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结　论

九、结　论

站在21世纪的初年，回望国际关系的历史进程，我们总能体会到公平和正义的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审视世界事务的异彩纷呈，我们常会看到实力和伦理的冲突与平衡；展望全球治理的未来方向，我们或可看到民主和法治的未来曙光。21世纪，在世界上逐渐升起的中国是一个经历过辉煌，也体验过多灾多难的大国。即使不追溯汉唐时期外交事务上的多种尝试，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所处的低谷期就是中国看待和思考国际体系的重要参考系。1840—1911年间痛苦的彷徨，以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最为惨烈。而1911—1949年间的求索与准备，中国政府和公众、军队和平民都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使得中国的很多主张在国际社会上受到了重视。其中不仅有“一战”时期在法国劳工的贡献，更有像顾维钧这样杰出的外交家所付出的智慧。1943年中国废除大量不平等条约，是中国自身在国际地位上的努力得到了初步回报的体现。1949年之后，中国进入了国际事务的起飞期。无论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是求同存异的原则，都体现了第一代领导人对国际事务的认知和伦理引领。到了21世纪，当我们提出中国梦与世界梦紧密相连，提出中国要与世界各国联手打造命运共同体的时候，我们就走向了在全球治理的格局中提出中国主张、引领世界发展的新台阶。2018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增加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三个关于外交政策方面的内容。中国的主张与以往西方国家主张的显著差异在于，我们力图言行一致、力图戒除空谈，走向实际操作。而“一带一路”正是这种务实精神的鲜明表现。“一带一路”背后蕴藏着中国对于国际关系的全新理解，是一个超越零和博弈范式的新体系。^[136]互利共赢的国际关系通过规范化的沉淀，成为一种法治结构，逐渐提升国际社会的法治水平，为世界的公正、合理、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本文编辑：温长庆）

China’s Thoughts on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in the New Era

He Zhipeng　Du Qing

Abstract:China’s thoughts on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in the new era is an institutional thought and cultural concept formed in the 21st century.From the diplomatic concept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put forwar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or win-win cooperation proposed by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the basic strategy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 put forward by China has a strong historical heritage.It also has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This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thought emerged fro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has had a clear inheritance relationship with the diplomatic ideology and international law awarenes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but it also captured the excellent results on international law by states.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Marxist world outlook and methodology,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systems that evok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safeguard Chinese interests,and promote world progress are brewed.On the one hand,it profoundly and unambiguously reflects China’s position in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for its own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international identity.On the other hand,it also indicates China’s concept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structure of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It takes independence and equality as the bottom line and starting point,uses the principle of diversity and coexistence as the principle of interaction,uses fairness and effectiveness as the mode of action,takes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results as the ultimate goal,clearly reflects and takes the initiative to lead the new state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and proposes a series of new ones.Concepts and new programs have provided Chinese wisdom and Chinese power for world development.

Key Words:New Era of China;International Law;the Thoughts of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注释】

[1]本文的研究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提升中国话语权与国际法律制度变革”（16JJD820010）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文化自信与话语自觉的比较研究”的支持，特致谢忱。

[2]何志鹏，法学博士，“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都青，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3]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以下简称“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报告的摘要版参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报告摘登》，载《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9日第2～3版。

[4]“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6～47页。

[5]何志鹏：《国际法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5～38页。

[6]车丕照：《我们可以期待怎样的国际法治？》，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4期。

[7]钱静、肖永平：《全球治理视阈下的国际法治构建》，载《学习与实践》2016年第11期。

[8]James Crawford，Brownlie’s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8th 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371-372；Jan Klabbers，International Law，2nd e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7，pp.48-49；Malcolm D.Evans，International Law，4th 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p.170-171；Peter Malanczuk，Akehurst’s Moder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Law，7th ed.，Routledge，1997，pp.39-41.

