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在晚清这样一个“文化政治”正在兴起的时代里，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往往不是“女性的”形象，而是民族危机下本土文化与西方对手之间经过紧张的竞争、博弈与协商之后所形成的新的文化认同的女性化身。晚清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大多以借喻的形式呈现出儒家知识分子对于“文明再造”的强烈冲动，寄寓着他们对国家富强和现代化的渴望，以及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文明焦虑与认同危机。在此过程中，男性作者对“女性传统”的再构过程普遍汲取了儒家文化、西方现代思想与民族主义观念等思想文化资源。

概而言之，晚清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在身体、道德与文化3个维度上被详细和精确地再构：首先，她们的身体形象经历了一个从“情欲化”到“去情欲化”的国族主义动员过程。女性身体之“莲足”从情欲的物神化符号和文学审美对象沦为国耻的象征与国家富强之罪魁，经过“放足”这一身体改造运动女性身体则不再具有情欲意味。同时，被作为爱国主义“肉弹”而使用的女性身体，在文学作者的叙述中不具备自主情欲的权利，从而使得国家控制、掌握与使用女性身体的绝对权力得以确立。

其次，她们的道德形象在传统与西方的多种思想资源之间摇摆，并经历了复杂的熔合与重塑。这一现象与梁启超有关“新民”的道德论述具有同构关系，梁氏正是借助于儒家思想精英主义的“私德”传统与西方“公民”政治思想内涵来建构其“新民”理想的，但在针对女性的理想设计中，他更多强调了传统女德的价值并不惜以解构女性文化权威为代价。在具体的文学形象塑造中，女性的道德/政治主体位置是通过参与革命和自我牺牲而获得的，而女性的道德/文化主体位置则是通过向“传统”一再致敬而保持的，尽管表面上她们披上了西方/现代的外衣。

第三，女性的文化形象经历了最为深刻的颠覆和重构。在以梁启超《论女学》为代表的晚清女性教育改革议程中，女性在“文”这一儒家高等文化中积累起来的文化资本被彻底剥夺了，继而成为男性规训与教化的对象。但通过对西方语言与现代知识的驾驭，女性重新获得了文化权威，因为女性的跨文化能力与中国跻身现代国家的可能性直接地联系起来。女性写作的合法性标志，从传统才女“绣余”之诗作演变为“红袖添香对译书”的现代知识行动，而后者的文化内涵被“五四”前后浮现的新文学女性写作者所突破，她们从翻译转回到母语写作，并且不再依赖男性而彰显自己的文化主体性。

以上述3条线索为内在逻辑，本书以晚清文学中女性的5个典型形象来分析其建构过程：

第一个形象是解放了缠足的新女性。本来，在晚清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女性是以一种特殊的否定方式浮出历史地表的：“女”不是被当作与男性相对的一种生理性别来讨论，而往往被当作一种衰朽、病态的前现代状态的象征符码来使用。她是中国现代化的对立物和绊脚石，因此必须被声讨、剔除和再造。而改造女性的起点，就是否定前现代女性的身体，即批判“缠足”。西方目光的注视与“天足”概念自西向东的传播在此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缠足”内在于其自身起源传说之中的道德危机与其外在于时代的文化危机，才是其衰微的真正原因。与此相对应，解开缠脚布的改良主义女性形象，则意味着中国参与全球种族竞争的勇气和可能性，以及面向女性开放的全新知识空间与行动空间。

第二个是接受新式教育乃至走出国门的女学生形象。在晚清女性教育兴起的背景下，男性精英对女性的道德与才学加以重新界定，由此建构出相对于传统才女的新兴女学生形象。晚清之前的儒家主流文化赋予传统意义上的女性文学才华以道德/政治意义，使得后者在儒家文化的整体格局当中占据了一个既边缘又稳固的位置。然而，晚清中国的全面危机使得传统“才女”被问题化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革者认为以现代学校教育取代传统女性文化是实现国家富强的重要前提之一，而新的女学以国家富强为旨归、以培养“国民之母”为目标、以重新定义的妇德为价值核心。女留学生既是晚清女性教育的现实产物，也是寄托知识分子富强梦想的想象媒介。晚清整体性的文化危机投影在女性文化上，导致女学的重新定义、女性文化权威的剥夺与重建，以及有关女性写作道德合法性的复调讨论，从而在女性形象方面产生了从传统书斋中的“才女”到现代学校中“女学生”的演变，其中蕴含着女性要求文化自我赋权的渴望。

