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位置及其文化意义
在有关理想妻子形象的讨论中，我们需要特别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具有勾连起诸多文本形象的神奇能力。它就是女性的跨语言/文化的能动性，其具体表现就是“翻译”。下面是冰心小说《两个家庭》中的一段：
三哥坐在书桌旁边正写着字，对面的一张椅子，似乎是亚茜坐的。桌上对面有两本书，一本是原文，一本是三哥口述亚茜笔记的，字迹很草率，也有一两处改抹的痕迹。在桌子的那一边，还垒着几本也都是亚茜的字迹，是已经翻译完了的。[103]
小说叙述者“我”在此不仅感慨道“这正应了梁任公的诗句‘红袖添香对译书’”。这一场景也的确分明是梁启超“红袖添香对译书”（《纪事》二十四首）之夫妻生活理想的“五四”版本。古代读书人的理想妻子是“红袖添香夜读书”，有个美艳娇妻在旁侍候伴读，即使再枯燥的经书，看起来也别有一番情趣；而时至晚清，以梁启超为带代表的知识分子的理想妻子，则由伴读变成了“相对译书”，这里蕴含着两性平等精神交流的渴望，也传达出对女性的新鲜诉求——她需要接受西方的现代教育并拥有跨文化能力，最好能够具备足够的语言能力来传播现代思想，为中国“头脑”的现代化而助她的伴侣一臂之力。
1899年，梁启超访问美国夏威夷寻求对变法的支持，当地一位名叫何惠珍的年轻女性（她的身份是小学教师，且英文娴熟流利）在各种场合充当梁启超的翻译。为了纪念他们共处的时光，梁启超写了一组长达二十四首的组诗《纪事》，诗中充满了暧昧的情感描写，暗示一种可能存在的爱情关系[104]。其中第七首诗中的一联写道：“奇情艳福天难妒，红袖添香对译书。”“红袖”的现代化身被重新定位了，她对于男性的重要性绝非仅仅“添香”而已，而是以一种共同行动的形象参与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建构中。另外一个隐含的议题是，当“文”这种儒家高级文化赋予女性的权威被梁启超的“才女批判”所剥夺之后，对英语的精通和对西方知识的驾轻就熟就成为女性文化权威的新的来源。
这种新的文化权威崇拜在“五四”时期被更进一步地强化了，于是我们也就可以从另一角度来理解为什么鲁迅笔下的涓生对子君如此失望和厌恶：当涓生伏在窄小的书桌前“翻译”的时候，屋子里总是散乱着碗碟，弥漫着煤烟，加以鸡鸣狗吠和子君不断催促吃饭的声音——她不仅不能作为添香的“红袖”与他“相对译书”，反而简直是对他这一理想的讽刺。我们可以猜测子君没有进行自我文化赋权的意识与适当机会，小说中也没有展现其更多的行为逻辑，但就这一女性理想的破灭以及知识男性因此导致的绝望情绪而言，鲁迅的叙述已经相当充分了。
如果我们再次回顾曾朴在小说《孽海花》中对傅彩云的表现，那么也可以发现，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文化越界的妓女，是一个颇具“承上启下”作用的女性形象：她身处在儒家高等文化走向没落、以诗歌写作为核心的女性文化权威被剥夺的时代，同时以对英语和西方文化知识的驾驭能力为代表的新的文化权威尚未稳固建立。于是她既不懂得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也没有谋求新的学习内容。她倒是向一位外国女性学习了德语，但她的语言能力完全被用在敲诈恩主和与外国男人调情这类与“文化”毫不相干的闲事上面，而不是怀着某种虔诚的现代愿景来充任传播西方思想文化的行贩，正如冰心笔下的亚茜所表现的那样。后者虽然是一个出自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却对男性的“红袖理想”相当领会，并妥帖而又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时至“五四”，女性所能拥有的文化权威已经相当确定了，然而以冰心为代表的知识女性纷纷投身写作实践，暗示了一个新的能动空间。这个空间在此后一个世纪中不断延续和生长，女性则在写作空间中逐渐重制其文化权威，这个权威不再来自西语的翻译，而是来自母语的写作。如果说对“才女”写作能力的崇拜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的话，那么20世纪的女性写作则演绎出另一个再构传统的故事。
[1]伊瓦·戴维斯：《妇女、族裔身份和赋权：走向横向政治》，见陈顺馨、戴锦华选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42页。
[2][意]安倍托·艾柯（Umberto Eco）：《悠游小说林》，俞冰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40页。
[3]鲁迅：《灯下漫笔》，此篇最初分两次发表于1925年5月1日、22日《莽原》周刊第二期和第五期。见王得后编：《鲁迅杂文全编》，李庆西注，上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25页。
[4]这部煌煌12卷、120余篇的小说集最初以单篇形式发表于《申报》发行的《画报》中。这个画报每月出版3期，《淞隐漫录》从1884年下半年开始在《画报》刊载，每期一篇，配图一幅，直到1887年底才刊登完毕，不久由点石斋结集成书，由当时著名画家吴友如、田英配图，石印单行本行世。
[5][清]王韬：《淞隐漫录》，王思宇校点，《卷一·仙人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5页。下二引文同。
[6][清]王韬：《淞隐漫录·自序》，王思宇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下二引文同。
[7][清]王韬：《淞隐漫录·自序》，王思宇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
[8]见立德夫人：《劝戒缠足丛说》，《万国公报》，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号。
[9]高旭：《报载某志士送其未婚妻北行，赠之以诗，而诗阙焉，为补六章·之三》，见郭长海、金菊贞编：《高旭集》，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94页。其时，革命党人常把俄国虚无党女杰苏菲亚与“少年意大利”党领袖玛志尼作为择妻选夫的理想对象。