[9]谭再文：《三大国际关系范式的理论构成及其与中国传统理论模式之比较》，载《国际观察》2009年第4期。

[10]徐崇利：《新兴国家崛起与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以中国的路径选择为视角》，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

[11]王立君：《世界格局的新变化和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载《江淮论坛》2016年第2期；秦亚青：《国际体系转型以及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延续》，载《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4期；杨毅：《战略机遇期的中国国家安全》，载《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4期；杨洁勉：《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载《国际问题研究》2003年第2期。

[12]对于这一问题的研讨，参见赵可金：《大众的反叛：第三波民粹化浪潮及其社会根源》，载《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1期；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民粹主义》，载《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1期；林红：《当代民粹主义的两极化趋势及其制度根源》，载《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1期；吴宇、吴志成：《全球化的深化与民粹主义的复兴》，载《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1期；蔡拓：《被误解的全球化与异军突起的民粹主义》，载《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1期；佟德志：《解读民粹主义》，载《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2期。

[13]唐永胜：《国际体系变迁与中国战略选择》，载陈国平、赵远良主编：《国际体系变迁与中国战略选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2～77页。

[14]中国对国际形势、对国际法的认知、理解、参与是在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剧烈运动中、在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的激烈斗争中不断成熟、发展、变化、更新的。参见赖骏楠：《国际法与晚清中国：文本、事件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17页。

[15]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56、190～192页；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中国工人出版社2012年版，第44～53、254～272页。“甲午战争以后，由于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使原来以著书立说为主的变法维新思潮，迅速形成具有一定群众性的变法维新政治运动。”参见陈旭麓主编：《中国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19页。正是因为有一系列的挫折和惨痛经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会成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最伟大梦想。

[16]曾涛：《近代中国与国际法的遭逢》，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17]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版，第25～27、198～203、248～254、517～521页；郑谦、张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76》，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0～102、367～373、377～382页。

[18]21世纪以来，中国在外交领域推进多边主义，在联合国、区域和周边层面的外交上深入参与，大力推进、建立互信，发展经济合作，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逐步融入国际体系。齐鹏飞：《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83～492页。

[19]阎学通：《借鉴先秦思想创新国际关系理论》，载《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3期；阎学通：《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0]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03、212页；有关分析参见王日华：《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5期；余丽、董文博：《孔子国家间道义思想与当代国际关系建构》，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21]李零：《〈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2～24页。

[22]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2、46、92页。相关分析参见阎学通：《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包天民：《孟子与世界秩序理论》，载《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3期。

[23]阎学通、黄宇兴：《〈战国策〉的霸权思想及启示》，载《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4期。

[24]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页。

[25]何波：《论中国古代对“夷狄”的教化观》，载《民族教育研究》2000年第3期。

[26]周宁：《天下辨夷狄：晚清中国的西方形象》，载《书屋》2004年第6期。

[27]Phil Williams，et al.（ed.），Classic Reading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nd ed.，Wadsworth，1999，pp.18-20，222-230.

[28]杨泽伟：《国际法史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96～110页。

[29]邓小平：《结束过去 开辟未来》，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295页。

[30]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72～1475页。

[31]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页。

[32]毛泽东：《否认一切卖国外交》，载《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页；毛泽东：《中国政府和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载《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16页；毛泽东：《大国小国应当平等相待》，载《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34页。

[33]毛泽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载《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63～176页；毛泽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载《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77～196页；邓小平：《和平共处原则具有强大生命力》，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6～97页；邓小平：《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1～283页；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载《人民日报》2014年6月29日第2版。

[34]《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28、231～232、256页。

[35]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载《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下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45～355页；关于背景及影响，参见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三卷1966—1976）》，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204～205页。

[36]曾令良：《推进国际法理念和原则创新》，载肖永平、黄志雄编：《曾令良论国际法》，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93页。

[37]“以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的目标考察，国际法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路径。”谢海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国际法的发展》，载《法学论坛》2018年第1期。

[38]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与国际法的价值观相符合，体现为人本意识、合作意识和共进意识三个层次，以维护或推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其最高宗旨。黄德明、卢卫彬：《国际法语境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载《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4期。