第三个是普遍存在于晚清激进话语中的“英雌女杰”形象谱系。在现代女学论述广泛传播的时期，“国民之母”曾一度成为理想女性的代称，它不仅仅意味着种族意义上的优秀基因，更意味着一种被重新诠释过的文化与道德。但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女性的性别角色被推向两极化，即性别化的“国民之母”与去性别化的国家保卫者——“英雌女杰”。无论是本土的“国女”形象，还是来自西方的索菲亚与罗兰夫人，晚清文本对她们的表现都呈现出某种强调身体、道德与性别角色的特定模式，而“英雌女杰”的本土形象与译介而来的西方形象之间，存在着强烈而深入的互动关系，她们彼此提喻甚至直接参与对方的建构。这一现象体现出中西文化共同建构晚清文学女性形象的微妙平衡，以及在这平衡中所孕育的新的危机，这将为下一个波澜诡谲的历史时期所书写的女性故事埋下精彩的伏笔。

第四个是在晚清“谴责小说”与“写情小说”里被重新召唤建构的名妓形象。与“狭邪小说”不同，“谴责小说”与“写情小说”并不以塑造特定的妓女形象为旨归，但其中的妓女人物形象往往超越风月，具有更深层次的文化意蕴：晚清名妓赛金花/曹梦兰在上海的书寓俨然改良派士人的思想沙龙，为我们揭示出晚清上海公共思想空间的一个面向，同时也揭示出新的经济资本、政治资本与文化资本紧密结合并指引时代变革的力量；晚明秦淮名妓的集体群像，经由清代直至清末民初文人的反复重写、模拟、神往，已经固化为一个永恒的传说并泛化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文化怀旧。晚清名士王韬笔下的上海名妓既是对晚明秦淮的概念化、符号化的致敬，也是业已逝去的“青楼—士子”传统的无力招魂，更是失去了身份优势的边缘文人的自我镜像与慰藉。这一镜像恰恰反映了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症候：士人（道统）不具有独立性，需要依附于皇权（政统）。正因为这一症候的长期存在，历史才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儿女之情与政治得失、国家兴亡捆绑在一起的可能性。

第五个是从清末民初一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男女作家所共同建构的“理想妻子”形象。这一形象寄寓着隐藏在晚清至“五四”文学中的传统文人情结。如果说男性作者对理想妻子的各种期待、寄托和想象都伴随着文人对理想自我与理想社会的憧憬与讴歌的话，那么这一伴生现象又由“五四”文学的女学生想象接续起来。清末的文人往往对理想妻子施以双重标准的想象：在公共性和时尚性的领域，他们希望妻子是仗剑美人式的“英雌女杰”，以寄托其救国之思；而在二人世界的私密领域，他们仍渴求一位传统意义上的红颜。辛亥革命落潮之后，以描写理想妻子与理想夫妻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一批江南文人旧籍重新热印，但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五四文化人那里，“理想妻子”成为他们阐释各自文化观念的借镜。同时，他们也对“理想妻子”的传统内涵进行了重构和再阐释。(https://www.daowen.com)

总之，晚清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基本经历了身体、道德与文化3个面向的传统再构。

