻名的穷村，当地有“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的民谣。一个叫禹作敏的村党支部书记在村里偷偷办起了一家冷轧带钢厂，经过多年的努力，这里竟成为富甲一时的“天下第一村”。
类似这样的乡村还有不少，像河南的刘庄、南街村、浙江的横店等。这些村庄，在行政概念上它是国家最基础的行政单位，而在经济概念上则是一个严密的营利组织，有些乡村甚至拥有一家上市公司。领导人通常既是乡村的行政长官，同时又是公司的董事长，他的家族在这个乡村往往是最有权势的一族，当这些领导人老去或死去的时候，他们往往把自己的权柄传给了自己的子女。
以苏南为代表的乡镇企业是典型的官政经一体化的组织，从它诞生的一开始就隐藏着未来消亡的基因，它显然不是一个在市场经济体系下的正常经济组织，它的未来走向折射了中国企业成长的轨迹，它的曾经辉煌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也缔造了中国当代第一批商人。
2.温州模式
如果说苏南模式在世界经济整体格局中独此一处的话，那么温州模式则是古典现代化历程的翻版——从苏格兰的隆隆作响的小手工作坊到美国的西部牛仔，甚至明治时代东京的米铺老板和揣着公文包行走世界的台湾商人，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然而，既然温州模式能在中国当代现代化中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那必然有其独特之处。事实上，只有把温州模式放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看才彰显其意义。首先，以温州为代表的私有企业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系边缘中出现的，这也是温州模式可以称得上模式的原因；其次，在改革开放早期，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温州模式一直在苏南模式和珠江模式的光辉掩盖之下。不仅如此，如果说苏南模式靠打着集体主义旗号，珠江模式靠政府的大力支持而活得滋润的话，温州模式则倍受打压，不管是政治风向变化还是经济调整，都拿它出气；最重要的是，以温州为代表的民营经济最终九曲千回，率先抵达了市场经济的海洋，成为市场经济的主要企业治理形式。不仅苏南、珠江向它汇流，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最终也逐步走向了民营化，这已是十几年后的事了。(https://www.daowen.com)
说到底，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民营企业的出现，标志着真正与市场经济匹配的微观经济组织真正出现了，这也表明了中国企业终于出现了与成熟市场经济惯例相一致的企业组织形式的出现——成熟市场经济中九成以上的企业都是民营企业。尽管它一路被打压，却以星星之火的姿势燎原。
温州模式的最根本特征是产权清晰，这正是微观经济活力的来源。诚如孟德斯鸠所言：“所有权是道德神”。明晰的产权界定及有效的保护，是现代工商业的灵魂。只有真正明晰的产权，才会有交易的出现；而交易又能反过来优化产权的配置。温州高度发达的工商业在于私有产权的确立。明晰产权制度安排，催生了温州人的虽九死而不悔的自强不息精神。此处，我们还不得不说的是，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拥有独立地位和自由经济权利的民间力量，抑制了地方政府的扭曲行为，使得企业能真正体现其经济理性的行为。
以今天的认识看来，所有有关温州模式的研究或争论都失去意义，因为它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常识性的企业治理形式，如果我们对温州还留有一点兴趣的话，那就是为什么是温州而不是其他地区？
首先是由于它的文化特质。正如我们所知的，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国家，并形成了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儒家文化。客观地说，儒家文化是压制商业文明的。然而，在我国南宋时期的温州，却形成了与传统儒家文化大相径庭的永嘉学派。永嘉人竖起“讲实际、重事功”的旗帜，倡导“成其利、致其义”。这种文化最重要的特质就是实用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的积淀与传承，这种思想融入今天温州人特有的精神世界与人格禀性之中，使得他们今天能抛弃“乡土观念”，敢于走南闯北；摒弃“重义轻利”，倡导以利致义。因此，当改革开放大潮涌起时，温州所拥有的人力资源充分发挥出潜在的优势，出现数以百万计的家庭企业和购销大军，不断捕捉商机，迅速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加快了以农村工业化进程为特征的区域经济发展，也使得温州成为全国经济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其次是它的经济基础所决定。