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德刚先生的史学著作，是著述界的一个异数。在他笔下，远古的所传闻世，近古的所闻世，当代的所见世，枝柯交搭，轰然洞开，他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对中国文化精髓的再发现而不伤及精髓，疏浚史事的同时提供一个精神支柱。他设法挖掘事件表层之下的深层结构，透析近代社会在冲突崩离中的整体性创伤，其间充满独创性的阐释洞见与判断。正如文明史的思想巨子一样，不特求证历史，同时也是极具深度的哲人。

多年来的史学界与整个文化界一样，教条浸淫，盛行贴标签、颂痞棍，导致公式化、脸谱化，不特其所论内容与事实相悖，与事实无关，就是行文本身，也鄙俗僵硬，求新知则全无，论假恶则有余，文字大而空，文气寡而恶，读之索然。是故新史之作，可谓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

唐德刚先生著作陆续推出，史学界多年因各种心理背景而造成的附会聚讼遂得扫荡清理。先生以史实的背景交错及其来因与去果纵横组织，达成叙录与考证而树史实之躯干；随时不避说明与推论，凡此皆如撒盐于水，筋摇脉注，枝动冠运，史实遗髓，思想真蕴，遂成一组织妥善之体系。一般史学著作，文字技术能与学识经验相副相得，已是凤毛麟角、谢天谢地了。德刚先生落笔，无论他怎样驱遣——《胡适杂忆》是以注释形式出之，《胡适口述自传》则综合胡适为轴心的社会文化情形，调和鼎鼐，《晚清七十年》以导论连环结构扣紧、散开、收束、放射，仿佛繁密的野战群，而表达之得心应手，全然如臂使指，总体上议论周匝，文字雅健，气骨雄深，华藻与朴茂，叙事与隐喻，考证与分析，往往天然融贯一体，无论怎样的繁征博引，最后俱归于题中，若控六辔然。古与今，国际与国内，人物遭际心理，种种繁密材料及其包隐之事理，无不丝丝入扣照顾得条理秩然。谣谚、训诂、掌故、史事，措置学术观念，政体优劣，远如秦汉古希腊，近如一二年前时事政治所抽绎的熟语俗话，百花招蜂般吸附在他笔下，左右逢源。先生最喜议论，每有所出，皆与材料紧扣，令人读之顿觉不得不然。至如涉笔成趣，每能贯穿如《晚清七十年》这样的多卷本巨著，余味曲包，笔力始终不稍衰。读先生史论，叹其文笔如崇山长河之雄隽以外，实在也同时等于读哲学文学之名著奇书，其引人入胜，览之每唯恐纸尽。在唐先生手上，可谓变掌故学为历史学。晚清近代掌故学极为发达，息影之遗老官僚、纵横文界的副刊圣手、灌园抱瓮的党人、新旧政客……笔记、杂札之作，无虑数百十种，危乎殆哉！然而，荆棘野卉乱花迷眼，倘无系统的眼光、博大的史识加以去芜存精、升华利用，则颇多掌故也唯有“不才明主弃”，流于自生自灭一途，而唐先生的史论运用掌故之精妙实属罕见。热门掌故赋予新意，冷落者他也细加推求，至位置经营找到落点，令人顿生非它莫属之感。

这当中，可见其鉴别判断发挥之能力已非前人所能及。尤其如先生直接主持顾维钧、李宗仁等民国史关键人物的口述历史，此事为现代史学的绝大创辟，其历史观较同行倍觉深切。诸多掌故在他安顿驱遣之下，早已超越但博听者一时好奇之格，而臻登堂入室之境，偶然性如何影响历史的？必然性又是何等的宿命？因这方面的原因而不致以薄物细故视之。包括众人视为当然的平淡无奇掌故，一经唐公抉发得失，遂为主体综合研究之一分子，仿佛事过境迁的雪泥鸿爪。原来它同我们今日如是的人生，有剧烈牢固而直接的联系呢！

职是之故，唐体文辄有一种魔力，升降沉浮，起落自在，指挥如意，一切吾侪心中微有所感、朦胧成象的依稀观念，俱见之于先生笔下，清晰、立体、宛转、淋漓尽致，文字驱遣的鬼斧神工，唯释家“不可思议境”差可形容，读者又岂能不于展卷之余为之浩叹而生无限的感慨呢？