首先，她们的身体形象经历了一个从“情欲化”到“去情欲化”的国族主义动员过程。“三寸金莲”作为情欲的现实与文学载体、作为传统诗文歌咏玩味的著名美学意象，在遭遇到“军国民”式的现代身体观冲击之后，从美的神坛上跌落下来，沦为惹人厌憎的赘余之物。与此相对应，解开缠脚布的改良主义女性形象，不会再有任何情欲意味，而是意味着中国参与全球种族竞争的勇气和可能性。在文学呼唤“女性救国”的时刻，被称为“国女”的反清女刺客，一方面要忘记两性的区别与相互吸引，对自己实行严格的“禁欲主义”；另一方面却要时刻提醒自己作为女性的存在，尤其是其“性用途”即“以色救国”。这种基于女性身体的性别悖论并未成为问题，因为此间男性作者唯一所要确立的就是“国家”对女性身体的绝对控制、掌握与使用。“禁欲主义”与“以色救国”两者殊途同归，印证了“国权/父权”对女性进行召唤征用之历史逻辑的客观必然性，并且再次强调了女人的身体这一“亘古不变的男人想象的空间”。

其次，她们的道德形象在传统与西方的多种思想资源之间摇摆，并经历了复杂的熔合与重塑。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参与革命的女性通过自我牺牲而获得道德/政治主体位置。举例而言，索菲亚是晚清最为流行的舶来的文化偶像与女性形象之一，对索菲亚形象的再现和演绎与中国知识分子对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兴趣有关。而这一兴趣的根源，来自于中国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的道德主义，即把政治行动理解为个人证明自己道德崇高的思维方式。索菲亚的传记作者强调其“不忍”之“仁心”，同时也借用侠客传奇的传统戏剧性笔调，让索菲亚以一种观众似曾相识的女侠形象出现。索菲亚隶属于传统“女德”的孝行也被特别强调了，似乎这是对她违反女性行为规范和僭越男性身份的一种道德上的纠正和弥补。她生活习惯上的“洁癖”更是与“道德洁癖”形成了互文性的关系。

第三，她们的文化形象经历了最为深刻的颠覆和重构。在梁启超开创性的论文《论女学》中，他认为在提倡现代女学之前，中国的妇女是“无学”的，从而妇女能够方便地被称为“蚩蚩然、塊塊然、戢戢然”，这个修辞不仅拒绝承认存在大量的才女/女性写作者和读者，更把男性想当然地视为女性的启蒙者/教师，于是女性在“文”这一儒家高等文化中积累起来的文化资本方面完全被剥夺了，从而成为男性规训与教化的对象。这里，男性是唯一有权定义文化和政治秩序的人，是历史的唯一主宰。然而，通过对西方语言与现代知识的努力驾驭，女性重新获得了文化权威，从梁启超笔下的康爱德到冰心笔下的亚茜，女性的跨文化能力与中国跻身现代国家的可能性直接联系起来，于是女性的文化属性在一种国族主义的框架下得到确认。而具有合法性的女性写作，也从传统才女的“绣余”诗作演变成现代贤妻的“红袖添香对译书”。后者的要素之一是“对译”，亦即作为男性知识主体的助手或者附属而存在。这一点已经被“五四”前后浮现的新文学女性写作者所突破，她们从翻译转回到母语写作，并且不再依赖男性而彰显自己的文化主体性。