改革前的温州农村的集体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不具备大规模的形成集体产权的条件——这正是温州与苏南分野的重要原因，因而只能通过市场自发地组织资源，由家庭或个人直接投资，形成私有产权，通过家庭生产的替代，来完成农村的工业化和市场化。此外，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人地矛盾突出，温州农村多数家庭并不以单一的农耕生产，通常还兼营家庭手工业。总而言之，温州农村的工业化进程沿着家庭工业所形成的私有产权制度这一路展开，企业的产权结构从一元走向多元，所有权与经营权也逐步走向两权分离，企业的组织形式由家庭经营逐步向家庭之间联合经营再到股份合作制、公司制方向演变，从而使企业的产权更趋明晰。这些转变为温州经济的内源性增长提供了可持续性的保障。
其三，地方政府的无为也是温州得以发展的原因。正是如此，才使得温州的经济能在公有制经济的夹缝中得以成长并取得成功。与其他地方对民营企业不遗余力地打压不同，温州地方政府甘冒政治风险，对于私营经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打压上的“无为”，以及在营造外部环境的“有为”，为温州民营经济提供了培育发展的土壤、安全的政治环境以及有利的外部条件。
客观地讲，早期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企业主，后来能成为优秀企业家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这与这类商人起点低、素质差有关，同时也与中国现代化的特点有关。当代的现代化，其资源，包括人才、技术、生产资料等都主要集中在体制内。因此，能充分利用体制内资源的人往往更容易成就事业，相反，在体制外发展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第一代商人中，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从低起点起步的商人成为优秀企业家的并不多。尽管如此，这种模式却为中国当代输送了大量商人，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中国商人来源的主要渠道。其中，经过大浪淘沙，也涌现出了一批优秀企业和企业家，如正泰、德力西、神力、康奈、红蜻蜓、奥康、报喜鸟、庄吉、天正、巨力等知名企业。
正泰的创始人南存辉的经历代表着温州以及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草根创业者的缩影。与大多数成功者一样，南存辉的童年和少年历尽艰辛与磨难。初中毕业那年，他父亲在劳动中受伤造成粉碎性骨折，一躺就是两年，拉扯弟妹、养家糊口的重担落在了他与母亲的肩上，从此，他成了走街串巷的补鞋匠。1984年，当他的家乡温州柳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许多生产低压电器的作坊小厂时，他也以房屋折价5万元，与朋友合作办起了“乐清求精开关厂”。
那时的柳市，低压电器市场固然发展很快，但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生产伪劣产品的人也不少。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这么做挣得多，发得快。南存辉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上踏踏实实的创业之路，他从上海请来了工程师，正儿八经地搞产品开发。一位工程师曾经试探地问过南存辉：“如果要发财，你不会比别人差。如果要创牌子，那你就要耐得住寂寞。”南存辉没有被诱惑卷走。电器产品的质量人命关天，家家要用，行行难离。他的想法很简单：“我不能图财害命。”他选择了“忍耐”。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南存辉是有远见的。几年以后，柳市低压电器生产由于质量问题跌入低谷，昔日车水马龙的街衢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然而，“求精”的产品却在全国畅销，1989年的产值达到了100多万元。那些年，有关部门曾对柳市低压电器市场进行了3次拉网式的清理整顿，求精开关厂每次都因质量过硬而受到褒奖。优质产品赢得了信誉，占领了市场，也使南存辉和“求精”完成了最初的资金积累。1990年9月，南存辉和美商合资创办了“温州正泰电器有限公司”，使企业迅速进入科学管理和现代经营的轨道。他们投入1000万元，更新了全部生产和检测设备，并建造了2200平方米的生产、办公大楼。为使企业内部管理实行现代化，投资近百万元开通了生产、销售、财务和人事等方面19个终端微机管理网络。
南存辉将“正泰”的企业理念定位在“振兴民族工业，创立世界名牌”上，下决心走实业报国的道路。1994年，“正泰”投资400万元，购置了当代最先进的设备，建立了一个产品检测试验站，其规模列全国第三、全国乡镇企业之首。也是在这一年，南存辉组建了“温州正泰集团”，又在一年后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正式定名为“正泰集团公司”。32岁的南存辉出任集团公司董事长。