先生文笔驭控自如而造成的“撒野”的功夫，丝毫没有散漫脱节的毛病，纵笔题外而时时顾及中心的遥控手段，如大诗人所造设的“陌生化”效果，意料之外，又无不在情理之中。其间所包含的道心微意，对历史因素的妥帖把脉，对历史因革过程专制极权的透析，对民主思想于社会个体关系升降的议论，非但不是那种婢女般为人操纵颠倒黑白的“历史家”所能望其项背，也远非那种几十年如一日自说自话“永远正确”，却永无真知灼见的“历史家”所能企及。或谓一切历史均是当代史，只是形象说法而已，唐先生却真正驱近事今事入史，其融贯的自然，历史因果关系、内在事理的推求，俱不能不令人念及近代以至今日政经的当务之急。(https://www.daowen.com)

《晚清七十年》可以说是同类著作中的万选青钱，其卓越的史识与文章功力可谓两臻绝顶。他的好恶抑扬是我辈在当代学术著述中见所未见的大开大阖，这自然有赖于他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的深郁素养，也有赖他究天人、通古今的大史家的天赋手段，这一切，乃以民权、平等、自由、人道生命尊严的普遍价值观为底蕴，以此为进步、国家存在的道德基础。这也是唐先生对古典人文元素和现代人本精神的综合把握，故其抑扬好恶，即使有爱则加诸膝恶则坠诸渊之处，也总能恰如其分、充溢辩证精神，将公是公非融汇在浩瀚磅礴的文笔心境中。

设若史家对历史发展的轨道与脉络有大致相同的把握，而难分高下，却在评骘史事演变的契机与个中曲折方面有所分别，那么，水准的高低，也即可在此际见出。如近现代交汇之际开启民智、深切擘画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伟人孙中山先生，评定他的历史作用和思想深度，虽不免千差万别，但也有别具用心的噪音。除此以外，更有“板板六十四”“二百五”“矮人观场何所见”，流于庸俗的价值观不能自拔。曹聚仁就是这一类人的代表。他说：“孙中山把《三民主义》《建国方略》说得天花乱坠，结果，国民政府的黑暗政治，比北洋军阀时代还不如。而贪污程度，远过于当年的交通系，对政治完全失望，也是民初人士所共同的。”（曹聚仁《鲁迅评传》23章）这样的结论，也可谓惊世骇俗了！但它等于说，钟馗打鬼，鬼的出现鬼的增加，全该钟馗负责一样，实在不可理喻了。观此心态，不客气地说，这就是曹先生乡愿的一面了。

曹先生无疑是文史大师，但读他的著作，尤其是六七十年代居香港时所写，多处不免予人苏东坡之叹：世间事忍笑容易，读王祈诗不笑为难——因了曹先生的理想化、幼稚冬烘，因了他的“距离产生美”，因了他的一厢情愿、他的乌托邦情结，我们也真个是“读曹聚仁不笑为难”！他这一类时时跳出的论点，实在是解剖很不中腠理，虽饮水而冷暖却不自知，只好叫人大摇其头了。

唐德刚先生不同，他在《晚清七十年》中也曾对孙中山性格中倔强的因素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详加厘正；但在总体上，即于人物的关键之点的把握，却有远远超出曹聚仁的深湛眼光。他说：“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最高层领袖中，凤毛麟角的modern man，是真能摆脱帝王官僚传统而笃信民权的民主政治家。”唐先生认为，孙著《民权初步》的重要性还在《建国方略》《三民主义》之上。他举孙中山亲自动手翻译一本议事规程的小书为例说：“就凭这一点，读史的人就可看出中山先生头脑里的现代化程度便远非他人所能及。”（《胡适口述自传》四章注第四条）

诠释、贯通，举凡史事之大脉络、大关节，尤为功力所萃。褒贬之间，精见亦随之涌出，倘无析理鉴别之力，则曲笔偏浅，评骘走样，那就失真误事了，同时离信而征之旨遂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