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卢沟桥事变，日本大举侵华，知识分子和全体国民一样，顿陷水深火热之艰难岁月。
日本空军常常轰炸中国重要城市，以摧毁军民斗志。轰炸的程度，时强时弱。这和中美空军反击的强弱有关。轰炸是在抗战后期才衰弱下去。此前，人民备受其罪。
法学家萨孟武在重庆时，也为轰炸头疼。一会儿警报响起，跑进防空洞，往往飞机又不来了；有时以为飞机不来，刚刚走出屋子，炸弹就轰然在不远处爆炸。往来反复，神经几乎为之折断。这就是日本人优为的疲劳轰炸。最险恶的一次，南温泉中央政校一排宿舍被炸，萨先生家在内，一些房屋是直接中弹。萨家的房屋全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连晾晒的衣服都炸碎，而“早晨内子买了一条鸡清炖，几碗粗菜，以备夜间过节之用，日军投弹，全部炸入泥土中了，最奇妙的，厨房被炸，而在炉中清炖之鸡固然连瓦钵都飞到地上，却原封不动。小孩们高兴了，叫道今晚尚有鸡吃……”（萨孟武《中年时代》）
联大教授不乏奇人，讲《庄子》的大教授刘文典人多知之。1938年春，他拒绝日本人的威胁，从北京虎口脱逃，辗转抵达云南蒙自。他极有学术威望，深受学生欢迎。刘文典性格耿直，身体语言也很生动，学生们也喜欢和他开善意的玩笑。他呢，对大人物相当倨傲，对学生和他看得起的友人则执礼甚恭。在这一点上，他很像吴稚晖。他醉心学术，不善治家，也无积财，在昆明时，往往弄到无米下锅，才知囊中羞涩。
刘文典国学基础雄厚，自然大有本钱。然性格狷狂，大有深趣。他历来看不起新文学，对新文学中人更有文化优越感。有一次飞机轰炸，刘文典在躲警报时遇到沈从文，一把揪住沈从文的衣襟：“我跑就行了，你不用跑。我躲警报，是为了保存中国文化，你来躲警报，又是为了什么呢？”沈从文极为尴尬，一时无言以对。安徽大学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刘文典全集》附录，收入了关于此事的两三个不同的版本。又说，他看见沈亦跟在他身后跑，乃喝道：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存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跑什么啊。
教授们躲避空袭藏身山坡防空洞。在洞内，他以讽刺沈从文取乐。如遇沈反驳，他也不生气，便不再讲话，只是把头埋在一年轻女教师的怀里，那女教师很端庄，对他们玩笑也不反感。他的全集的附录，确有此记述。当时他讲《红楼梦》，有一青春绰约的女生在桌边专门为他斟茶水。他则从容饮茶，然后像道情一样，一板一眼开讲起来。
大知识分子幕燕釜鱼的情形中，尚有开玩笑的心态，是一种放松的精神状态，是心灵的优胜，其间，也常常包含着文化之评议。
文典如此作为，是不是疯狂呢？是不是自高涯岸呢？不是。只说明，当时国粹有以充实人心，国学地位尚高，古典文学葆有充沛内涵，足以作为精神支柱。那是不是刘文典眼高于顶目中无人呢？也不是，他推崇陈寅恪即见其清醒的人物品鉴衡量。这些事情在表面上看是一个玩笑，或欺侮调笑，实则在内里，它是一种文化象征，一种驱除奴性的自信，也是一种精神基石，即抗衡的力量。他所依恃的，是一种值得保卫的价值，旧典籍中对美和自由的追求，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解释。
心中充实而有光，这不是酸腐，更不是头巾气。
刘文典所极推崇的大历史学家陈寅恪，也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日机常来实施疲劳轰炸，空袭警报兀然而起。昆明同重庆、成都等地一样，城里终日人心惶惶。陈寅恪处之坦然，曾用两个常用成语拈成妙联：
见机而作；入土为安。
机者飞机，入土者，躲避在防空洞里面也。陈寅恪先生曾说“国可亡，史不可灭”，修史“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陈寅恪的史学，为中国现代史学重镇，最具现代性，最有发明意义。他在史识上追求通识通解，在史观上格外重视种族与文化的关系，强调文化高于种族；以诗文证史、借传修史，达致贯通无阻的境界，融会贯注全篇深沉强烈的历史兴亡感；他治史的精神，则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即史魂。没有南下留守北平的文人，大多也独善其身，宁愿衣食无着，也不对敌伪有所谋求依顺。北平沦陷后，齐白石老人闭门不出，在门口贴出告示：“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谨此告知，恕不接见。”其画多有讽刺。
