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妻子的文化问题
冰心在一篇散文《往事（其二）·八》（被郁达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中谈到自己想到大海上守灯塔的愿望，承认与人群大陆隔绝是一种牺牲，而且有“避世”之嫌，但是“只要一样的为人群服务，不是独善其身，我们固然不必避世，而因着性之相近，我们也不必避‘避世’”[94]。避世的守灯塔者，乃是冰心的自我心像与理想妻子的隐喻。这一身份的核心价值，在于对丈夫精神上的慰安，在于其夫妻关系中的互动能力。对此她用含蓄的譬喻加以描述：
几多好男子，轻侮别离，弄潮破浪，狎习了海上的腥风，驱使着如意的桅帆，自以为不可一世。而在狂飙浓雾，海上山立之顷，他们却蹙眉低首，捧盘屏息，凝视着这一点高悬闪烁的光明！这一点是警觉，是慰安，是导引，然而这一点是由我燃着！
正是在这一点上，冰心笔下的理想妻子与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划清了界限：表面上两者没有多大区别，都是以家庭为本位、以对丈夫和子女的义务为本分，但她们的核心价值已经从“母性”转移到“妻性”，而在她们的意识中，也已初步生成了性别角色的自觉与相应的价值判断，并且基于此而主动选择了生存空间。对于现代主妇而言，家庭不仅是一个生存和劳作的空间，而且还是一个具有更深的女性自我价值实现意义的空间。在这一空间内，女性如“灯塔”般被丈夫信赖和需要着，当然也在这一空间内，由女性传播的现代知识与观念催产着现代国民的意识，并由女性“身体力行”着新一代国民的实际繁衍。
然而我们还需要追问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这个问题从盛清时代起就困扰着有才华的妇女，这就是在一个理想妻子的身份构成中，女性的文化生产即“写作”，究竟占据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在“五四”文学的历史上第一个成功塑造了现代理想妻子形象的冰心，从未想过要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最著名的作家行列。她在晚年所写的一篇自述中，这样解释自己肇始于1919年的写作渊源：
那时我是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一年级的学生，学生自治会的“文书”。在“五四”运动的前几天，我就已经请了事假住在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陪着我的动了耳部手术的二弟。“五四”那一天的下午，我家的女工来给我们送东西，告诉我说街上有好几百学生，打着纸旗在游行……到学校一看，学生自治会里完全变了样……修道院似的校园，也成了女学界联合会代表们开会的场所了……我也就参加了联合会的宣传股。……我们三五成群地挥舞着旗帜，在街头宣传，……我们开始用白话文写各种形式的反帝反封建的文章，在各种报刊上发表。
那时我的一位表兄刘放园先生，是北京《晨报》的编辑者之一。……他不但在《晨报》上发表我们的宣传文字，还鼓励我们多看关于新思潮的文章，多写问题小说。这时新思潮空前高涨，新出的报刊杂志，象雨后春笋一般，几乎看不过来。如《新青年》、《新潮》、《中国青年》一直到后来的《语丝》……我用“冰心”这个笔名投稿，一切稿子都由刘放园先生转交，我和报刊编辑者从来没有会过面。
这时我写东西，写得手滑了，一直滑到了使我改变了我理想中的职业。在这以前，我是一心一意想学医的。因为我的母亲多病，我的父亲又比较相信西医，而母亲对于西医的看病方法，比如说听听胸部背部吧，总感到很不习惯，那时的女西医还很少，我就立志自己长大了一定要学西医，好为我母亲看病。[95](https://www.daowen.com)
