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企业自主权
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契机，中国开始了国企改革的进程。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突破口的国企改革几乎没有任何理论设置，完全是对现实情况的条件反射。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国有企业本来应有严格的管理和控制，但事实是国企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国企，其散、乱、差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两部文学作品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一个是长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一个是电视连续记《新星》，前者反映的是一位大刀阔斧抓管理的厂长，后者是敢闯禁区的县委书记。两部作品在社会上引起持续的争论和反思，这反映了当时人们企盼改变混乱局面、追求稳定和秩序的社会心理。与此同时，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企业的管理者却丧失了管理的基本权力，同样一个在后来多次引用的例子是，一个管理几万人的厂长竟然连批修一个厕所的权力都没有。对于当时国企所面临的困惑，或许1984年福建55位厂长联名“松绑”的呼吁信表达得最为精准。信中有这么几句：“现行的体制的条条框框捆住了我们手脚，企业只有压力，没有动力，更谈不上活力。”可以说是一语道出了当时国有企业的困境。
事实上，中央很早就认识到企业普遍存在的有关企业自主权不足的问题。在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上，中央就提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在这一政策指导下，国企开始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1979年5月，国务院宣布，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8家大型国企率先尝试扩大企业自主权。7月，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开征固定资产税、提高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等多个文件发布。在这些试点企业中，首钢影响最大，取得成效也大，一时首钢厂长周冠五成为社会的风云人物。周冠五的改革使首钢的面貌发生了很大改变，生产秩序迅速恢复，工人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产能年年增加，利润也逐年上升，改革似乎一夜成功。于是，人们似乎认定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是治疗中国国企顽症的仙丹妙药。
于是，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企业中，出现了在计划体制下所不曾有的新鲜事，初步出现了市场化的倾向。宁江机床厂1979年6月25日在《人民日报》上登出一则“承接国内外用户直接订货”的广告，内容是：各种精密、高效单轴自动车床典型工件，承接国内外用户直接订货，宁江机床厂出品，厂址：四川省灌县，电报挂号：3068。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生产资料广告。这个在今天看来最普通不过的广告，在当时的企业界、经济学界以及某些政府部门间却不啻于一场“大地震”，甚至引发了“想挑战马克思”的争论。薄一波后来称赞说：“这则广告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立了一功。”
到1980年6月，试点企业已由1979年底的4200家发展到6600多个，中央和地方的重点国有企业基本上都被纳入试点的范围。
1980年9月2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批准从1981年起，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工作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全面推开。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目标的国有企业改革，开始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钩，使企业在人财物、产供销等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谈到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不能不提到当时炙手可热的人物——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
20世纪80年代初，位于浙江海盐的海盐衬衫总厂还是一个很不起眼的有300多职工的小厂，和大多国有企业一样，企业不死不活。步鑫生上任后，他没有像其他国有企业领导一样，按部就班，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而是想法子让企业过上好日子，重要的一点是他敢想敢干，制定了许多有违当时“红头文件”的规章制度，诸如超额拿奖金；完不成任务扣工资，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上班时间不准串岗；“泡病假”的只发生活费等。
“我这是被‘逼’出来的，那时，也不知道这是‘改革’！”步鑫生回忆道，“每碰到阻碍生产的事，我就订一个新的规章。产量上去了，质量不注意，我就提出‘损一罚二’；茶渍泼在衬衣上洗都洗不掉，我就禁止带茶杯进车间；产品知名度不高，我又花钱去做广告。当时上海的南京路、淮海路只有三个企业的广告，一个是日本三洋，一个是中华牙膏，还有一个就是海盐衬衫总厂的‘飞燕牌’。”
