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旧时代，报纸上那种浅易文言随处可见，而真正堪称纯正、名下无虚的，是著名记者陈布雷那支虎虎有生气的妙笔。他于1926年3月12日上海《商报》撰写《中山逝世之周年祭》，尝谓“岁月迁流，忽忽一星终矣。国辱民扰，世衰道歇，山河崩决，莫喻其危……虽然，吾人之纪念逝者，其所奉献之礼物，岂仅鲜花酒醴、文字涕泪而已乎”，即可见一斑。陈先生天纵奇才，又加以文言功底深郁，真积力久，根深叶茂，发而为文，必有可观之处。大学者王力（了一）先生对他也甚为叹服，以为“他的文言文是最好的”。
知识分子常常是文弱书生，在抗战期间的重压之下，情形就更其不堪。像陈布雷，“他的身体很坏，用脑过度，面孔上常摆着苦恼的形象”（《张治中回忆录》）。到他的身体已是风中残烛的时候，走几步路都虚汗频出，可是他的心里，仍担心“心无空闲，夜无安睡，而工价大事之贻误，又何堪设想？”张治中在成都带他逛街，买小吃慰劳，他竟高兴得像小孩。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全民抗战的声明：“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为陈先生手笔。他这样一个极为自信的学者，后来竟堕入极度的失望之中，服用过量安眠药自尽，结束了雄奇而又委屈的一生。
然而，还是有相当多文人苦中作乐，苦况中寻觅苦趣，精神独立于乱世之外，并坚持著书立说。钱锺书，1939年，二十九岁时，赴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为时约两年。在此期间完成《谈艺录》初稿的一半，以及《围城》的布局、构思。1941年暑假辗转赴上海，时值珍珠港事件，散文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由开明书店出版，1944—1946年，写《围城》。其困顿于上海沦陷区时期的经历和情绪，对《围城》题旨和书名的确有重要影响。他在湖南偏僻小城期间，常得鸡蛋烧食之，而以为美味。
老舍在重庆的住所多老鼠，老舍遂命曰“多鼠斋”，在这里，他写下长篇小说《火葬》《四世同堂》一、二部和话剧《桃李春风》《张自忠》《王老虎》等大量作品，与抗战有直接关系。而1938年初，张恨水辗转到了重庆，为《新民报》主笔，主编副刊《最后关头》。抗战胜利后，他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抗战胜利”勋章。其间，他写了寓言式长篇小说《八十一梦》，形式很“先锋”。和他的大量时评一样，深沉而犀利，不免触及权贵，甚至引来军统过问。
长沙临时大学迁往南岳之际，正是兵荒马乱的时节，冯友兰就吴宓的诗“相携红袖非春意”开玩笑，闻一多因此写了一首打油诗有谓“吟诗马二评红袖”云云。
这些生活细节，包括民众的更多生活滋味，在重庆《新民报》的副刊圣手笔下，表现得出神入化。这是一种特别的文体，备受读者欢迎，它的作者，乃是副刊名家程沧（程大千）。民国时期，军队在向现代军人转进，谋臣如雨，名将联翩，而报界的副刊名家，也是奇人辈出才情四射。
程大千先生的名作是《重庆客》，他的小说语言很奇怪，和当时的名报人如张恨水、张慧剑等有所区分。恨水的行文，是极从容悠缓的，像大江大河，浩浩荡荡整体推进。和鸳鸯蝴蝶派的哀感顽艳更是两路，和左翼青年的恶俗欧化更是颇不相类。程先生的行文，则简捷爽利，有些欧化的影子，但这种欧化，是善性有节制的，好像是点到为止，因此在句法的安排上有清新的洋味，而在字词的选择上，又将旧文学词汇的生命力与当时的新词杂糅合用之，强弱巧拙的分寸感极得体，造成一种醒豁得力的句法效果。在转折过渡的叙述上，甚至加入了政论时评的诘问与点染，故其整体效应，像陶诗一样，是有篇又有句，因此，篇幅有限，而容量奇大。《来凤驿》寥寥千把字，写了战争时期人心的流变、情感的出位、发国难财者的影子，朦朦胧胧，影影绰绰，有点神秘，又有些清晰，像模糊的铜镜。《十二磅热水瓶》就一个疯汉在路边小店点菜的可笑图景，带出滇缅路这条战时大动脉上的辛酸与悲情。《风雨谈》则以古典散文绘景的手腕，一路迤逦写来，当中融会了小品、时评、调侃诸笔法，随时轻松点染中西典故，然而“战都千万种的不平，都交给它爆炸了”。读之胸臆充溢深重的嗒然。《战都酒徒》则素描几种酒客的行状，从个人的遭际，从清寒的杯底，看出民族的哀乐。这些都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大时代小故事。(https://www.daowen.com)
