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诗大异其趣

屈原的政治文学《离骚》，辗转复沓，怨艾悱恻，读之有心力交瘁之感。里面充斥着美人玉女、芳草佳人的意象。梁启超以为，屈原苦求不得、朝思暮想的美人形象，只是一种代数符号，倘非如此，屈原岂不成了一个拈酸吃醋的疯子。

梁氏爱之深，护之切，倒也难怪，但也不尽然，若纯系代数符号，何不将美人换为虎豹禽虫、月桂夜莺呢？

郭沫若则不然，他的《离骚》译文窃以为是解骚诸家里面最为通畅的一家。他的生发点，则与梁氏解骚形成鲜明对比，他所强调的是屈原的性心理，解“国乱流其鲜终兮”，他干脆翻成：本来是淫乱之徒，活该没有好结果。定“乱流”为淫乱，也只在郭氏笔下方可见到。(https://www.daowen.com)

郭沫若说：“屈原好像是个独身生活者，他的精神确实是有些变态……读他的《离骚》《湘夫人》……等作品，不能说没有色情的动机在里面。”（《郭沫若文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梁启超虽然“笔锋常带感情”，也是一个典型的性情中人，但在男女事上，究竟谨悫。他曾为徐志摩陆小曼证婚，于婚礼上斥其二人离婚再婚的随意性，“引经据典地大训大骂，志摩面红耳赤，就是旁人也觉得不好意思”（梁实秋语）。这就难怪他替屈原回护了。而郭沫若感情外向，行为放诞，两者都各以己意出之，故对历史事典的感受也大异其趣。这也大概就是“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吧。郭老的《炉中煤》尝谓“我为我心上的人儿，燃烧到了这般模样”，大学中文系老师解为热恋祖国的象征，也是多事，郭氏有知，必不同意，姑娘就是姑娘，观其解《离骚》，个中三昧可以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