这段自白包含了丰富的信息。首先，她作为一名大学预科的“女学生”，不是主动而是被动地“卷入”了“五四”运动，她所做的工作不过是配合学生会组织进行较外围的文字宣传，“宣传”是她文字生涯的起点。其次，她的宣传文字的发表平台是由一位族亲长辈、一位思想进步的编辑提供的，很长时期内这位编辑都担任她写作的代理人。最后，恰好和鲁迅一样，冰心也经历了“弃医从文”的转折，两人学医的初衷也都是为了孝亲。但有所不同的是，鲁迅通过著名的“幻灯片事件”[96]，意识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97]，重要的是“改变他们的精神”，从此有志于善于改善人类精神的文艺。而冰心从未有过或者宣称过类似的内在的自觉，她声称自己只是“写滑了手”。冰心竭力规避写作的“目的性”及其政治倾向，这透露出此篇自传写作时代的气味。20世纪70年代末，正是许多知识分子因“文化大革命”而斯文扫地、噤若寒蝉了10年之久，刚刚开始迟疑地试探性写作的时候。不过，冰心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写作当做职业和社会改良事业，这也是实情。早在她以“问题小说”而蜚声文坛、逐渐被视为知名而重要的新文学作家的1922年，就在一首题为《假如我是个作家》的散文诗中自明心迹：
假如我是个作家/我只愿我的作品/入到他人脑中的时候/平常的，不在意的，没有一句话说/流水般过去了/不值得赞扬/更不屑得评驳/然而在他的生活中/痛苦，或快乐临到时/他便模糊的想起/好像这光景曾在谁的文字里描写过/这时我便要流下快乐之泪了！
假如我是个作家/我只愿我的作品/在世界中无有声息/没有人批评/更没有人注意/只有我自己在寂寥的白日，或深夜/对着明明的月/丝丝的雨/飒飒的风/低声念诵时/能以再现几幅不模糊的图画/这时我便要流下快乐之泪了！[98]
看到这首诗，我们很容易联想到盛清时代那些把写作称为“绣余”的大家闺秀们。她们始终对写作的合法性感到歉然，并一直挣扎在销毁自己的文字与辑录、流传它们的矛盾心情之中。冰心和她们一样，不愿意自己的文字引起别人的注意，而是满足于一己心情的抒发与记录，甚至连掌握了一定文化资本的男性代理人这一点她也同样具备。只不过，她比盛清时代的闺秀们多了一点对于底层人群的同情怜悯，这不能不说是拜时代所赐，当然也与她置身教会学校的教育背景深深相关。在其文本中所涉及的社会层面上的青年问题、底层苦难问题等，最终都会融归于上帝的慈悲与宗教性的爱。
虽然“爱的哲学”在当时就遭到左翼人士的批判，但读者对冰心的普遍接受和喜爱却是不争的事实。其中深层次的原因，恐怕在于冰心的自我认同与人们潜意识领域中积淀已久的传统道德观念和已经形成刻板印象的古典闺秀才女形象有一种暗合，她“爱的哲学”的道德属性，她内敛、贞静、稳健而理性清明的女性意识与自我贬抑的创作观，使她得到了多个层面的认可和赞赏。她被视为“荷花”“秋水”“海鸥”“夏日的清泉”，她的作品“无一篇不令人受绝大的感动”[99]，她的人格被看作是“超然高举，一尘不滓”的[100]，是“向上”而“健康”的。正如接受美学的创立者所言，“文学和读者间的关系能将自身在感觉的领域内具体化为一种对审美感觉的刺激，也能在伦理学领域内具体化为一种对于道德反映的召唤”[101]。
总之，《两个家庭》中的亚茜是写作的——不是文学创作，而是翻译，也就是行贩并传播西方的现代知识与理念；而冰心自己是创作的，她宣扬纯然圣洁的母爱以及抽象泛化的“爱的哲学”，同时在创作态度上相当低调和内敛，契合着古典闺秀的道德形象与写作观念。在冰心的文字自我中，新与旧、现代与传统两种价值准则和观念系统皆可运转自如，她立足于两种价值准则之内而不外在于任何一个价值系统。恰恰是这样一种文字建构方式，与接受大众的显在和潜在、新观念与旧意识的观念形态相一致，成就了冰心的理想自我与人格模式，以至于有的研究者断言：“历史地看，冰心的人格模式从形成之时起，便植根于深厚的文化土壤中。”[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