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的崛起

1977年前后，随着中国政治生活的巨变，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开始全面推进。

此轮的中国现代化是在发展理念和发展基础都准备不充分的基础上开始的。除了计划经济留下的并不先进的技术、差强人意的管理和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外，最要命的是现代化的载体——商人阶层整体上缺失，这就使得中国现代化在极低的层次上开始。

从理念层面来说，中国人还未完全从“左”的禁锢中走出来。正如韦伯所言，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核心命题就是从价值合理性向工具合理性的转变。所谓价值合理性就是判断事情的标准是否符合某种理念，这种理性在一些宗教色彩比较浓厚的民族中常见。价值合理性之所以合理在于表明人的行为须符合某些基本原则，相比信奉传统或巫术显得理性。所谓工具合理性则是指以实际效果作为评判标准，西方资本主义正是从原先的价值合理性走向工具合理性，从而发展出现代工商业的。

除了当时国人普遍受价值合理性支配外，一个重要问题是国人对现代化的理解更多的是对自身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在对“文化大革命”的痛苦反思上，没有也不可能对中国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在现代化追求上所进行的各种探索进行系统的思考，更不可能对近代以来世界现代化的经验做必要的总结，这种在理念上的落后也决定了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坎坷。(https://www.daowen.com)

这种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开始并不包括对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与单一的公有制的反思，恰恰相反，人们对20世纪50年代所呈现的短暂的繁荣记忆犹新。一个基本共识是中国后来之所以出了问题是因为人们干扰了这种体制的正常运转，换句话说，现在所要做的只是“祛魅”，也就是要把附加在这一体制上的意识形态的无休止争论和各种政治运动清除掉，把注意力转向经济工作上来。

这无疑是一个重大转折点，但还不能打开中国现代化的大门。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是，一个本意是试图通过“祛魅”并将混乱经济体系变为科学的计划经济为出发点，却最终没有变成苏东模式反而走向了反面——市场经济。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及的一个事件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这个讨论本来更多是在政治领域。僵化的意识使人们寸步难行，只有思想解放才能打破僵局。但我们宁可相信，这场讨论对实事求是的思想至少起了强化作用，而这一思想是解开中国现代化之路的一把重要钥匙。

另一把钥匙是生产力标准，“发展才是硬道理”。以我们个人的理解，正是“实事求是”和“发展才是硬道理”构成了改革开放的重要基石，也是打开中国现代化之谜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