林语堂先生是有国际影响的大作家，他的《吾国与吾民》，观察角度从军阀、瘟疫、贫困的中国印象中转圜出来，令美国读者大开眼界。其《日本必败论》，后收入《拾遗集》，文长近二万字，发表于《宇宙风》1938年7月。此文注意到的人不多。实则此文有它相当的重要性。文分七部分。一则总论。先从国际经济贸易来谈日本的劣势，着眼在战期的长与短，为胜负之关键。又断言，此战争为两败俱伤，中国若胜，日本固然是失败。即中国不胜，日本亦败。二则论军事。分析日军初期侵略中国的重要交通线，算出总长，算出部署，再得出军力及战斗之消耗，比较双方武器及军火接济。三则论政治。分析日本的暴虐，必定导致其政治的失败，认为南京大屠杀为近代史第一大屠杀，国际知闻。日本轰炸中国平民，为国际上所痛恶。华北及其他地方的政治建设，为抗敌要具，其间也谈到八路军的民众组织的成功。四则论经济，为中国持久抵抗能力，与日本金融财力之互相消耗，力先竭者先输。此节相当详尽，细数日本之军工和商用原料，对国际经济的依赖，公债，准备金……他依据美国报纸及他种媒体的数字，列出日本当时几年中的财政预算，有几十组数字支持他的论点。五则论外交，在波澜交错的各国时局中，分析俄、美、英等国的反应，他称英国外交为事实主义，美国为感情主义，说美国的舆论最为重要，国会受舆论牵制而制定政策，美国民意已知日本若征服中国则为美国劲敌，所以必然来加干涉。最后还有《撮要》等节。要之，眼光远大，论事则高屋建瓴，观察则气势夺人，观点则正大磊落，是可用可读可传的好文章。林语堂论汉奸，有警句：“日本军人开棺将此辈陈腐尸体暴露于世。”知彼辈为傀儡，为政治生活所淘出之渣滓，亦明矣。
周作人那样的情况似乎还情有可原，毕竟保护了大量的图书及文化设备，与血债不沾边。另一些人，就不同了，他们是百计逸出包围圈，去给敌人磕头，完全污染自己的羽毛，都在所不惜。
抗战时期从事情报工作的多为文人，也真是怪了。汪伪特工总部的两个头头李士群、丁默邨，抢着要去管理情报，控制情报系统的也是周佛海，都是诗人、画家、记者、文人，甚至还是大文人，这些是下了水的。他们的总头目汪兆铭，在辛亥革命时期，乃《民报》主笔，一时政论文之雄杰，有文豪之喻。依附者多为政论专才、报纸主笔、大学教授，如林柏生、胡兰成……实际情况是，伪府开场冷清，人才奇缺，百端拼凑，乌龟王八，一时沉渣泛起，这一批人遂得以因缘际会，在乱世中抛头露面，最后为时代的巨浪所涤荡，成为无足轻重的泡沫。
他们选择这样的道路，自身也意识到是一条道走到黑的绝路。政治在飘摇板荡的境况当中，则政治的操作情态极易使人失望，患得患失、夤缘攀附奔竞倾轧既成事实。这就是梁启超所说的“中国今日膏肓之疾，乃在举全国聪明才智之士，悉辏集于政治之一途”。专制政治数千年一贯，而不获转型，致令知识分子在外患突击之际，选择至为混乱。相当一部分智识者中的软脚虾，不思根本改良、卧薪尝胆，乃转投于侵略者的卵翼之下，苟且偷安，既是专制政治之病，也和他们性格的严重缺陷有所关联。
另一面搞情报的，也是一批知识分子。潘汉年，创造社的小伙计，谍海翻滚半辈子。在上海、香港等地领导隐蔽战线的斗争，并做海外侨胞的统战工作，建立华东地下交通线。
关露，左联女作家，电影《十字街头》的插曲《春天里来百花香》，几是她作的词。她肩负秘密使命，在所谓敌伪心脏里，与敌寇周旋，情报、宣传，颇有斩获。他们在敌占区的工作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利用《女声》这样的刊物，巧妙宣传抗日。她也做李士群的工作，李因顾虑多多，在她挑明关系后，也不敢对她不利。
与虎狼狐鬼相周旋，世情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长期要在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环境中摸爬滚打，极易引发误解，甚至身败名裂。所以，潘汉年、关露等的结局都很惨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