[10]两诗句见柳亚子：《磨剑室诗词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6、61页。
[11]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95页。
[12]柳亚子：《哀女界》，《女子世界》，1904年第9期。
[13]见柳亚子：《磨剑室诗词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6页。
[14]么凤：《咏史八首·之七》，《中国新女界杂志》，1907年第3期。
[15]有关秋瑾之死在当时社会引发的舆论与后续事件，详见夏晓虹：《晚清人眼中的秋瑾之死》，《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16]《药》作于1919年4月，后被收入小说集《呐喊》中。这篇小说通常被解读为鲁迅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省：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牺牲了，后者不仅浑然不觉，而且觉得这牺牲是可以“享用”的。主人公夏瑜则隐喻秋瑾——“夏”与“秋”相对，“瑜”与“瑾”相对，而且都从玉旁；夏瑜被杀的地方有4个暗淡金字“古某亭口”，暗指秋瑾就义之处“古轩亭口”。不过经此转换，革命者的性别以及性别赋予历史的更多意味被忽视了。
[17][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398页。
[18]秋瑾：《谢道韫》，见郭长海、郭君兮辑注：《秋瑾全集笺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98页。
[19]陶在东：《苗山今昔谈·秋瑾遗闻》，《大风》，1938年7月第15期。
[20]秋瑾：《致秋誉章·其四》，见郭长海、郭君兮辑注：《秋瑾全集笺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273页。
[21]徐自华：《祭秋女士文》，转引自刘纳：《颠踬窄路行》，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年，第175页。
[22]徐自华：《祭秋女士文》，转引自刘纳：《颠踬窄路行》，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年，第175页。
[23]秋瑾：《芝龛记·之三》，见郭长海、郭君兮辑注：《秋瑾全集笺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4页。
[24]转引自李奇志：《清末民初思想与文学中的“英雌”话语》，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01页。
[25]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10页。
[26]刘纳：《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13、132页。
[27]在此我不打算讨论这些鸳鸯蝴蝶小说及其女性形象塑造，一方面是因为前贤已经对此有过精彩的论述如Perry Link，“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林培瑞：《鸳鸯蝴蝶派：20世纪早期中国城市通俗小说》），以及Hu Ying，Tales of Translations：Composing the New Woman in China，1898-1918，Pala Alto：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胡缨：《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一女性支系不属于我们之前确立的主题，它是一种声嘶力竭之后的喘息，一种无所寄托的沉溺。
[28]包括[明]冒辟疆《影梅庵忆语》、[清]沈复《浮生六记》、[清]陈裴之《香畹楼忆语》、[清]蒋坦《秋灯琐忆》等，这些几百年前江南民间文人写下的旧籍小文，所记内容均为个人的家庭夫妇生活。“在旧时，这类文字既属闺阃生活琐事，复多不合正统礼教，故皆属文坛末流，为士林所不屑。然而，在西学涌入、新说叠出的二三十年代，它们却成了与西书新著并列流行的文字，此一现象颇值得玩味。”见李长莉：《〈浮生六记〉与“五四”文化人的三种解读》，收入《现代中国》，第七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29][清]沈复：《浮生六记》，俞平伯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76页。
[30][清]沈复：《浮生六记》（汉英对照），林语堂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第6页。
[31]俞平伯：校点重印《浮生六记》序，[清]沈复：《浮生六记》，俞平伯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据北京朴社1925年第3版），第11页。下文所引俞平伯文出处皆同。
[32]林语堂：《浮生六记》英译本序，《林语堂著译人生小品集》，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114页。
[33]林语堂：《生活的艺术》，《林语堂文集》，第七卷，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年，第272页。
[34]同上。
[35]林语堂：《论读书》，《林语堂著译人生小品集》，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178页。
[36]林语堂：《浮生六记》英译本序，《林语堂著译人生小品集》，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114页。
[37]同上。
[38]同上，第113页。
[39]林语堂：《生活的艺术》，《林语堂文集》，第七卷，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年，第149页。
