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兴起
整个20世纪80年代，个体户仿佛像荒野中的星火，一点一点不断汇集，直到燃起熊熊烈火，烧遍神州大地。那些生活没有着落的体制外人员——回城知青、劳教人员、没背景的普通家庭成员，无意识地被赋予了历史的重要使命。他们先是无可奈何、羞羞答答，然后就是理直气壮、义无反顾，他们所激起的财富效应成为那个时代几乎每个家庭餐桌上的议论话题。人们议论个体户的财富，或充满着愤怒，或羡慕，但很多后来自己也被裹挟进来。
没人会留意谁是中国第一个个体户。不过在北京工商局的档案中记载着北京第一个个体户刘桂仙，一个有点土气的名字。刘桂仙是幼儿园的一个勤杂工，家里有五个孩子，因为实在生计维艰，便动起了开小饭铺的念头。她的餐馆开在东城区翠花胡同，取名悦宾餐馆。开业的第一天，区工商局局长专门跑来告诫刘桂仙：“这可是上面批的第一家个体饭馆，你要好好开，千万别给政府抹黑！”刘桂仙开店实在不容易，在当时，几乎所有的食品——粮食、油、鱼、肉、禽、蛋全都是凭票供应的，为了帮她弄到豆腐票、猪肉票和粮票等等，东城区动员了工商局、粮食局、饮食服务公司等部门，为悦宾餐馆特别开“小灶”。只有这样，刘桂仙的小餐馆才不至于关门大吉。
而从影响力来说，当时一批返城知青在前门开的大碗茶在全国尤其是返城知青中引起了强烈反响。1979年，40万的就业大军涌回了京城，工厂根本安置不了这么多人，当时没有实行合同制，工人都是终身制，父亲退休了，子女可以自动顶上去，一个工厂根本腾不出指标来安置这些待业青年。大栅栏街道办事处下属的供销组组长尹盛喜接到任务，要解决20名返城知青和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老尹脑瓜子活络，看着前门箭楼那里人来人往，又没有一个茶水摊，就萌发了卖大碗茶的想法。20多个待业青年和返城知青，靠着月亮湾一处公共厕所的墙壁，一宿的工夫，就搭起了一个简易凉棚，取名为“青年茶社”，专卖2分钱的大碗茶。茶社开张当天就赚了60元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后来，尹盛喜向街道办辞职，专门经营大碗茶。在1979年至1985年之间，大碗茶的买卖解决了大概3000名待业青年和知青的就业。工作人员来来走走，现在茶摊已成老舍茶馆。
20世纪80年代是个体户发展的黄金时期。1988年4月18日，新华社播发通讯《雁滩的春天》中提道：1979年末，兰州市雁滩公社滩尖子大队一队社员李德祥家里有6个壮劳力，从队里分了1万元，社员们把他家叫“万元户”。从此，“万元户”的叫法在全国流行开来。“万元户”，既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髦词汇，也是指首先富裕起来的第一批人。“万元户”这一令人羡慕的称谓，印证了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致富的强烈渴望及致富后的空前喜悦，折射的是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和财富观念的深刻变化。
要说20世纪80年代谁是最出名的个体户，恐怕非安徽省芜湖市“傻子”瓜子经营者年广久莫属。他之所以出名，并不是事业做的有多大，而是他最先或者说最早被人注意到，他的所作所为触碰了当时意识形态的敏感神经，即雇佣人数问题。
改革之前，个体、私营经济是作为资本主义的残余被批判和排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纠正“左”的错误以后，才把个体经济视为现阶段所有制结构中的一个必要补充部分，明确“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1981年7月1日，国务院在《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中还指出：个体经营户，一般是一人经营或家庭经营；必要时，可以请一至两个帮手，技术性较强或者有特殊技艺的，可以带两三个最多不超过五个学徒。(https://www.daowen.com)