[39]罗欢欣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倡导“命运不可分”的世界整体观和“以世界观世界”的方法论，是扼制分裂主义思维的有效进路。它将国内与国际问题加以综合，将国家利益与人类整体利益、长久利益视为一个共同体，丰富了利益表达方式。罗欢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国际法的理念创新——与“对一切的义务”的比较分析》，载《国际法研究》2018年第2期。

[40]“国内与国际问题相互交融，民族与宗教、核危机、生态环保、大规模移民、恐怖主义等各类冲突在全球化深入的背景下，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趋势。”罗欢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国际法理念的创新》，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2月7日第5版。

[41]李赞认为，作为新时期中国外交事务的重要指导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蕴含着深刻的国际法思想与内涵。它基于主权又超越主权的国际社会本位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思想基础。李赞：《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原理与路径》，载《国际法研究》2016年第6期。

[42]龚柏华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国际法原则的综合和升华，但又要靠具体的国际法规则落实和保障，所以需要共商共建共享。共商是国际法治的民主化，共建是国际法治的共同义务，共享是国际法治的追求目标。龚柏华：《“三共”原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基石》，载《东方法学》2018年第1期。

[43]刘志云、刘盛：《基于国家安全的互联网全球治理》，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44]杨剑、郑英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新疆域的国际治理》，载《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4期。

[45]张彪：《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政治经济意义》，载《学术界》2015年第11期。

[46][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47][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潘亚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93页。

[48]《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58页。

[49]《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8页。

[50]当代中国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49年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553页。

[51]《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

[52]《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53]《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136页。

[54]《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页。

[55]肖娴：《刘少奇外交思想与实践研究（1949—196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2页。

[56]《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3页。

[57]当代中国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54年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674页。

[58]《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91页。

[59]《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9～151页。

[60]《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167页。

[61]《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62]《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77～196页。

[63]《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213页。

[64]《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70页。

[65]《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12～120页。(https://www.daowen.com)

[66]《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51页。

[67]《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79～93页。

[68]《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12～421页。

[69]肖娴：《刘少奇外交思想与实践研究（1949—196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7页。

[70]《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页。

[71]何志鹏、孙璐：《大国之路的国际法奠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义探究》，载《法商研究》2014年第4期。

[72]何志鹏、孙璐：《中国的国际法观念：基于国际关系史的分析》，载《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刊》第5卷。

[73]何志鹏、孙璐：《国际法的中国理论》，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94～95页。

[7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1页。

[7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7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3页。

[77]《在会见日本国际贸促会访华团时邓小平倡议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希望新秩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超级大国和地区性的霸权主义及集团政治非约束不可》，载《人民日报》1988年12月3日。

[78]李文、沈予加：《论邓小平外交思想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指导意义》，载《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2期。

[7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80]习近平：《共倡开放包容 共促和平发展——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5年10月23日第2版。

[81]黄进：《习近平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思想研究》，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5期。

[82]资料来源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18cpcnc/2012-11/17/c_113711665.htm，下载日期：2017年11月26日。

[83]资料来源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18cpcnc/2012-11/17/c_113711665.htm，下载日期：2017年11月26日。

[84]《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合理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载《人民日报》2015年10月4日第1版。

[85]《习近平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强调：坚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确方向 促进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载《人民日报》2015年9月23日第1版。

[86]A.H.Maslow，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Psychological Review，Vol.50，1943，p.370.

[87]A.H.Maslow，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NY：Harper，1954.

[88]国内也有学者将社交需求表述为爱与归属，参见胡家祥：《马斯洛需要层次论的多维解读》，载《哲学研究》2015年第8期。

[89]何志鹏、孙璐：《国际法的中国理论》，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34～135页；胡家祥：《马斯洛需要层次论的多维解读》，载《哲学研究》2015年第8期；姚顺良：《论马克思关于人的需要的理论——兼论马克思同弗洛伊德和马斯洛的关系》，载《东南学术》2008年第2期。

[90]何志鹏、孙璐：《国际法的中国理论》，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35页。

[91]何志鹏、孙璐：《国际法的中国理论》，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36～137页。