[40][英]霭理士（Henry Havelock Ellis 1859—1939）：《性心理学》（Psychology of Sex），潘光旦译注，原书由英国伦敦威廉·海纳曼出版公司于1933年出版，潘光旦于1939年至1941年译完，1946年在重庆出版。本研究对此书的引文据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41][英]霭理士：《性心理学》，潘光旦译注，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437页。
[42]同上。
[43]潘光旦弟子、也是著名社会学家的费孝通在《重刊潘光旦译注霭理士〈性心理学〉书后》中写到：“潘先生广博洋溢的学术思想始终没有越出他自己选定的那条‘强种优生’的主流”。见[英]霭理士：《性心理学》，潘光旦译注，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756页。
[44]潘光旦：《优生概论》，潘光旦，潘乃穆编：《潘光旦文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81—282页。
[45]同上。
[46]同上。
[47]参见李长莉：《〈浮生六记〉与“五四”文化人的三种解读——现代家庭观念中民间传统的延续与变异》，《现代中国》，第七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48]辜鸿铭：《辜鸿铭文集》，冯天瑜标点，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36页“女子改良学堂”。(https://www.daowen.com)
[49]《“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载于1919年9月4日《北京晨报》，署名“生谢婉莹投稿”。引文见李保初、李嘉言选编：《冰心选集》，第六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29—235页。下文所引皆出于此。
[50]沈从文，凌宇编：《沈从文小说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406页。
[51]《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宣言》，见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18页。
[52]《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宣言》，见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21页。
[53]“场域”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用语，主要指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知识文化空间（relatively autonomous fields of knowledge and culture）。参见[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35页。
[54]关于“小资产阶级”文学人物形象的政治、文化属性及其形成过程，参见郑坚：《吊诡的新人——新文学中的小资产阶级形象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54—83页。
[55]见《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期（1915年9月15日）。下文所引皆出于此。
[56]庐隐：《海滨故人》，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4卷第10号（1923年10月），引文见肖凤、孙可编：《庐隐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79页。
[57]庐隐：《海滨故人》，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4卷第10号（1923年10月），引文见肖凤、孙可编：《庐隐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78页。
[58]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44页。
[59]《秋风秋雨愁煞人》，连载于1919年10月30日至11月3日《北京晨报》，后收入小说集《去国》（1933年北京：北新书局出版）。发表时题前注“实事小说”，署名“冰心女士”。引文见卓如编：《冰心文集》，第一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97—102页。下文所引皆出于此处。
[60]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44页。
[61]见肖凤、孙可编：《庐隐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81页。
[62]关于五四文学与知识青年的关系，参见郑坚：《吊诡的新人——新文学中的小资产阶级形象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70—71页。