安徽省芜湖市年广久经营的“傻子”瓜子，其瓜子因工艺独特且口感好而深受用户欢迎。从1981年起，当年9月，他雇了4人做帮手，后雇工人数即超过政策规定，从9人、30多人、60多人，一直到1983年初成立芜湖市“傻子”瓜子总厂时，骤增至103人，月营业额达万元。从一个小商贩一跃成为雇工逾百人，资金超百万的个体户，以至于被多家媒体誉为“中国第一商贩”。“傻子”瓜子雇工现象，立即引起褒贬不一的评价与激烈争论。当时，如何看待雇工经营和私营经济的再生，中央保持慎重的态度，采取了“看一看”的方针，即既不取缔、禁止，也不鼓励、提倡。1983年3月，胡耀邦来芜湖市视察。来前，听了安徽省委领导同志汇报“傻子”瓜子问题，胡耀邦指示：“三十几个人嘛，不要动他，先看一看。”在芜湖，市委书记向他汇报：“年广久偷税问题，群众反应很大。”胡耀邦说：“偷税当然不行。”也就在这一年，年广久因瓜子生货枯竭，以每斤1.62元的批发价套购近10万斤芜湖市供销社的“迎春”瓜子，转手以1.75元的价格冒充“傻子”瓜子运销上海，从中牟利8800多元。5月事发，芜湖市工商局没收了他的全部非法所得，并处以2000元罚款。同年10月，上海税务部门又查出年广久在上海采取瞒报、少报营业额、销毁凭证等办法，偷漏税43000元。10月12日《人民日报》披露了这一消息，舆论哗然。年广久随即收缩了芜湖的加工厂，留下加工点交给儿子经营，自己带着徒弟到外地另找出路。
1983年12月6日，万里、姚依林副总理听取国家工商总局的工作汇报，工商局负责同志反映：年广久偷税问题发生后，有一部分同志对他目前的经营规模很担心，提出要限制他。姚依林说：“现在全国个体户600万，不到1000万，我们是不主张限制的。现在比1949年少多了。”接着又说：“‘傻子’瓜子偷税漏税不对。但他把瓜子炒起来了，迎春瓜子在后。以前有不少人炒，‘文化大革命’搞光了。‘傻子’瓜子不是坏事，是拾遗补阙。再看一看。财政部门的税收要跟上去。”当说起有些同志建议用国营、集体形式逐渐代替个体时，万里即表示：“不要急急慌慌去代替。”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提到了“傻子”瓜子。他说：“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
在党的政策的激励和省、市领导同志的具体帮助、教育下，年广久重新振作了起来。1984年7月成立了公私联营的“芜湖市傻子瓜子公司”，在安徽一些主要城市，以及上海、南京、常州等地设立了10多个销售点、加工厂，并亲自去原料产地新疆开拓业务，还在乌鲁木齐市组建傻子瓜子分公司，就地加工，扩大市场，作为销往西北、华北一带的供货基地。公司规模最大时有500多工人，年产瓜子1000万斤，瓜子质量在全国乡镇企业产品质量评比中荣获第一名。
1985年，年广久设奖10万元推销瓜子，头奖奖品为一辆菲亚特小轿车。在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的闹市口悬挂出如下广告词：“你想拥有小轿车吗？请购买‘傻子’瓜子！”这一销售计划如果成功，预计在3个月内即可获利100万元。设奖第一天，在芜湖即卖出62万斤，不到半月已在各地卖出460万斤。但只红火了18天，适逢禁止有奖销售，生产、销售、供应计划因而全部陷入混乱，原料大量积压，瓜子大批霉烂，造成直接经济损失63万元。接着又在与蚌埠的一场经济官司中败诉，损失88万元，从而失去较大规模生产和经营的能力，一蹶不振。于是，《“傻子”惨败记》《“傻子”受罚记》《年广久现象的启示》……连篇累牍地发表、转载在各地报刊上，“傻子”再次被推上新闻橱窗。1989年10月5日，新华社一条电讯引起更强烈震荡：“安徽省芜湖市傻子瓜子公司总经理年广久因犯贪污和挪用公款罪，日前被依法逮捕。”1992年春，邓小平在其著名的南方谈话中再次提到“傻子瓜子”：“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3]
南方谈话再度在中国激荡起改革开放的大潮。而也正在这一时刻，年广久案经复查，认为经济犯罪不能成立，1992年3月13日年广久获释。当年12月30日，年广久父子给邓小平发出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敬爱的小平同志：今年初，您在南方视察中讲到了我们‘傻子瓜子’，我们感到好温暖，好激动。我们还要兢兢业业地继续做‘傻子’，为顾客提供更多美味可口、价钱公道的瓜子。我们还计划更快地扩大经济规模，把‘傻子瓜子’打到国际市场上去，为国家多作贡献。……”他还特地去四川广安瞻仰小平故居，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不是专门为我‘傻子’讲的，他是为改革讲的。他要我们把步子跨大点，我就低着头往前奔”。1992年“傻子瓜子”重新在国内13个省、市、自治区驻足，投资2000万元在各地设立23家联营分厂，当年就以突破3000万斤的产量和亿元的产值，刷新了创始以来的最高纪录。“傻子瓜子”再次风行全国，并远涉重洋，出口美国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