钱穆先生随清华大学迁移到湖南衡阳，时在1937年秋。路过广州时，正值日本飞机轰炸，一市民家正举行婚礼，受祸极惨，肢体炸到树上挂着，以致吃饭时无法下咽。(https://www.daowen.com)
到了云南蒙自时，为避空袭，一群老教授，乃推吴宓“为总指挥，雨生挨门叫唤，结队避空袭，连续经旬，一切由雨生发号施令，俨如在军遇敌，众莫敢违”（钱穆《师友杂忆》。
即便如此，老先生们对国学仍然一往情深，他们的感情是基本的，是下意识的，是原始的，是因父母之邦眷念延续而生发的对先人的感情，是对脚下那古老而永恒的土地的感情，是对先人数千年劳作的尊敬。
以中日两国国力、战力之悬殊，而抗战得以惨胜，因素多多，而文化人的坚忍努力，有如水泥中的钢筋，星空中的明月，作用在支撑和照明。
一个专制的日本，是东亚乃至世界不稳定的根源，是对东亚乃至世界和平的巨大威胁。一个民主的中国，将是中国、东亚乃至世界的大幸福。
抗战时期大批教授南下逃难，既是对生命的宝贵，亦是对文化的保存和珍惜。流亡中，人生苦况也达于极点。逃难挤火车，往往被挤得东倒西歪，挤上行李，又挤不上身体，悬在火车顶上逃命的时候，也所在多有。遇到日机跟踪轰炸，就只有听天由命了。
颠沛流离，人命颠危。老舍、梁实秋……都是如此。越到抗战后期，经济的窘迫也日胜一日。1944年闻一多写给友人的信中可略窥一二：“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他出卖过衣服、被褥，为买粮食，到处兼课，晚间诸事毕，方奏刀刻章卖钱。2005年6月始发现的闻一多书信，乃刻在一印章的边款，系抗战中他致史学家孙毓棠的临别赠言。其中，闻、孙两人曾经相约：“非抗战结束，不出国门一步。”原因是“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荣也”。
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初出版的《闻一多传》，记1943年秋季，闻先生在昆明，与友人小聚，漫谈抗战形势。其间一人发言，以为蒋先生称得上民族英雄，统率国人打如此规模的大仗。闻一多当即反驳道：“什么民族英雄！中华民族最大的刽子手卖国贼！他从第一次大革命以来杀了多少人，谁能给他算得清。就现在来说吧，大后方这批瘦丁病丁要死多少？大多数都是贫苦人家的儿子，不能为国去牺牲，而是在大后方白白地饿死病死，是蒋介石在作孽。抗战？都是八路军新四军打的，蒋介石抗战么？他只热心内战，制造摩擦。”
这些话，情绪激昂，不过我想，若是张自忠、王铭章、戴安澜、邱清泉、孙立人、余程万、廖耀湘、王耀武、杜聿明、关麟征……他们听到将做何感想？恐怕他们将有辩白的兴趣和冲动吧。
新闻从业者，相当辛苦。1938年的《大公报》汉口馆，张季鸾欲拔擢的一年轻人，受不了夜班的辛苦，说：“我不能这样出卖我的健康！”向来温厚待人的张季鸾先生生气了：“出卖健康？我们出卖了一辈子健康，从来没有怨言，他只作了两天就受不了，叫他走！”
在新的民族危难严重关头，一连串漂泊不定的日子接踵而至。知识分子的书籍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炮火，买书、藏书的条件都几乎丧失殆尽。到重庆、昆明等后方城市后，又积极搜寻，有的还是土纸印刷的“古本”，或罕见野史，毛边本。积习难忘，只要一册到手，不论是怎样无聊的东西，也总要翻一下。读着“每重九日例凄苦，垂七十年更乱离”这样的句子，面对朝天门码头的凄迷烟雨，隐现的黄桷树，确实五味杂陈。剩下的，也就只能是“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的感慨与悲凉。
詹锳教授，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回中文系任助教，教大一国文。那年日本飞机经常轰炸昆明，他曾经抱着闻一多先生的《唐诗大系》手稿跑过警报。“但是闻先生从来不跑警报，他怕跑警报耽误时间，在自己的院子里挖个防空洞，日本飞机来时，下防空洞躲一躲就算了……我到遵义去看中文系主任郭斌和先生，才知道他是归国留学生，教欧洲文学的。郭先生要带我去看校长竺可桢。我说大年初一早上，恐怕他不会上班。郭先生说：别人不上班，竺校长可能上班。到了校长办公室，果然全院一个人也没有，唯有竺校长一个人在那里办公。这给我一个终生难忘的印象。”
很多老先生毕生以国际一流水平鞭策自己，却很少言及治学的经验。他们反对急功近利，唯以为心态平和，才能有所创见。他们天赋甚高，却又深信熟能生巧，因此毕生勤奋有加，事事精益求精。从事研究是他们人生的最大享受，也是他们生命的支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