[63]《伤逝》后来收入小说集《彷徨》（1926年北京：北新书局出版），但之前没有公开发表过，这在鲁迅的创作中是少见的。《彷徨》收入了鲁迅作于1924至1925年间创作的11篇小说。此时正是五四运动后新文化阵营分化的时期，原来参加过新文化运动的人，“有的退隐，有的高升，有的前进”，鲁迅在《题〈彷徨〉》一诗中说：“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这便是题名《彷徨》的来由。他也在《彷徨》的扉页上引用了《离骚》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64]在周作人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他曾提到：“《伤逝》不是普通的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之情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为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不大会错的。”（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483页。）这一说法也有据可究。1925年10月12日，周作人在《京报副刊》上以“丙丁”的笔名发表了他翻译的罗马诗人喀都路斯悼念亡兄的一首诗，题目就是《伤逝》。鲁迅是这个副刊的经常撰稿人和每天的读者，当然会看到这一篇。仅仅9天之后，他就写成了小说，同样以《伤逝》为题。《伤逝》写成以后的第十二天即1925年11月3日，鲁迅又创作了小说《弟兄》。许寿堂认为这篇故事大部分取材于1917年鲁迅与周作人同寓北京绍兴会馆期间，周作人患病、鲁迅寻医照顾的真实经历（见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关于〈弟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第37页）。因此可以看出鲁迅在创作《伤逝》和《弟兄》的一段时间里，1923年7月发生的兄弟失和事件以及它所带来的内心创痛重新又回到他的精神生活的中心了。
[65]此为鲁迅于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的演讲，当时鲁迅刚刚受聘于这所学校不久。讲稿发表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刊》1924年第6期。
[66]曾琦：《妇女问题与现代社会》，《妇女杂志》，第8卷第1号（1922年1月）。
[67]鲁迅认为易卜生的本意并非要做妇女解放的导师，写《玩偶之家》“不过是做诗”。演讲原文为：“……伊孛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就如黄莺一样，因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给人们听得有趣，有益。伊孛生是很不通世故的，相传在许多妇女们一同招待他的筵宴上，代表者起来致谢他作了《傀儡家庭》，将女性的自觉，解放这些事，给人心以新的启示的时候，他却答道，‘我写那篇却并不是这意思，我不过是做诗’。”鲁迅在这里有意要破解文学/诗的迷思，希望女学生们不要把文学当作真实的社会和人生来理解。
[68]演讲原文为：“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别的法。”
[69]余英时：《中国近代个人观的改变》，收入沈志佳编：《余英时文集》，第二卷《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2—36页。
[70]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
[71]Vera Schwarcz，“Ibsen’s Nora：The Promise and the Trap”，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1975，7（1），pp3—5.
[72]以往的历史/文学书写，绝大多数忽略了女性的存在、声音与诉求，但晚近以彰显女性声音、正视女性诉求的研究视点，在拆解男性精英建构女性这一“他者”以再现自身的叙述策略的同时，却也容易忽视男性自身的欲望、焦虑与价值诉求。
[73]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97页。
[74]许寿裳在谈论鲁迅创作的《弟兄》时，认为小说取材于鲁迅和周作人兄弟的真实经历，并且不无伤感地说：“在1923年8月迁居砖塔胡同之前，他们两人真是‘兄弟怡怡’。”“兄弟怡怡”是孔子教子路之语，见《论语·子路》，向来用作兄弟和洽关系的最高形容。小说中的兄弟二人，正是被称为“兄弟怡怡”的，然而这一谀辞却是在不易察觉的讽刺的意义上使用的。误以为弟弟患了猩红热的沛君，在同事、车夫、大夫等人面前，表现得十分焦虑关切，甚至有些夸张而神经质地联想到棺木、后事、养活侄儿；当弟弟被确诊为“疹子”而无生命之虞后，沛君却继续在梦境中按规矩收殓弟弟的尸首而得到宗族众人的“交口称赞”。这些臆想不顾弟弟可以存活的现实而执意继续，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有的研究者指出小说“在兄弟友善的表层意识背后，隐含着一种强烈的悼亡心理和复仇心理”（李明：《关于〈弟兄〉隐喻的解读》，见《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2期），而这悼亡和复仇的对象，不是具体的人，而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传统伦理价值观念，鲁迅通过小说所表达出来的，是“想摆脱伦理的粘连，实现‘个人主义’”的冲动（唐复华：《鲁迅的“寻根”——读〈弟兄〉和〈离婚〉》，见《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7月号）。
[75]《鲁迅小说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第206页。
[76]《鲁迅小说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第206页。下引皆同，不再赘述。
[77]从子君“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的臂膊，布的有条纹的衫子，玄色的裙”的外貌来看，她确乎是一个女学生，而涓生滔滔不绝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也确乎是一个新潮的男学生或者男教师。
[78]Margaret L.King，“Book-Lined Cells：Women and Humanism in the Early Italian Renaissance”，in Patrica H.LaBalme ed.，Beyond Their Sex：Learned Women of the European Past.New York，NY：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0.