3.珠江模式
珠江模式与苏南、温州模式最大不同在于，“珠江模式”主要是利用毗邻港澳，海外华侨、港澳同胞众多的优势，以“三来一补”为主要生产方式，政府搭台，利用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大力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装备，发展外向型经济。但事实上珠江区域内各地的发展模式有很大不同，基本上可以从几个线索看：
第一条主线是从农村兴起的，也是严格意义上的“乡镇企业”。以1978年8月顺德县容奇镇与香港大进有限公司所办的据称是全国最早的“三来一补”企业——大进制衣厂为标志，逐步形成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模式。历经多年摸索与发展逐渐形成四种不同发展途径的农村企业发展模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东莞模式”，以“三来一补”为吸引外资的主要手段积累资金，利用美国、中国香港和台湾制造业向中国大陆转移的历史性机遇，积极融入跨国公司的供应链做OEM，成为国际性对外加工基地。
当然，从农村兴起的经济也不完全是外向型企业，比如顺德、中山是以乡镇企业为主，后经改制，走上以本地民营资本为主导地位的发展途径，其典型企业代表如美的、科龙、格兰仕和华帝等。南海走的是“国营、集体、个体经济一起上”，县、公社、村、生产队、个体、联合体企业“6个轮子一起转”的发展策略，最终殊途同归，也形成了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格局，其典型企业代表如建筑陶瓷业的“新中源”、铝型材业的“亚洲铝厂”等。这些区域的发展模式则与苏南以及温州模式比较接近。
谈到珠江三角洲的发展不能不提到特区线。第二条主线主要是借助改革开放初期中央赋予深圳、珠海和汕头三个特区的优惠政策来发展经济。其中在中国城市改革开放发展史上具有开发区标志意义的“深圳蛇口模式”就直接诞生了三个在中国非常有影响力的企业：招商银行、平安保险、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此外，中国联通、TCL、华为、金蝶软件、中兴、中集和科健等等现活跃于中国工商界的企业，当年的发展，都或多或少与蛇口工业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三条主线是以广州为主的国企改革，其主要方式是国有经济唱“主角”，民营经济围绕城市生活做配套服务，以商贸流通业发展为契机，逐步迈入加工型、科技型等第二产业。其典型企业代表有广东医药集团、金海马集团、新太集团等。
在中国改革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所涌现的各种发展模式，表明了新一轮中国现代化初期各地的探索经历。这些探索尽管最终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日益成熟，终将百川东流入海，但它们存在的意义不容否定，它揭示了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一个多种因素——不仅包括各种自然条件，也包括残存的意识态形态的约束。三大模式在其发展中所展现的命运就可见一斑：三大模式虽然都是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农村的经济变革中，但在20世纪80年代，“苏南模式”备受推崇，以至在产生“温州模式”的浙江省的北部，推行的也是“苏南模式”的道路，而“温州模式”则备受排斥、压制和打击。这三种发展模式，珠江模式有争议，但有特区属性，争论不是很激烈；苏南模式冲击国营，与国营争原料，但它同属公有制，争论也不是很激烈；只有温州模式意识形态色彩非常浓厚，它确实实现了个体发展和私人合作，从属于私有制范畴，所以姓“资”姓“社”争论非常激烈。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深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温州模式”日益显现出更具活力，更能吸引广大群众的参与，更具竞争力，更符合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苏南模式”中的农村非农产业产生了国有企业管理中的一些弊端。例如企业缺少经营的自主权，企业对盈亏不够关心等等。同时，在有些农村，乡镇政府往往向企业进行各种摊派，使企业不堪重负。有些乡村干部甚至利用自己的权力，把乡镇企业当作自己的私人财产，为自己谋私利等。尽管如此，“苏南模式”对铁板一块的传统计划经济发起的第一波冲击，其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同样，温州模式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这就是如何从草台班子式的企业向现代企业过渡，这涉及一系列从管理、技术等方面的提升。而珠江模式也存在如何将处在附加值低的产业链向高端延伸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