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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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当代史家保罗·科利，在论述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时尝指出，杰出史家须努力去完成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即复活历史。因为人类经历的真实的过去只能是一种假定，即我们不可能倒回时光、接触往事。史家的努力是什么呢？即在复活往事的过程中将理解和解释融为一体。职是之故，史论的目的是获得知识，这种知识又非死的知识，而是“在因果链的基础上，在终极关系、意义及价值的基础上获得有条不紊的观点”，这里面，又包含了“作为史家的主体确立了他所再现的往事与他本人现在方面的联系”（《法国史学及史论的贡献》第48页）。

洪秀全死去一百多年，记述论析演绎讨论歌颂他的文字何啻堆垛成山，不知凡几，拔高者则誉为天神领袖，高大巍峨，金刚光明；毁之者则定性为贼子狂人，备加斥骂。晚清前后，太平军尽管祭起民族斗争的大旗，最终仍为曾国藩的湘军所削平，盖其所谓大旗，只是一种幌子而已。其败于骄纵，败于奢富，败于以国事逞私欲，败于荒淫残暴，原因尽多，而其将那非驴非马、似通非通的宗教与本土迷信心理相嫁接，而产生的洪家天主教精神怪胎，妄欲以天兄天父欺信天下愚民，叫人讨厌不已，只是自觅死路的作为。天下有识之士，大有此公得势，斯文扫地之感。自然对他们望望然而去。反而曾国藩之徒，服务清廷，很奇怪地收束了一定的文化自尊心。但是要作国家现代化的努力转型，自二者又如《儒林外史》所说“戴着斗笠亲嘴——差着一帽子呢”。种种世事俱令人齿冷，时势要求知识分子站到时代前列从事全新的革命实践，此辛亥党人知识分子所以伟大。

唐先生如此解析洪天王——

“洪、杨一伙实在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社会转型期中的第一批从事转型的先驱，只是这批乡下哥哥，草莽英雄，知识太低，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在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运动中的历史作用，而做了个蚍蜉撼大树的造反小顽童罢了。”（《晚清七十年》，二卷，第71页）

“太平天国运动最大的致命伤，实在是他们一知半解、却十分自信，而万般狂热的宗教，兴也由他，败也由他。”

“洪秀全天王是有他的一套的，但其人毕竟只是一个专制时代三家村的土塾师，没学问，更没有文采，所以他在广州屡试不第。”（第34页）(https://www.daowen.com)

唐先生严厉地下重墨笑骂洪秀全作为失意怨愤的小知识分子，舍“正途走偏锋”，做了“皇帝”之后，以强不知为知，推行个人臆断而误尽苍生，晚年更猜忌多疑，杀尽功臣，直至心理变态，嗜欲好色，秽乱春宫……其愚可哂，其狂悖不可疗。他剖析这庞大的历史悲剧，却也承认，太平天国运动发生的现实性——相对于晚清的气数已尽，最后落实到机运和智慧上来定位：

“有智慧而无机运，则哲学家之幻想也；如有机运而无智慧，身在其位，而识见不能谋其政，则误国误民，问题就大了。”（第28页）

中医讲“精气神”，唐先生讲“气数”，乃是以科学数据为基础。故其整部论述，顾及方方面面，人口过剩，民穷财尽，民不畏死，周期内乱，以及“国家强于社会”的当时社会实情。由这种种方面，以不同的视角缕出正在变化中的社会的要求和动荡。他对理性和进步抱有极深的期求，用以证明社会是一个生长的有机体，如是而寻求动乱的根源，极为可信可征。

历史往往以冰凉的统计数字出现，而在冰凉的数字后面，不知隐藏着多少活生生的生命的辛酸故事。唐先生的如椽大笔，就有力量将数字生命化，将概念现实化，因而极具震撼力。

在地球村日益缩小，信息传播日益加速，人类事务日益全球化的新纪元，任何国家、社会、个人的行为，在文明社会里都须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闭关自守地自虐或虐他的阴晦期应尽早扫却，这是国际大环境发展的总趋势，也是世界潮流的顺逆的取向。《晚清七十年》逶迤连绵的文字起伏，也导引出这样的价值圭臬。

唐德刚先生不仅是思辨、考辨的大师，他更强有力的方面在于，善于把他的历史见解带进人的生活，与人的生存状态活泼泼地结合起来，在多头绪而又极清晰的考辨中，辅以现代思维，其间包括对以十九、二十世纪为中心，辐射文明全史的各种政治思潮各种意识形态体系，以及民族国家、势力集团复杂矛盾的通透解析。如此而以他那跳脱活泼旺盛鬼斧神工般的叙述语言出之，其效果就如钱锺书论《史记》时说“解颐语能撮合茫无联系之观念，使千里来相会，得成配偶”。讲中华数千年帝国到民国时期的转型，他笔涉现当代历史人物，举某人不刷牙的习惯，谓“他的私生活，小事也。但是，朋友，见微知著嘛，这项社会学上的微观法则，却能替我们解决无数大问题呢！”先生并为辛亥以还我国错过历史机遇，未能在历史三峡平安“出峡”而叹惋。对后世轻易放过千载难逢的历史机运，他说：“当年的孙中山，哪有此机运，国父他老人家如今泉下有知，在紫金山上，恐怕把棺材板都踢破了呢！”类似涉笔成趣之处，多到不可胜数，而其心情愿景，自在字里行间徐徐带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