就靠这样一些简单的招数，海盐厂很快发展起来，产品迅速打开市场，订单纷至沓来，产量迅速地大幅度上升。但反对、责难之声也随之而起，说步鑫生“破坏了社会主义优越性”，是“资本家”，“比资本家还资本家”。
在争议、责难声中，海盐衬衫总厂却在发展壮大：建起了花园工厂，引进了先进设备，年产衬衣100多万件。在国内外服装行业举步维艰之时，海盐衬衫总厂的产品却畅销无阻，成为当时浙江省唯一的专业衬衫厂。全厂利税从他刚接手时的6.3万元，猛增到1983年的100多万元。(https://www.daowen.com)
正如我们所知，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因此，榜样的力量就显得格外重要，步鑫生的创新改革之举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浙江日报》率先在1983年4月26日以《企业家的歌》为题，用整版篇幅介绍了步鑫生矢志改革的事迹，全省随即掀起了学习热潮。半年之后，11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的报道，并以“编者按”披露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批示：“对于那些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说，步鑫生的经验当是一剂良药，使他们从中受益。”针对某些责难和疑惑，中央又指示浙江省委对步鑫生及海盐衬衫总厂情况进行详尽调查，并于1984年2月27日向全国播发了《浙江省委充分肯定步鑫生的改革创新精神》的报道，要求各地积极发现、支持、宣传自己那里的具有改革创新精神的优秀党员和干部。
从小小的海盐县起步，“步鑫生旋风”刮向全国。
此后，全国各地迅即出现了“步鑫生热”，仅新华社一家在一个多月里就播发了27篇报道，各路参观团、考察团涌进小小的海盐县城，中央各机关、各省市纷纷邀请步鑫生去做报告，他被全国政协选为“特邀委员”，他用过的裁布剪刀被收入中国历史博物馆。
“步鑫生热”的兴起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无论如何，步鑫生的改革迎合了当时中央推行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在国有企业确实起到了榜样作用，在各地引发了企业改革浪潮。
在国企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阶段，另一件同样具有标志性事件就是我们上面所谈到的福建55位厂长联名呼吁“松绑”。此事件的“主谋”、时任福建省经委副主任黄文麟事后回忆，当时，“我们主管部门对企业大概有五个统一，生产计划统一下单，原料采购供应统一调拨，产品统一购销，干部统一管理，工资奖金统一定额。这五个统一呢，就像五花大绑一样，把企业都绑住。他们说，我们发加班费、修厕所，也要上报主管部门去审批。因此，我们没有权利更没有动力，谈不上合力”。[1]
事件的起因缘于1984年3月22日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地点在福州市第二化工厂的招待所。会上主办方请了福建省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福日公司总经理介绍合资企业的做法。合资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所拥有的巨大权力使与会的厂长经理受到极大震撼，他们坐不住了。23日，与会的55位代表，联名给省委书记项南、省长胡平写了一封信，要求给企业5条自主权：一是副职由厂长提名、上级任命，其余干部企业自行任免；二是实行职务浮动；三是有权支配奖励基金，实行浮动工资；四是计划外产品允许企业自销；五是试行厂长（经理）负责制。
信写完后，55个人一一签上自己的名字。
极具改革意识的省委书记项南注意到这封信的意义，很快批示：此信情辞恳切，使人读后有一种再不改革，再不放权，就真不能前进了的感觉。有必要将这封信公之于众。
3月22日，《福建日报》就刊登了文章《五十五名厂长、经理呼吁——请给我们“松绑”》。“松绑”信的影响很快超出了起草者的预期。3月30日，《人民日报》摘要发表了这封信，其他全国性报纸也纷纷介绍这封信的内容。此事在处于同样境况的国有企业厂长经理中引起强烈反响，事件的影响很快从福建扩大到全国，引发了其他省份的放权潮，也引起了中央的重视。5月1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又称为“扩权十条”，扩大了企业在机构、人员、资产、工资奖金分配等方面的管理自主权，还允许企业完成计划后，可以自主采购原料、安排生产和销售，价格可以在国家定价20%幅度内上下浮动，这就突破了国家单一定价，形成计划内外两种价格并存的价格“双轨制”。至此，中央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在1985年达到了高潮。
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一阶段，扩大企业自主权是针对当时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所做了必然反应，因此对当时国有企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也为后来国有企业改革做了铺垫。但毋庸讳言，它的意义也仅限于改革开放初期那个特定阶段：一是无论是治理结构还是经营组织这项改革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主体相去甚远。二是放权涉及的是管理部门与企业，其间的利益拉锯和争夺使得这项改革难以真正推进，用周冠五的话来说，就是不断地与国家讨价还价。三是在当时市场体系还未建立之时，这种自主权也仅限于企业内的管理，而很难在市场中有所作为。一个例子是，比首钢改革更早的四川省第一批列入试点的重庆钢铁厂厂长王宇光所经历的事。1979年前后，重钢改革初见成效，新生产出来的钢材没两个月就堆满了工厂的仓库，可是国家物资储备部门下给重钢的收购指标却已经用光，而另一方面，想要钢材但没有计划指标的单位却在重钢门口排成了长队。王宇光犹豫再三，终于决定放货，一时钢材一泄而出。计划部门很快察觉到重钢的“违规行为”。王宇光吓出一身冷汗，“好在我们是试点企业”。从中可以看出，市场化的改革不可能落后于企业改革太多。这也是当时企业改革与市场化改革两条路线之争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