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本胡适传

两本胡适传

读唐德刚先生史论，叹其文笔如崇山长河之雄隽以外，实在也同时等于读哲学文学之名著奇书，其引人入胜，览之每唯恐纸尽。

唐德刚先生头脑之冷静，连类之丰饶，眼光之敏锐，记忆之可惊，会合为一种老吏断狱之能力，正像孙福熙介绍顾颉刚《古史辨》：“我们当留意顾先生如何的对待、如何的取舍，他是很能用科学的方法的。”至德刚先生则将此“科学方法”推到极致，诚为当代史学的绝品。若非其作品本身，于史学界的平庸、昏昧，作一种有力的矫正，那些“史学工作者”“江流石不转”般不动心的迂阔之作，尚不知将伊于胡底。

胡适之，世界文化名人。海外暂勿论，仅在国内，差不多一个世纪几代人，他都是一个硕大多边多义的文化象征。他的一生“在在都被千万只眼睛注视着”。他生活、著述的言行，薄物细故式的小故事，唐先生说“在报章杂志上不是头条，也是花边”。那还了得吗？

奇怪的是，唐先生那本最直接、最省净、最详略得当的《胡适口述自传》出来后，不特唐先生，就是读者也深感胡适的自述内容、思想无甚新鲜，虽然“访旧半为鬼”，并不“惊呼热中肠”。但出乎意料，《胡适口述自传》问世以来，无疑已成为史学探索的旷世奇书。这是为什么呢？说来也简单，那就是德刚先生为自传的每一章所写的较原著质量大大超重的注释。

唐德刚注胡适、钱锺书注宋诗，论精核，至少与刘孝标注《世说新语》、裴松之注《三国志》平起平坐；在开辟新境，关乎人文根本观念方面，那就还有过之。有趣的是，注刘义庆的刘孝标、注陈寿的裴松之都是南朝人；唐、钱二公问学、立言的时间也大致相同。

所以，1970年代的海外史学界，即盛称“先看德刚，后看胡适”，这等于说，买椟还珠，欲罢不能。传与注成一不可分割的整体，就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而言，注释部分的分量，怕还远出传文之右吧。如与胡适密切相关的白话诗、白话文、问题与主义、实验主义、罗素、杜威、文学革命、新乾嘉学派……种种影响社会甚深甚巨的文化观念的得失，如谓在胡适那里，还只是一种争论不休、好歹高下轻重悲喜未定的雏形，到了德刚先生手上，即已锤炼至得失分明、价值清楚、来龙去脉条理井然的命题，也可以说，胡适引发的文化震动是“镜中衰鬓已先斑”，德刚的注释却像一味还魂草，而令“病树前头万木春”。换言之，胡适好比“结绳记事”惹下的种种大意与错觉，皆由德刚以“进化的文字”来整个地收拾归置。(https://www.daowen.com)

李敖写《胡适评传》，很有一番自负，他这本书，是把胡适的身世、活动、游学、交际的脉络，以及胡氏基本思想形成的轮廓搞清楚了。唐德刚的《胡适杂忆》《胡适口述自传》则不特搞清楚胡适本人活动及思想，而且把时代的思潮、风气、胡适为中心的学术趋向的得失、疑问一锅而烩之予以解决。

在众多的胡适传记中，李敖那一本也算是秀出班行的。李敖出手极快，运用资料，取舍自成一格，他腿脚麻利，腾挪得法，扣纵有序，看去条理清晰，然其优势亦仅止于此而已。李敖自称除了要画胡适的像，还要画那个时代的大舞台，及主配角、众生相；但拿去跟德刚一比，就看出李敖的自吹自擂。德刚笔下的胡适，那才真正是笼盖四野，“风吹草低见牛羊”，仿佛多层火网，立体攻略，子母连环，无使遁形，而境界全出。李敖描绘传主，仿佛撒豆成兵，来势吓人，但力量有限，虽中靶，不致命；唐德刚的笔墨，则似内家大师出拳，招招无虚，包含千钧之力，两者差异若是。

放在一起货比货，两书同以“注”见长，但李敖的注释是在资料面前止步，平铺直叙徒有量的增加，偶有见解，也只是开玩笑自娱；唐先生的注释则大见创辟之功，形式既新，内容尤饶思辨的伟力。总之，李传灵活而浅，唐传灵动而深；李传跳，唐传稳；李传狭，唐传广；李传硬，唐传活；李传白而易，唐传雅且劲；李传适见粗硬零碎，唐传恰显深谋远虑。

再者，李敖的胡适传出语口无遮拦，仿佛两小儿打架，在家长处争功，对事物缺少深入感；他所叙评的胡适，苍白干瘪，直是《录鬼簿》上的剪影，那是章学诚指斥的那种“史守掌故而不知择”和“昧于知时”者流。而在唐公笔下，则充溢悲天悯人的胸怀，语重心长的立意，求实存真的作风，这样传主自然有血有肉。值世局浮沉之际，唐公阐释的文化用心，更具有衔接今昔的现实意义。

（《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著，华东师大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

《胡适评传》，李敖著，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