[79][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2、83页。
[80][日]竹内好：《鲁迅》，见孙歌编：《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8页。
[81]《〈野草〉主体建构的逻辑及其方法》，见[日]木山英雄，赵京华编译：《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4页。
[82]《“死火”重温——〈反抗绝望〉新版导论（代）》，见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3、24页。
[83]因此鲁迅在专门为女学生所作的《娜拉走后怎样》中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但是，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志跋绥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惟有说诳和做梦，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
[84]鲁迅：《答有恒先生》，原刊《北新周刊》1927年10月1日第49、50期合刊，后收入《而已集》。引文见王得后编：《鲁迅杂文全编》，李庆西注，上册，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15页。
[85]丁玲：《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原载《小说月报》第21卷第9号（1930年9月），后收入《一个人的诞生》，上海：上海新月书局，1931年。引文见湖南人民出版社编：《丁玲文集》，第一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8页。
[86][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2页。
[87]同上，第75页。
[88]在中国传统语境中，“主妇”原意为“主人之妇”或者“正妻”，如《仪礼·士昏礼》：“见主妇，主妇合扉立于其内。”又如《战国策·魏策一》：“臣之事王，若老妾之事其主妇者。”主妇的身份是相对于侍妾与子妇而言的，身为“主妇”的女性在儒家父权制家庭结构中所拥有的权力与地位，远远大于其他身份的女性，因此这个词在前现代的中国是与传统家庭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含有强烈的权力意味。
[89]作者正式署名为“冰心女士”，后收入小说集《去国》，北京：北新书局，1933年10月初版。
[90]关于这一二元结构的详细分析，参见[韩]任佑卿：《现代家庭的设计与女性/民族的发现：从冰心〈两个家庭〉的悖论说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2期。
[91]冰心：《两个家庭》，见卓如编：《冰心文集》，第一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7页。
[92][韩]任佑卿：《现代家庭的设计与女性/民族的发现：从冰心〈两个家庭〉的悖论说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2期。
[93]冰心：《两个家庭》，见卓如编：《冰心文集》，第一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10页。
[94]冰心，卓如编：《冰心文集》，第三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147页。
[95]《回忆“五四”》，作于1979年3月2日，载上海文艺出版社：《文艺论丛》，第8辑，引文见卓如编：《冰心文集》，第五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118页。
[96]鲁迅作于1922年的《〈呐喊〉自序》谈到留学日本仙台学医和“幻灯片事件”：“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见《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417页。
[97]《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87页。
[98]冰心，卓如编：《冰心文集》，第二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132页。
[99]严敦易：《对于〈寂寞〉的观察》，《小说月报》，第13卷11号。
[100]赤子：《读冰心女士作品底感想》，《小说月报》，第13卷11号。
[101][德]H·R·姚斯、[美]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1页。
[102]戚真赫：《论冰心的良知意识与人格模式》，《福建论坛》（文史哲版），2008年10月号。
[103]冰心：《两个家庭》，见卓如编：《冰心文集》，第一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7页。
[104]这些诗歌发表在日本出版的《清议报》上，以至于出现了好几个关于其私生活的传说版本。一个版本说，梁启超这个当时已婚的男人主动追求何惠珍，遭到何的拒绝，理由是“文明国律”不认可一夫多妻。另一个相反的版本则说是梁启超拒绝了何惠珍的追求，理由是他婚姻幸福，而且早就公开反对一夫多妻。然而，在夏威夷逗留两年后，梁启超却纳了一个妾，尽管没有正式承认过她。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7—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