[92][美]卡伦·明斯特、伊万·阿雷奎恩-托夫特：《国际关系精要》，潘忠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8页。

[93][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38页。

[94]何志鹏：《国际法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95]何志鹏：《国际法治何以必要——基于实践与理论的阐释》，载《当代法学》2014年第2期。

[96]车丕照：《国际法治初探》，载车丕照主编：《国际经济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66页。

[97]何志鹏：《国际法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2～57页。

[98]资料来源于http：//www.un.org/zh/ruleoflaw/，下载日期：2017年11月24日。

[99]UN，A/RES/67/1.

[100]何志鹏：《国际法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8～63页。

[101]资料来源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18cpcnc/2012-11/17/c_113711665_6.htm，下载日期：2017年11月26日。

[102]资料来源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12/c_118113455.htm，下载日期：2017年11月26日。

[10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10月24日）》。

[104]曾令良、冯洁菡主编：《中国促进国际法治报告（2014年）》，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105]曾令良：《国际法治视野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5期；曾令良、冯洁菡主编：《中国促进国际法治报告（2014年）》，武汉大学出版社，第2页；赵骏：《全球治理视野下的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

[106]资料来源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18cpcnc/2012-11/17/c_113711665.htm，下载日期：2017年11月29日。

[107]黄进：《习近平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思想研究》，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5期。

[108]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6月28日），载《人民日报》2014年6月29日第2版。

[109]习近平：《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第2版。

[110]王毅：《中国是国际法治的坚定维护者和建设者》，载《光明日报》2014年12月24日第2版。

[111]《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8～49页。

[112]《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8～49页。

[113]《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21页。

[114]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1963年5月），载《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15]资料来源于http：//www.mod.gov.cn/affair/book.htm，下载日期：2017年11月26日。

[116]《第65届联合国大会中国立场文件》，资料来源于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zcwj_674915/t751978.shtml，下载日期：2017年11月26日。

[117]曾令良、冯洁菡主编：《中国促进国际法治报告（2015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02页。

[118]《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王民大使在第66届联大六委关于“国内和国际的法治”议题的发言》，资料来源于http：//www.fmprc.gov.cn/ce/ceun/chn/zgylhg/flyty/ldlwjh/t865157.htm，下载日期：2017年11月26日。

[119]何志鹏：《国际法治中的全球共识与中国贡献》，载《光明日报》2015年5月13日第14版。

[120]何志鹏：《国际法治的中国表达》，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

[121]傅攀峰：《第十二届国际法论坛“国际法治与全球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国际法研究》2016年第1期；何志鹏：《国际法治的中国表达》，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

[122]“和平共处”这一概念的公认翻译是peaceful coexistence，但笔者认为，中文的“共处”一词在含义上不仅包含“coexistence”（共存），而且有interaction（互动）的含义。如果这个理解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当初中国提出这一原则的态度就比单纯的“共存”要积极一些。

[123]邓小平：《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06页。

[124]对于这一问题的初步探索，参见何志鹏：《国际法治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的全球治理视角》，载《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5期。

[125]《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资料来源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3/28/c_1114793986.htm，下载日期：2017年11月29日。

[126]《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013年9月7日）、《共同建设“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3年10月3日），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87～290、292～295页。

[127]《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的开幕词）》，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06～516页。

[128]资料来源于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0414/c1001-29209934.html，下载日期：2017年11月29日。

[129]《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资料来源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3/28/c_1114793986.htm，下载日期：2017年11月29日。

[130]何志鹏、孙璐、王彦志、姚莹：《国际法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346页。

[131]何志鹏、孙璐、王彦志、姚莹：《国际法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349～350页。

[132]何志鹏、孙璐、王彦志、姚莹：《国际法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346页。

[133]曾令良、冯洁菡主编：《中国促进国际法治报告（2015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2页。

[13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7页。

[135]曾令良、冯洁菡主编：《中国促进国际法治报告（2015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2页。

[136]刘志云：《国际法重塑中的“中国道路”》，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2月4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