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承包制
扩大自主权的改革在取得短暂成功之后发展动力很快陷于衰竭。正当国企改革处于茫然之际，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给国企改革以强烈启示，一时间，“包”字进城、“一包就灵”再度燃起了国企改革者的激情。从某种意义说，承包制也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延续，它把国企厂长、经理的权限给予了固化，避免了厂长经理与管理层权力之间的纠结，更重要的是，它把利益引入了机制中，给了厂长经理以发展动力，这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所没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与现代企业理论的产权边界清晰、企业家追逐剩余价值更靠近了一步。
1986年12月5日，国务院做出《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决定全面推行企业承包责任制。承包制的基本特征是：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歉收自补。在推广承包制的之初的1984年、1985年和1986年期间，国家就率先在首都钢铁公司、第一汽车制造厂、第二汽车制造厂、攀枝花钢铁公司等大型国有企业进行试点并取得成效。这些试点企业，活力明显增强；上缴利润连年递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首钢。当时群众中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农村承包有凤阳，企业承包看首钢。”首都钢铁公司从1982年开始，开始试行包干制，每年利润上缴递增7.2%，剩下的利润全部留给企业。承包5年期间，首钢利润年递增20%，上缴国家利税年递增13.08%，企业留利水平从12.7%上升到40%。企业有了积累也就有了发展后劲，五年间，首钢增加固定资产达8.3亿元，钢产量翻了一番，职工收入年递增12.9%。首钢承包制的成功对中央全面推行承包制起到关键作用。到1987年底，全国实行各种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已达到82%，其中国有大中型商业企业达到60%以上。据1987年的数据统计，这年有9270家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实行了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北京、上海的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几乎100%地实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凡是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企业，生产经营面貌都发生了变化。从5月份起，国营工业企业扭转了连续20个月利润下滑的局面。7月，国家财政实现收大于支。承包制取得了初步成效。[2]
中国每个改革时代都有代表性人物，谈到承包制就不能不谈马胜利。
1984年3月，上级给石家庄造纸厂下达了当年实现17万元利润的指标，当时的造纸厂领导一直推托，说完不成。马胜利是业务科长，他提出疑问：“咱们能完成为什么不接呀？”这个疑问立即遭到了厂领导的反感：“你倒积极，那你干吧！”这话激怒了马胜利。当晚，他就赶写了一份《决心书》，并张贴在厂门口。他提出由他承包造纸厂，年底上缴利润70万元，工人工资翻番，“达不到目标，甘愿受法律制裁”。那时候，厂长都由上级机关任命。马胜利的毛遂自荐不仅没有结果反而被免了职。
马胜利不甘心，他一级一级往上找，找到了当时的市委书记。当时，国家正在酝酿出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国企体制改革成为那个时期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市委书记非常重视马胜利的事情，为此专门组织召开了一次“答辩会”。
在答辩会上，马胜利摆出了承包措施和生产计划，听完马胜利的承包演讲，评委会当场拍板，同意马胜利承包。合同规定：如果完成承包任务，超额部分马胜利提取10%；出现亏损，就地免职。
他在承包了造纸厂后，推行“层层承包，责任到人”的管理方法，使长年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很快就扭转了亏损局面，当年就盈利140万元，第二年又盈利180万元。承包4年，企业利润增长21.94倍。(https://www.daowen.com)
辉煌时期的“马承包”曾4次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当选为中共十三大代表，荣获“全国轻工劳动模范”“中国优秀企业家”“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等荣誉称号和两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马承包”在全国出了名，“一包就灵”的改革神话也在全国各地广泛传播。“马承包”出名后，许多处在困境中的国有造纸厂纷纷找上门来，要求马胜利承包。马胜利很少推托，将各地亏损的中小造纸厂来者不拒地纳入囊中。1988年，一个跨越全国20个省市、吸纳100家亏损造纸企业，中国当时最大的“中国马胜利纸业集团”正式宣告成立，横跨全国的造纸集团让马胜利风光无限。但神话很快破灭，第二年，各地被并购的造纸厂纷纷爆出“失利”新闻。到年底，有16家造纸厂先后退出了集团，马胜利宣布停止吸收新企业，今后不再跨省经营，集团效益就此一路滑坡。1995年，轰动一时的“中国马胜利纸业集团”宣布解散，马胜利也被上级主管部门免去了石家庄造纸厂厂长职务。
承包制的局限性在马胜利的沉浮中体现出来，承包制没有涉及产权，因此权限也就不能保证，如人事权，没有这个权利连正常的经营都受影响，这也是导致马胜利集团失利的原因之一。马胜利的“试错”也显示出了承包制的短板——承包制企业只负盈、不负亏，而且还造成了企业承包者的行为短期化和“机会主义行为”。
“马胜利”们及其国有企业承包制的问题暴露，终于使人们认识到国企改革再也无法回避的产权问题了。然而，新的国企改革正将破壁而出之时，中国社会却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中国的改革之路再陷入迷惘。
【注释】
[1]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第135页。
[2]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第35-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