笔者在写作中试图提请注意的是，由于受教育程度、行动范围和参与社会生活领域的有限性，女性生活与历史的变动性往往小于男性，即使是在风云诡谲的晚清，就普遍意义而言，女性生活的实际变化也难以与整个时代相称。女性的“现代”进程，至少不像人们想象得那样波澜壮阔，相反，女性与传统观念世界和生活方式的联系并不因为时代政治、经济的变革而阒然断裂，或者说，作为一个被建构的形象，女性的性别内涵与表现形式的变化更多地由男性所决定。在以往的性别研究中，曾有一种倾向即把女性与男性分离开来论述，过分强调女性的性别特质及其文化自足性，忽略女性与男性或者传统中国男性中心的家庭结构之间的联系。尽管此种激进的“分离女性主义”倾向在西方女性主义的发展脉络里已经遭到批判和扬弃，但在社会性别研究方兴未艾、“性别”刚刚成为问题与方法的大陆学界，尚有不少研究者出于矫枉过正的情绪或者策略，陷入方法论的吊诡境地：这种出于强调女性及其特有文化的主观论述，由于抽离了动态而多样的社会背景，反而在客观上造成了对中国女性特殊性的遮蔽。这种尴尬很容易出现在运用西方范畴来分析中国问题的研究当中，举例而言，“内”“外”——女性的内部空间和男性的外部空间——之别，颇不同于西方用来划分“家庭的”（domestic）和“公共的”（public）两个领域的界限。相反，“别”的原则倾向于强调，道德的自主性与权威集中体现在家内妻子和母亲的身上，它们又是丈夫或者儿子在外取得成功所必须依赖的——这是一个家族制度的重要原则，此制度构成了一种无间的、一元的社会秩序，以家庭为中心，以王治为疆域[1]。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中国传统家庭结构之内女性被赋予的角色、关系和地位，并不存在于西方文化之中。这个例子也就可以说明，在中国文化中被用来建构女性的社会性别关系和性别意识的那些概念、词汇和文学作品，为什么都与西方文化有着深刻而显著的不同。因此，笔者也特别注意对这种深刻的文化差异所带来的误读保持警惕，力求最大限度地挖掘文本所承载的本土文化信息而慎重使用西方分析范式。

同时，笔者也试图克服一种把晚清与之前的盛清、之后的“五四”隔绝开来单独强调的倾向，尽管晚清是一个相当独特和迷人的历史时期，但它并不是历史断裂的标志，更不需要通过否定前代来强调自身的合法性（之后的“五四”也是如此）。中国的历史特别是文学与文化的历史具有内在而强大的延续性，与其说晚清是一个具有“现代性”自觉的时代，不如说每一个时代都在学术、思想、文化的积累中，在日常生活和伦理世界的形成中体现着自我肯定与发展的“现代的能动性”。因为“现代性”既是一个时间过程，也是一个生活世界通过文化和价值的生产，不断回到并肯定自身的循环往复的过程。[2]

在即将结束本书的时刻，笔者有一种强烈的感受，那就是这些姹紫嫣红的女性形象并不具有一望见底的清澈感，而仿佛是一些重重叠叠的影子。事实上，站在另一个世纪的交口遥望晚清，似乎已经很难分清她们谁是谁了——晚清小说《孽海花》中的中国名妓傅彩云被呈现为一个西方交际花，而她的外语教师夏雅丽（也就是改头换面的俄国无政府主义革命女杰索菲亚）则被相当戏剧化地呈现为尤三姐式的中国烈女。这种形象重叠造成了非同寻常的美学效果，以至于后来者很难不被她们吸引。如果仍要以“新”与“旧”这类俗套的词语来形容她们的话，那么，她们的确仍是一叠叠“旧”影子，却在建构她们的男性的笔下，经过精巧复杂的拆解与重构，凝聚起“新”的知识、观念与想象；她们形状特异的“旧”，是已经绝版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那种旧，她们的“新”却好像镶在时代门面上的一颗金牙，因为小荷才露的生怯、幼稚与热情而耀眼夺目。

说到底，笔者之所以关注这些形象，并非刻意与她们之后的“新女性”及其所赋予人们的历史进化的欣快感唱对台戏，而是希望纠正这样一种历史错觉：“新”竟那样容易地取代“旧”么？——“故鬼”总是要重来的，历史与文学常常从自身复制出自身，用已有的内容来充实新的希望；从往事中寻找依据，拿前人的形象来镜照今日的世界。探究这些经历了重重再构的女性形象是一个艰辛而有趣的旅程，因为“人类文明之所以能永远延续发展下去，最重要的是因为它的结构来自它自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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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定宜庄、颜宜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2]张洁宇：《我们今天怎样做中国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反思——张旭东访谈》，《中华读书报》，2002年7月17日。

[3]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郑学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