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社区管理对接基础：理论解析

对接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社区管理时，应平衡患者家属的权利和患者的权利，尤其是一些国家不仅收入较低，且文化程度不高，甚至并未接受过教育，导致“父权”思想猖獗，如印度政府并不会对精神障碍人员予以照顾，而是交由家属处理，即使是一些资源也未能提供，所以家属在实际生活中承担很大压力。并且，家属侵害精神病患者权利的行为与现象最便利且最有可能。如哈特所言，无论民法还是刑法，很多例子表明部分家庭存在家长主义。《布尔韦尔-利顿夫人的囚禁》为马克思所著，其中便有一则故事探讨精神病患者应由谁照顾的问题。患者儿子认为“他是患者的儿子，他对其母亲的身体及精神状况最为了解”，但是马克思表示怀疑，母亲长期得不到孩子的关心，在父亲的策划下，将妻子强行送到医院中，无论从法律角度还是情感角度，均不能将其视为布尔韦尔夫人的保护人。^[12]在司法上，“监护”一词诞生已久，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两大法系中，均选择用监护制度来保护智力上、精神上或因年龄过大而无法实现自我保护的残疾人或成年弱者，结合立法来保护特殊利益，与此同时，保护人有权对本人自主权予以限制。虽然这种保护方式并不理想，甚至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弱者本人能够得到有效保护。如德国，限制了被照顾人的代理权、撤销权以及同意权等部分权利，将其交由照顾人代替行使；日本采取的成年后见制度干预了被后见人事务的代理权、撤销权与同意权等；英美各国也同样如此，采取强制保护的方式使弱者代理权、同意权等受到限制，并将其交由监护人代为行使。^[13]然而，采取干预本人事务的方法导致当事人部分权益受到限制，将其合法权利交由监护人行使，为民法成年监护制度如自我伤害理论、家长主义理论等妥当性提供了一定参考依据。